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尤其是负面情绪简直无孔不入。
不同的大脑区域负责处理不同的功能：额叶眼眶面皮质与奖惩相关；内侧前额皮质与行为结果之间的联系相关；杏仁核将物体与其情感意义相联系，但通常的情况是只有这些部位（还有其他大脑区域）通过复杂的认知网连接起来，才能确保完成一种情绪体验，例如狂暴的愤怒、极端的平静、抑郁的悲痛，或无比的喜悦。
一旦与这样的情绪体验发生联系，物体或思想便具有了影响大脑和身体的能力，从而对行为产生一种压力，而较弱的认知网根本无法与之抗衡。思考相对论可能会唤起一些皮层区域，但这远不能与目睹自己的孩子身处危险所产生的效果相提并论。
然而，情绪也可以是随意的。根据不同的情况和个人，身体变化可能有不同的阐释；而且因为情绪变化比思想波动耗时更长，当同样的情感价值与其他活跃的认知网联系时，思想与其价值之间的联系可能就会被掩盖。
威胁就在于此。人类已经进化出了异常复杂的沟通方式。面部表情、手势，当然还有语言，这使我们能够非常精确地刺激对方的认知网。我们可以唤起情感，在情感于脑中泛滥的同时，确保激活某个特定的编码概念的认知网，这还会建立两者之间的联系。
老鼠很容易便学会铃声与电击间的联系。运用文字的情感联想，像弹竖琴一样操控大脑的认知网，可教会人类进行更为复杂但又有偏见的联想：妇女身份低下、犹太人卑鄙、黑种人愚蠢，或政治避难者是社会的渣滓，等等。恐惧或厌恶的情绪是不准确的：这些情绪不会仅局限于最初引发它们的文字上，反而会去影响和侵染其他文字。
事实上，我们可以像沙克特和辛格一样作进一步的尝试，利用语言或情境去唤起一个人的身体变化，然后提供现成的解释来说明这些变化意味着什么。这种解释可能与现实世界有关系，也可能毫无关联。
有史以来，人们就对自由魂牵梦萦，只是表达方式迥然有异而已。例如，古代的斯多葛派学者认为，一个理智而善良的公民（当时女人通常不被当作公民）就是自由人，即使他沦为奴仆。因为他们认为自由就是从善、理智的意志力，而该意志并不会被恶意和冲动所奴役。
然而，有些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学者认为，这只是为了使人们安于不平等现状的便捷手段。他们坚持，自由的底线是自愿。另一些人走得更远，他们认为，自由不仅意味着自愿还意味着自立。如果一个人依赖于其他，比如其赞助者的施舍，那么即使他有能力做其想做的，也并非真正地拥有自由。他对可以随时改变主意的赞助者并无一丝掌控能力。真正的自由在于自给自足。这并不意味着不能有法律，而是依法塑造自己的人生。这就需要一个比现存任何制度形式都要密集又直接的民主形式，且每个自由公民都能直接参与法律制定。
作为政治思想方面的历史学家，昆庭·斯金纳强烈反对这个观点，他说这种“新罗马”自由学说在文艺复兴时期再现，主要是受意大利思想家尼科洛·马基雅维里的巨大影响。在约翰·弥尔顿等作家用此学说来抨击查理一世时，这在英国备受推崇。但是，随着王朝复辟以及强烈反对该自由学说的托马斯·霍布斯在政治思想上的影响逐渐增强，新罗马共和思想也渐渐失宠。托马斯·霍布斯认为，自由的唯一条件是自愿，而非自立。再者，随着社会愈发复杂并相互依存，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使自给自足愈发不切实际。尽管新罗马（共和主义）观念一直影响着政治思想——18世纪政治哲学家卢梭的作品即是例子——但它在现代的影响已大不如前。
从新罗马的自立（无潜在胁迫）（如善变的赞助者实施的胁迫）到霍布斯的自愿（无实际胁迫），自由的限制减少了，范围扩大了。
古时候，律法和政府干预几乎渗透到人类行为的每一个方面。如今，神权和独裁依然如此。不过许多国家都已经承认了“私人空间”这个概念，即只要不侵犯他人权利，政府就无权干涉个人的思想和行为。这种观念导致了古典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其极端形式是极权主义）在现代的对立。自由主义趋向于扩大私人空间，即尽可能排除政府干预，除非威胁到其他公民。
