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成公十三年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就是祭祀；戎，就是军事。那么为了应对祭祀和军事上出现的各种问题，三代时期的教育必然会以此为目的。其中周公制定的六艺便是教育中尤为重要的一种。上文讲过六艺包括礼、乐、射、驭、书、数。礼、乐出于祭祀，服务于原始宗教；射、驭出于田猎征战，属于军事训练；书、数为文化知识，应用于各种场合。其中书指的是六书，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造字方法组成。那么周人为什么会把文字的书写看得如此重要呢？显然，简单地说文字是为了记录语言并不能说服大多数人。
这里，我们不得不回到那遥远的时代看看周人具体用文字来做些什么，才能具体了解文字对于周人的意义。首先，我们来回味下造字的“神话”和“圣话”。何良俊《四友斋丛说》：“盖自庖牺氏作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书其肇于此矣。其后仓颉造字，而天雨粟鬼神泣，则以其泄天地之秘也。”这种观点今天看来甚是荒诞，而当时的先民却认同这个说法。其中认为造字是“泄天地之秘”，也就是造字是为了沟通天地更好的敬事鬼神，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周仁辉特别看重写字之“艺”。《尚书*金滕》记载周公欲以己身代替武王之疾告祭三后在天之灵云：“予兮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擅长才艺只是为了敬事鬼神，直接反映了上古艺事和教育的功能和性质。进而也就明白为什么上古学校和祭祀场所合为一体。既然书为艺事，又技近乎道，那么周人重视“六书”之教，就十分自然。
但是，当时的六书含义远不如后世那么深奥复杂，以今观古是不妥的。对书法而言，六书之教的有几项内容与之密切相关。其一，周人文字是以象形为基调的文字体系，尽管已经发生象形蜕变，而书写方法还是“画成其物，随体诘屈”的准仿形阶段，从书写角度看，象形是六书的基础。中国人善于象形思维，从象形入手教授文字知识，易懂易记易写，除六书之外，别无妙法。其二，六书可以用来规范文字书写。祭祀与军事都要求高度的统一性，不允许书写的自由化破坏规范。其三，规范不限于六书的结构方式，还包括字形的大小、疏密、均衡等方面的要求，也就是和书写美观有关的各因素。这也可能是象形文字向大篆转变进化的原因。其四，规范和美的目的是文字线条逐渐净化提纯，曲线美被发现并加以推衍，笔法开始纯熟，标志着书法艺术进入在实用基础上简历美的秩序发展阶段。基于这些原因西周的金文书法才能够达到辉煌璀璨的巅峰。
知道一提的是，周人的学校会定期对学子的学业以书写的形式考较。《地官*乡大夫》述乡大夫职：“正月之吉，授教法于司徒’，退而颁之于其乡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艺。”此为岁时考较。又云：“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义，而兴贤者能者。”贤者优于德行，能者闲于道义，是为选士。又，《党正》职：‘正岁，属民读法，而书其德行道义，以岁时涖校比。”是为四时考较，于每年的正月书记成绩以备选举。
春秋末年，礼崩乐坏之下，就得教育制度也随之动摇。私学四起，就是一个重要标志。孔子的私学，有教无类，是平民教育。主要教学内容是《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儒家六艺，已在积极入世，修身齐家，安邦定国。周公六艺则退居次要位置，做为必备技能看待，借以修身养德《论语*述而》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人，游于艺。”《礼记*学记》记述：“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说明，儒学中的艺事只是辅修科目。
游，意为乐，耽乐，游乐；乐从艺事，技近乎道，是儒家的道义观。孔子思想虽对周礼有较多的继承，但其道艺观已经发生大的变化。然以当时的时代看，孔子也不可能全盘保留周礼。春秋战国，儒家虽为显学，但影响毕竟有限，加之其他诸子学派非儒轻艺，是我们不敢过高的评价孔子儒家的游于艺思想和其实际意义。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却影响了后世两千多年的书法史，深刻而普遍。究其根源，实肇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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