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106

• 在一个大国内部，人口的自由流动不仅是有利于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基本条件，而且也是这个国家的公民能够充分平等地享受国家发展成果的基本条件。恰恰因为这一点，几乎所有国家都把人口的自由迁徙和居住区写进宪法。以此为目标，任何短期内不利于人口自由流动的制度都只能作为过渡时期的应急方案，而不是终极目标。
• 一个公正的公共政策，应该达到这样的状态：不管是这个政策的直接受益者或受损者，如果把他们的位置调换一下的话，这个政策仍然会被认为是合理的。
• 一个国家最基本的公共政策原则就是，要保证这个国家的公民在公共政策实施过程当中不会因为他特殊的身份而受到歧视，这关系到这个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文明的现代国家。
• 当前要反对的是借助政府行政力量对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剥夺，而不是要反对借助市场机制使得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得到符合其市场价值的补偿。以禁止市场交易的方式来保障农民，这是最为荒谬的逻辑，其结果恰恰是给不尊重土地产权的行政性剥夺找到了借口。
• 只有让进城务工人口安居乐业，他们才会对未来形成稳定预期，从而为自己长期从事的工作进行技能培训；而人口流入地政府会觉得，这些人已经被纳入本市居民，就应该投资他们的技能培训，适应因产业结构调整而不断产生的劳动力需求；在企业方面，由于劳动力定居了，流动率就会下降，企业对员工的技能培训就能获得长期收益。只有这样，劳动力自身、政府、企业等多方面的人力资本投资方的激励才会发生相应的改变。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从人口大国逐步转变成人力资本大国，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 如果这种不科学的认识继续主导政策的制订，依旧不对未来人口规模进行科学预测，不及时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那么未来可能面临的是更加严重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短缺。
• 用行政力量来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增长，影响的不仅是城市，也会波及整个国家。

20171109

• 如果既要维护户籍带来的特权，又要通过行政力量来控制人口，这样的矛盾是永远得不到化解的。正如我反复说的那样，当遇到人口流动带来的公共服务需求与其供给的矛盾的时候，一方面要通过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总量来缓解矛盾，而不应该通过限制人口流入来回避问题；另一方面，要不断减少户籍和公共服务之间的挂钩程度。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应该明白，人民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产生的需求，除非给社会带来了危害，否则，需求是错不到哪里去的，当供给出现短缺的时候，要多想如何去适应需求，增加供给，做“供给侧改革”。
• 价格机制虽然是不完美的，却是最公平的，因为价格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它是“对事不对人”的。如果有人认为价格升高影响了低收入者的消费，那么，政府要做的是对收入差距本身进行调节，而不是直接去干预价格机制，再用行政性的手段来对人进行区分，让一部分人拥有特权。短缺永远是价格太低时出现供小于求的现象，如果在偏低的价格下，由政府来规定谁有资格来消费城市的资源，这才是不公平的。换句话说，城市管理政策只能针对行为，不能针对人。
• 当我们对中国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表示警觉的时候，还要特别注意什么样的收入差距是特别有害的，其实是那些与身份相关的收入差距。
• 本地方言的回报可能来自两个渠道：一是使用本地方言本身带来的经济价值，这可能是因为方言能够传达某种特殊的信息；另一个产生方言回报的机制是文化和身份认同，外来人口如果会说本地方言，可以传递出与本地居民有相同（或相似）文化和身份认同的信号，从而增进信任，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额外回报。
• 关于印度的研究告诉我们，在思考这些公共政策问题时，我们不能不假思索的认为在部分国家或地区出现的现象是规律，或者是必然的。相反，如何通过学习世界范围内的最佳实践来实现良性的城市发展才是政策制订者需要考虑的。

整本书虽然在不断反复，略嫌啰嗦，但从经济角度把城市聚集这个问题基本说清楚了。正如作者不断强大的，符合经济规律的事情才是可持续、符合长期利益的。我们很难认为政策管理者不懂这些道理，即使有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更多的只是装不懂而已。
不可否认，在真实的社会中，经济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政治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不能简单通过几个假设就能完成推导和实践，中国的历史问题（或说历史包袱）尤为承重。我们只能相信（期望）在滚滚大势之下，长期来说，国家不会逆规律而行，该来的还是会来，该做的还是会做，只是晚一点。
所以对于读书人而言，现在能做的只能是多读、多想、多写、多说，期望能够发生一些影响，引起一些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