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继续《大国大城》第三章的重点知识分享。
《大国大城》，作者陆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教授以“为了公共利益”作为自己的研究和思考之座右铭。
这本书是9月22日连岳推荐的，说这是一本讲述城市化的本质与规律的书，此外这本书也就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诸多违背自由市场经济规律的现象进行了解读。当时正好看了《理性乐观派》，同样的市场经济观念驱使我买了这本书。
-目录-
上篇 大国难题
第一章 中国经济的欧洲化
1.欧洲正经历大考
2.为什么大国梦如此迷人？
3.大国的难题
4.发展中大国的困境与机遇
5.统一市场符合公共利益
第二章 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1.三个有关空间的误解
2.自由移民的意义
3.空间的力量：3M与3D
4.城乡和区域发展中的要素流动和政策
第三章 打破大国发展的“不可能三角”
1.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为城市化“立法”
2.世界不是平的
3.行政配置资源的方向与人口流向相悖
4.以效率换均匀的代价
第四章 警惕“扭曲之手”
1.区域发展的公平性原则
2.何不土地和户籍制度联动改革?
3.劳动力都去哪儿了？
4.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之殇
5.转变发展方式为何那么难？
第三章：打破大国发展的不可能三角
关键词：城市化 集聚 行政配置资源 效率损失
对于统一、效率和平衡三件事情的态度，如果将平衡的目标理解为经济资源和人口的均匀分布，并且通过行政干预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那么这三个目标同时实现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把这种内在的冲突称之为大国发展的“不可能三角”。
而如果要破除这个不可能三角，就必须改变平衡的定义，将经济资源和人口均匀分布意义上的平衡转变为人均GDP、人均实际收入和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平衡。而这种人均意义上的平衡，恰恰是可以在人口自由流动的过程中实现的，不需要大规模的采取行政控制的手段来对，人口流动进行限制。
知识点一：
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为城市化立法
当前城市化进程中争论的主要不是城市化的水平和速度问题，而是在哪里城市化的问题，要不要限制大城市的发展，要不要让中西部的农民在家乡附近就地城市化。
城市化的问题，本质上是农民进城务工的问题。而发展什么样的城市，本质上是不同的居民或企业，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如何选择居住或生产地点的问题。
对城市病要分两方面来看，它既是城市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它本身就是一个实现地区间生活质量平衡的机制。一个国家内部，如果在一个大城市收入高，又没有相对于小城市更为严重的高房价和交通拥堵的问题，这是不可能的，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这不是均衡。
所以一个人或者一个企业，到大城市还是离开的城市，其实是每个劳动力、每个企业自己权衡的结果。
收益和成本的权衡决定了城市化的速度和水平，同时城市体系的分布决定了有多少人口集中在大城市，又有多少人口生活在中小城镇。统一的大国，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生产要素市场的统一，生产要素的地区间流动方向是由市场的价格机制决定的。
未来，一个统一的国家，一定需要实现劳动力的自由迁徙，以及消除资本跨地区流动障碍，这才能实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它带来的好处就是效率和效益的最大化。但是在这样的结果之下，就会出现经济集聚和人口资源的空间分布不均匀的现象。
知识点二：
行政配置资源的方向与人口流向悖论
中国至今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劳动力流动障碍，在人没有充分流动起来的背景下，政府不得不将大量的资源用行政干预的方式向中西部配置，在追求“平衡”的过程中，人们严重混淆了规模的平衡和人均的平衡两个概念，认为只有把经济资源往欠发达地区和人口流出地移动，才能实现平衡发展。
通过政府力量干预资源流向，追求的是规模上的平衡，这样做的结果恰恰与目标南辕北辙。市场力量和行政力量在配置资源的方向上是相反的。
中央在向中西部进行资源倾斜的过程中，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建设用地指标倾向于更多供给中西部，与此同时，财政转移支付和企业补贴等资金也向中西部倾斜。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沿海地区劳动力短缺，工资不断上涨，但中西部则抱怨农民进城找不到工作。
由于中西部省份土地供应多，但需求有限，没有足够的企业落户，供给严重大于需求，所以中西部很多工业园可以实现零地价，圈好了地却没有足够的企业入驻。而沿海地区地价不断上涨，土地需求仍大于土地供给。于是出现有些地方把山头削掉造地，或者通过填河填海的方式增加农业用地，然后再在城市近郊增加建设用地。
知识点三：
以效率换均匀的代价
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是，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依靠效率的不断提升。如果仅仅是由投入增加带来的经济增长，而没有效率高的话，这样的增长是没有竞争力的，从而也难以持续。政府将建设用地指标进行区域间均匀分配，也导致了中西部土地未能得到有效利用。
房价是供给和需求共同作用结果，如果房价主要是由需求推动的，那么房价反映收入，这样的高房价并不见得是坏事。如果房价上涨是因为土地和住房供济受到了限制，那么当人口持续流入的时候，房价就会上升很快，甚至快于工资上升。
而由于土地供给管制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时，工资偏离了劳动生产率，因此会危害中国东部地区的竞争力，相当于我们自己主动提前放弃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
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并没有转移到中西部，而是直接转移到东南亚，而转移到中西部的企业不少是国有企业、资源型企业和污染型企业。地方政府官员往往会愿意以环境换取GDP的发展，所以大量的污染企业在往中国中西部迁移，造成中西部的污染问题。
更让人担心的是，在政府行政干预的作用之下，中西部的产业结构出现了新一轮与东部的趋同。在一个大国里，原本各地区应该分工明确，互相协作。而实际情况是各地区的产业同构趋势正在与区域间分工协作背道而驰。
如果违反经济规律，运用行政力量帮助欠发达地区发展，其结果可能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
感想：
近年来不断有人逃离北上广，又有人不断逃回北上广，一方面抱怨大城市的房价、污染和拥堵，一方面又适应不了小城市降级的生活质量。
所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不能一方面享受了大城市的便利，又要抱怨大城市的问题，贪心不足蛇吞象。
所以这一章冲击最大的观念就是“城市病”恰恰也是调节地区间生活质量平衡的机制。正是市场这个门槛限制了人们是流入大城市还是离开大城市，一切都是自愿的结果，用脚投票。
比如我适应不了北上广深大都市的快节奏和高压生活，那么就得选择回到四五线城市过慢节奏的小城生活。当然损失的就是大城市更加有品质的生活和更开阔的视野、格局，以及与更高层次人群接触的机会。
相信市场的力量，为自己的选择买单，不要抱怨。
政府应该更多的把资源和权利用在全民公共设施和服务的均衡供给和刚性提升，基础设施修建好了、人们用脚投票、用市场引导竞争和淘汰，才能将政府和市场的效率发挥到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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