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继续《大国大城》第七章的重点知识分享。
《大国大城》，作者陆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教授以“为了公共利益”作为自己的研究和思考之座右铭。
这是一本讲述城市化的本质与规律的书，此外这本书也就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诸多违背自由市场经济规律的现象进行了解读。当时正好看了《理性乐观派》，同样的市场经济观念驱使我买了这本书。
-目录-
下篇 大城之解
第五章 大城市不死
1.大城市的生机
2.包容性的就业创造
3.活在城市,还是生活在城市?
4.“以业控人”是南辕北辙
5·挑选劳动力技能的后果
第六章 全球视野下的大城市
1.中国城市发展:全球趋势的又一例证
2.国家规模与首位城市:国际视角
3.巨型城市的人口:东京道路
4·中国的巨型城市:以上海为例
第七章 城市化之辩
1.城市化模式:事实胜于雄辩
2.外来人口是负担还是财富?
3.城市化会遭遇耕地瓶颈吗?
4.拥挤的绿色城市
第八章 城市社会分割之困
1.农民工留下青春和健康,带走自己
2.歧视的原则
3.户籍制约了消费
4.为什么户籍不能成为身份?
5.大城市的收入差距
6.文化的融合将日益重要
第九章 向“城市病”宣战
1.应对城市病的国际经验
2.治理“城市病":宜疏不宜堵
3.集聚有利于污染减排
4.贫民窟是“非典型性城市病”
5.城市管控;对人,还是对行为?
第七章：城市化之辩
关键词：城市化规模 人口密度 外来人口 耕地环境
一个残酷的事实，房价只不过反映了人们对于居住在一个地方的评价，如果不是因为市中心的区位越来越重要，不会有人愿意出越来越高的价格住在那里。
知识点一：城市化模式：胜于雄辩
1.中国人口过于集中了吗？
经济集聚和城市扩张是发展的客观规律，经济的集聚程度和城市的规模是“集聚效应”和“拥挤效应”相互权衡的结果。
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最佳的集聚度和城市规模是动态变化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服务业比重的提高，经济的集聚度和城市最佳规模也逐步上升。
如果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中国的绝大多数城市应该扩展其规模，而不是小型化。恰恰是因为对于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存在误区，中国的政策也相应的走入误区。
关于户籍制度如何改革，目前的政策主导性意见是，户籍改革要从中小城镇开始，而在特大城市户籍制度的改革进展非常缓慢。户籍制度仍然在被用作改变劳动力流动方向的一个政策手段。
为什么户籍制度不从大城市开始？一个理由是公共服务的筹资体系是基于地方政府，所以地方政府觉得公共服务是本地财政提供的，不是本地户口，为什么要把公共服务平等的提供给外来人口？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外来工作者在大城市也创造了价值，也给政府缴了税。
只要收入超过免税额，外地人口是一样要在常住地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更重要的是他们所在的企业要交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这些都是外来劳动力共同参与制造的。而这笔钱又是本地居民养老资金的重要来源。
2.人口规模：城市的承载力还是生命力？
城市人口规模一再突破“规划”，常常被用来作为需要控制人口的理由，但是鲜有人换个角度来问问题：今天我们特大城市面临的各种城市病，是不是因为若干年前决定城市建设的预测人口规模远远低于实际的人口规模。
很多人认为大城市要考虑承载的问题，那我们需要理性的分析一下，到底是东部的承载力高还是西部的承载力高？到底是大城市的承载力高，还是中小城市的承载力？
再问两个直接与承载力有关的问题，首先城市容纳能力有没有物理上的极限。在城市规模的物理极限到来之前，价格机制已经成为制约城市扩张的力量。
如果制约城市人口增长的因素，如水，电，交通，环境和公共服务，都可以随着经济发展以及技术和管理进步而不断调整，那么城市的人口承载力就可以持续增长。
从世界上其他国际大都市的状态来看，最终城市的人口规模增长速度会随着规模经济效应逐渐释放而放缓，但人口持续增长的趋势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知识点二：外来人口是负担还是财富？
1.谁为大城市养老？
以上海为例，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成为必然趋势，另一方面，高收入的上海市民甚至还在向外移民，未来谁为上海人养老。
扭转养老金入不敷出的局面当然有很多办法，比如推迟退休年限，降低养老金的支付水平等，但这些办法都是国全国性的政策。
对于一个地区来说，最重要的解决办法有两条，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要使人口的年龄结构年轻化。
2.农民工市民化的钱哪儿来？
当前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的成本被严重高估，导致其被高估的原因是我们在认知市民化成本方面存在着严重误区。
一是在核算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时，忽略了一个最为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服务是有规模经济效应的。
二是在核算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中进行了大量重复计算，造成了成本核算的虚高。
三是在核算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过程中，不应以总支出来计算其成本，而应以年度新增支出流量计算。每个财政年度的新增财政成本才对政府决策具有参考价值。