专制主义的观点则是政府机构能够代表大众自我控制的最明智、最周全的方面（政府就如同社会的前额叶皮层）。因此，他们可能比我们自己更清楚什么对我们有利。这种观点趋向于缩小私人空间（在极权主义中，私人空间缩减为零）。
将自由与专制这种二分式看作个体一组织的关系范围可能更为合适，这种个体一组织关系范围广泛，包括了从（像弥尔顿等）强调个人自由的政治体系到（像霍布斯等）强调社会机构职能的政治体系（或思想）。
在该范围中，社会的落脚点取决于对人性的普遍看法。极权主义统治将法典凌驾于人之上；他们认为相对于社会的稳定而言，个体并不重要，缥渺虚无的理想的实现高于一切。自我控制不在政治机构的考虑之列，因为他们不相信个人会为了整个民族的利益而作出牺牲。正如邪教要求信徒崇拜忏悔一样，个体变得无足轻重，隐私也不复存在。
理想情况下，每个公民头脑中的每个认知网都已由国家代理们设置好了——通过环境控制、秘密操控、语言加载以及其他极权手段——而且每一个激活认知网的刺激源也就这样被国家控制了，使公民不停地忙碌有助于让他们不断接受刺激，最大程度减少他们受到额外——潜在反叛性——认知网激活的机会；（对他人的）放纵可不是独裁者的最爱。然而，中央极权使得很多极权政府官僚化、腐败化，遏制了经济增长，也降低了人民生活质量。
自由政体对其公民的期望值很高。他们统治的无形理念就是个人自由。自我喷薄而出，想象力、创造力和隐私得到了极大尊重。只要他人不会受到威胁，约束就内化到个人，自己拥有各自的认知网。作为这种自由的交换，政府期望公民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
哪种观点正确呢？我们是独立的个体还是可操纵的机器？是实实在在的人还是仅为影子而已？
对于认为自由意志可以且的确与因果世界共存的兼容论者来说，自由仍有一席之地。但对于认为自由意志纯属幻想的决定论者来说，把缥渺的自由提到首要位置，为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歌功颂德毫无意义。因此，我们可以推测，持决定论的政府更加专制。
这似乎也是事实。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随着科学的发展，决定论在政治思想上的影响不断加强。坚持种族是性格决定因素的生物决定论，为酿成大屠杀的反犹分子提供了额外的毒液。
然而，虽然决定论可以为反人性罪行提供方便，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终将或应该将其从哲学中剔除出局。如果自由意志只是幻想，那么我们只需重组政治体系以避免过激的可怕行为，假如可能的话。不过，这只是兼容论沦为谬论时的无奈之举。那么，接下来就看看自由意志能否真正存在于因果世界。
我想我们确实可以有效地将自由感看成是一种情绪。神经科学家们已经开始研究和识别产生恐惧的生理条件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也能找出产生自由感的生理条件。
我估计，这些条件会包含一种对人体本身十分有益的放松状态，这种状态时常伴随其他积极情绪（如快乐）而出现，并且这两种感觉（自由和快乐）说不定还受到相同脑神经区的协调（也许这些神经区的活动，有时我们感觉为“快乐”，由于其他因素的不同，有时则感觉到“自由”）。另外，这就意味着自由也能让人上瘾。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习惯了自由的人会如此拼命地维护它，而从没尝过自由的人则压根就不会想到去争取它。
