先前那点事儿第三部 9

        1986年春，社会学系一个在读女研究生小明，托福一把考过600分，只填写了美国两个大学的一堆申请表格以后，就获得美国某女子大学硕士研究生直接的资金支持和入学通知，后面的护照、签证都是一路顺风顺水，不久就在那所大学学习了。

        小明去留学，除了推荐信以外，全是靠自己“折腾”的，一方面她确实优秀，另外一方面，她的运气也很不错。

        社会学系也有另外几个硕士研究生直接出国留学，情况各不一样，但都是在国外大学资金帮助下，实现的“自费”留学。

        这套程序，如果您是在1987年以前启动，还算好办，如果您在1985年以前启动，顺风顺水的概率极高，因为那时候在美国的中国大陆留学生极少，人家会像欢迎大熊猫、金丝猴那样欢迎你。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当这些方法不胫而走以后，大家都一股脑儿地蜂拥去申请，导致出国留学的门槛也就越来越高了。

        能否出国留学，个人的经济实力是一个重要因素。从学习英语开始，一切都要用钱铺路，买资料、报学习班、托福考试报名费、国际邮件费，还有中方代理机构收取的代理费，七七八八，没有几千人民币打底，你趁早就别折腾了。而这笔钱对于1980年代的普通大学生来讲，就是卖血也凑不齐的"巨款"。因此出国留学的念头不能轻易动，一旦你投入了时间、精力、金钱，后面的路再难也得咬牙走下去，否则前面的投入都白费了。这就是我们称之为“出国留学”的不归路。

        据说1990年代初有那么几年，对大陆留学生的资金支持突然放松，以后就恢复如常，而且获取资金支持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除了您是超级学霸中的超级学霸，您的才能让那帮美国人垂涎，否则如我这样的平庸之辈，自费留学的费用，必须自己全额支付。

        在1980年代，北大同学也有自己支付学费去留学的。

        比如：我有个小学同年级同学“钢”，1979年考入北大法律系，1983年100%自费出国留学，我们很熟，据说他家背景不“浅”，我知道他的父亲是北京某大医院副院长，只知道这厮有钱，但没想到他们家这么有钱。

        不过类似“钢”这种条件的，在那时候的中国大陆，少之又少，绝大多数基本都在无产阶级队伍里，比如我们红大楼，按理说平均生活水平不低，但如果就现金收入计算，和美国人相比，那绝对是少得可伶。

        北大绝大多数同学的家庭都很一般，条件好的有，但很少很少。

        不过也有想方设法找到担保以后，先去美国，在那里边打工边学外语，什么时候托福过关（后来又有了GRE考试，就是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再入学。

        我的发小“死鸟”就是以这种方式混到美国的。

        在北大我也听说同年级经管班一个同学也是这么混到美国的。详细情况不知，只当案例，作为社会集体记忆的一个分镜头吧。

        在北大，如果计划出国留学，必须经过那么多沟沟坎坎，我在大学四年级，也做了一些尝试，虽然参加了托福考试，但成绩均没有达600分，我自动止损出局。

        不过同学晓冬听说我在做出国梦，也跟着屁股后面凑热闹，说：如果你丫打算出国，让他在人大当教授的父亲给我写推荐，我顺手就用打字机（也是花了200块买的，很肝疼）写了三种不同风格的推荐信，其中之一，请晓冬的父亲赵叔给签了大名。

        晓冬挺逗，说如果推荐人不够，可以再让北大经济学系的厉老师推荐。

        厉老师给我们上过一个学期的政治经济学课，记得他上课的时候，介绍的基本都是西方经济学各个流派，虽然他讲课不是那么生动活泼，但内容都是地地道道的干货，颇受欢迎。

        我在北大也读过厉老师的著作，他当时的重点方向之一是西方经济学，那时国内政治经济学一统天下，他的著作如一缕清风，也让我们率先收益。我们1983级社会学系同学，严格意义讲也算是他的学生。虽然仅仅是“庶出”而非“嫡传”，但也是人家亲力亲为教过的。

        不过，我快毕业的时候，厉老师已经算是名人了，所以我比较谨慎，没有请晓冬打扰人家。

        晓冬说：“你丫如果想考研究生，找我爹，让他当导师。”

        赵叔人很开通，当时赵叔不仅仅是教授，还是人大某系的领导，我有过动念，不过想到我毕业的时候都27岁，女朋友尚无着落，虽然是带着国家对五年工龄大学生的职工补贴上的大学，但口袋里的人民币，总是紧巴巴的，和在农研院潇潇洒洒的日子实在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读研，一个月50元上下的补贴，要谈恋爱结婚，还要学习，实在是太辛苦。

        所以也就放弃了考研的念头。

        其实之前社会学系的袁先生和华老师也鼓励我考本系的研究生，我不敢和两个恩师说我的真实想法，我当时确实不想再读北大社会学系了。

        如果读研，肯定会换个专业方向，这是实话。

        我们在校二、三年级时，所有专业课程都是和本系研究生一起上，我们学什么他们跟在屁股后面学什么，而不是他们学什么，我们跟在他们屁股后面学什么。

      大概从1985年开始，社会学系开招研究生班，报考的多是其它院校的理工科学生，可能是社会学系研究生班比较好考，考进这种班，毕业以后混上一段时间，或许可以弄一张北大社会学系的硕士文凭，混不好，起码是北大社会学系研究生毕业，没有几个人问，“你到底是研究生还是硕士”这种二了吧唧的问题的。

        我们是全国第一批社会学系本科，所以在我们毕业之前的所有研究生都是其它系转过来读研的，其中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人才。

        不乏个别人后来成为投资界的名流，也不乏个别人进入国内财富排行榜，更不乏一些知名学者，但我觉得，他们的成功，更多的是在于他们本人的努力，和当时社会学的课程设置关联度不是很高。

        这话题有些偏了。

先前那点事儿第三部 9

2017年，毕业30年和晓冬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