自由很诱人，因为它意味着控制。当我们的控制感受到威胁时，就会感到格外压抑；因此，自由意味着没有压力。这里有必要区分一下主、客观自由。
如前所述，从孩提时期开始，我们就认为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够掌控自己。那时我们的世界很小，客观上我们能做的也很少；正因为很多事情我们还未尝试去做，所以不知道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做不到的。这样我们的主观自由感就很强。
文明的一个伟大成就就是诱导我们接受一些其他价值观（如社会地位），从而降低我们的自由感，进而使我们更易接受自由的丧失。当然，并非所有人都会如此轻易地放弃自由。
像其他回报一样，自由也往往会自我助长；因为，正如能适应一定程度的强效纯可卡因一样，大脑也能适应一定程度的自由。然而，增强自由的冲动不及维持它的冲动，这种冲动即心理抗拒。在失去自由时，人的反应很消极，就像毒品被拿走时的反应一样。
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的反应通常都是寻求其他方式来弥补。当一个员工突然被告知他以后不能在工作时间抽烟了，他可能会通过在工作时间发私人邮件来弥补失去的自由。表面上看，吸烟和发送电子邮件之间并无关联。事实上，员工的反抗使他感受到了自由——他已经损害了其老板的利益，正如老板损害了他的利益一样——从而平息由其老板之苛求而挑起的心理抗拒。
那么，为什么要有自由感？拥有自由感的生物体比没有的更具优势吗？如果是，这种优势又是什么呢？
再次大胆假设一下，自由感是一个安全信号。它告诉我们一切都在控制之中，就算不是，至少我们能暂时感到放松。既然如果我们能够控制环境就可以改变环境，那么自由感就意味着可变性。当我们感到行为自由时，自由感就会告诉我们的大脑它能作出相应的变化，去阻止或鼓励未来类似行为的发生（是阻止还是鼓励就取决于这个行为带来的是奖励还是惩罚）。
我们的大脑无须主动计算那些可变性的程度，而是记录下我们每一次试图实施特定行为的结果。成功的次数越多，我们就越加肯定我们的这个行为是自由的。
自由感通过抗拒感来平衡。有些事情我们无法控制：这是一个威胁信号。每当我们预测不准时，这个信号便会出现。例如，员工抽烟的期望遭遇新官僚主义。当我们采取行动时，大脑会产生即将行动的预测。这个预测所形成的假设会受到输人信息的核查。如果两者不匹配，就会产生错误信号，调用更多的脑区来分析哪里出现了问题。
这种错误信号就是抗拒感。自由感很诱人，抗拒感则让人厌恶。如果一切顺利（没有任何错误信号），我们就不受到抗拒的困扰，感觉很自由。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早餐时我在思考当天的计划，我依然认为自己从餐具抽屉取出勺子的行为是自由的。如果我从餐具抽屉里抓出一只叉子（若真发生过一两次），大脑就会显示预测失败：预期视觉输入与我实际在看的物体不相匹配。此时，我（昏睡）的前额叶就会清醒过来并干预此事，唤醒已储存的为什么叉子不适合吃玉米片的历史输入，制订一个再回抽屉取勺子的行动计划。与此同时，我会发现世界（至少是我餐具抽屉里的刀叉世界）和我预测的不一样，这个发现会导致抗拒，与此同时，大脑会给出一个（为何我第一次拿出的是叉子的）可靠解释来抚慰这种（由抗拒引起的）不安感。
自由感及其补集抗拒感，显然是通过进化相互作用发展而来。一个生物体如果在对周遭无能为力时仍坚信一切俱在掌握之中，或者在能够掌控时又感到无能为力，那么，比起那些能够准确判断自身处境的生物来说，它就少了很多生存机会。最好能在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快速可达、准确显示可变性的信号系统——更准确地说，是警示可能困境（无法控制的突发状况）的一个抗拒信号系统。
快速的可达性能够避免大脑在有意识回忆上浪费时间和精力。如果可以视自由感为一种情绪，那么它就会像其他情绪一样，加快决策。例如，如果你发现对面来了一辆车，你的恐惧感就会省去对上次类似事件的回忆（如，电影里类似情节中人物的反应）。
同样，你的自由感告诉你，上次你立马就挂了一个推销员的电话，而你的抗拒感则告诉你，上次你老板的电话弄得你神经紧绷、疲惫不堪。无须明确记起这其中任何一件，下次你老板电话一来，你的情绪便会低落。
信号准确有两个好处。其一，在无法改变的状况上少花时间（当抗拒信号过弱，机体就会误以为他能控制现状）。其二，准确性还能使机体抓住可能丧失的机会（当抗拒信号过强，本可以控制的状况就会被认作无法改变）。换句话说，准确的自由感能辅助其主人尽可能地把握机会和节省精力。
如果我们的自由感的确是大脑中的一种情绪，就可以有以下几个结论。
自由感（及其反面，抗拒）会因人而异，正如有些人更容易开心，而有些人则更易生气。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斯坦利·米尔格兰姆在他的实验中发现：多数志愿者会听从指示，报告他们所认定的强电击，但总有一些不听指挥。
很明显的另一点是，基于经验的自由感只在某些情况下产生。同一个人，可能在家感到自由而在上班时会觉得拘束，或者相反。
自由，像其他情绪一样，也有强弱，而不是非全即无。正如高兴的程度总体上取决于之前所有开心与伤感经历的数量和性质一样，能感受到的自由的程度也基本取决于我们所有自由（或抗拒）经历的总和。
把自由看作一种情绪，还让我想起了辛格和沙克特的试验，试验中相同的生理感觉（因注射肾上腺素）由于社会状况的不同而诠释成不同的感受。同样，同一情绪体验，在刚做完体检确认我们健康时，我们会感到轻松，而如果我们此时刚出狱，则会感到自由。
自我改变这种能力也让我们比其他人更珍视某些自由，比如被禁止吸烟而同时已决定要戒烟的员工。我们越是习惯于掌控局面，就越珍惜自由，当自由受到威胁时抗拒感就越强，反应也就愈激烈。
社会因素显著影响一个人所能体验到的自由程度，有证据表明在大脑经历快速发展的幼儿时期，这些因素的作用尤其强烈。社会经历可能影响许多个性变量的基线水平和范围。
例如，早期创伤可能会导致后来的恐惧感（“恐惧基线水平”高）。同样，早期的行为限制可能会导致对自由的整体期望偏低，因此抗拒也较少。
自由感以大脑为根本的另一后果是：大脑的改变可能会影响我们感知自由的能力。异常脑功能会造成自由意志紊乱，如幻想受到外星人（或中央情报局、恶魔）控制的精神分裂症以及罕见的异己手综合征。这种怪异的神经状况会导致病人的手，或另一部位，脱离病人控制而进行有目的地行动。例如，抓住门把手不放，拽扯衣服，甚至试图将自己掐死。蓄意破坏或操纵某人的大脑可能影响这个人的自由感，而像异己手和控制妄想等综合征会增大这种可能性。特别是，如果减少那些产生抗拒感的重要脑区的活动，会严重影响其对自由的感知，因为人体无法再收到警告自由受到威胁的信号。
有些脑科学家已经开始用现代大脑成像技术来研究自由和施事等问题。例如，有一研究小组用催眠来探索当人处于异己控制之中，即不能控制自身行动时大脑的活动情况。科学家们催眠健康被试，诱使他们认为自己发出的动作是由于外部原因造成的（如将他们的手臂绑在滑轮上）。脑部扫描显示，与被试认为动作是自己发出时相比，当被试误认为自己的动作是由滑轮带动时，他们的顶叶皮层、小脑和前额皮质更为活跃。换句话说，以一种稳定且可重复的方式将大脑的相关功能与异己控制经历联系起来，似乎已成为可能。
这使我们在弄清为何大脑能为我们提供自由施事之感这条路上迈出了一步。但是，也只是一步而已。还有很多技术和概念问题亟待解决，前路漫漫。
感恩您给我服务的机会。感恩您的布施！感谢您与我共享美好的生活品质，吉祥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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