四是核算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应严格区分个人成本和公共成本，不应将个人承担部分计算在成本中。
五是核算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应当核算其净成本，应该考虑市民化带来的经济效益。市民化的收益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市民化将提高整个城市的消费水平；第二，市民化有利于消除城市隔阂，降低社会治安重。此外，市民化对城市人力资本累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繁荣城市活力等方面的作用也十分巨大。
总之，市民化政策有成本，但更有巨大的潜在收益，政府决策应当有综合全面考虑。
考虑问题要有发展的眼光，解决农民进城的资金来源，还是要靠“蛋糕做大”，要靠城市化进程所创造的经济增长空间。在城市化进程中，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了，城市规模经济有了，经济增长就有了，税收自然就会增加，在增量上就可以更多的向进城农民倾斜。
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是，如果允许农民将其宅基地对应的建设用地指标指标以市场价转让给就业所在地的城市，那么这个用地指标本身就在城市面积扩张和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增值收益，可以成为农民进城的资源。
知识点三：城市化会遭遇耕地瓶颈吗？
1.城市面积扩张不利于耕地保护吗？
有人说农民不能失地，否则就会使失地农民变成城市贫民，依中国古代的教训，农村的土地兼并必然导致社会动荡。
在农业社会，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失去土地就没有了活路。在现代社会，就业和收入的创造主要是靠工业和服务业。关键是进城农民要在城市生根，有就业，有社保，有公共服务，完成向市民的转变，在放弃农村土地时还能够得到合理的补偿，或者可以用土地的使用权入股，参与农业的规模经营。这时，农村土地的“兼并”反而有利于农业规模经营和现代化。
中国要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是必要条件。土地或者其使用权应该成为农民的资产，可以变现、交易、入股，总之在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土地应该可以为农民增加收入，而不只是承担社会保障功能。
特别是对于已经进程并且有稳定工作的农民来说，让他们在城市获得社会保障才是现代化的出路，始终将土地视为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来源，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2.东部和大城市已经没地了？
一个城市的土地应该用在最能够发挥它的价值的地方，粮食安全、耕地保护应该是国家战略，而大城市的比较优势应该是为全国人民创造第二、三产业的就业岗位和产值。而这就要借助于跨省级行政区的耕地（农业用地）占补平衡和建设用地指标的跨地区再配置来实现。
知识点四：拥挤的绿色城市
1.挤挤更环保
人口密度高的城市反而更环保，有点让人难以相信，但这是事实。
环保的出路是提高人口密度。在高密度的城市里，人均居住面积小，人们与生活设施和工作场所之间的距离近，快速便捷的公共交通系统发达，可以减少开车。这样便可以在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提升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节能减排。
2.何为宜居城市？
追求物质富足仍然是人性的首要因素。然后才是对自然环境、安全的社会和文化条件，以及公共治理的追求。
很多今天的宜居城市，如伦敦、东京，在大约半个世纪之前也曾是污染特别严重的城市。环境改善环境最终还是要靠产业结构的调整，当制造业被逐渐转出，技术和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生活方式向绿色环保转变，居民对于汽车的使用量的控制，城市环境就改善了。
正确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进一步发展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并转变生活方式。
感想：
1.正好看到其他公众号的一篇推文《离梦想越近的地方，房租越贵》，很好的诠释了大城市的诱惑力和号召力，也解释了为什么市区的高房价并没有吓倒人们购买和求租的欲望。
除了向往世外桃源生活的那部分人愿意搬离大城市，大部分渴望成功的人，只有离信息中心、机会中心越近，才能实现经济和阶层的跨越。
而时间又是不可逆的，把在路上消耗的时间替换成市区商业中心的高效率、便利性和丰富性，代价就是高房价小面积，但是人们心甘情愿，用脚投了票。
2.正如我在的十八线小城，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回村里生活，首先是因为市区才有就业，才能解决生存问题，物质基础有保障。其次，是因为市区的生活很丰富，购物交友娱乐才能填充空闲时间，显然在村里镇上是替代不了的。
是的，虽然村里住房面积大，条件好，舒适度高，但是年轻人宁可几个人挤在小小的房间里，牺牲掉那么多好处换取生活的便利和精彩，这就是城市的魅力，这才是符合人性的选择。
小城市尚且如此有吸引力，更何况大城市呢？
3.那么，所谓的人烟稀少，却环境好的“花园城市”是不是一个宜居城市的理想模板呢？这是值得探讨的。人性生来孤独，喜欢凑热闹、喜欢新鲜事，喜新厌旧，而恰恰大城市能够满足这些需求。所以才有很多人逃离了北上广，最终又逃回了北上广。
好山好水好无聊，好脏好乱好热闹，这个道理多么通俗易懂。
4.正好在《理性乐观派》里也有讲到，城市化才能更好的实现对耕地的保护和生态环境的恢复。城市人口密度提高，使得大量农村住宅和建设用地被空出来，如果复垦就能够增加耕地和林地。
同时，人口集聚后，公共排污、垃圾处理、交通拥堵、社会治安的成本更容易被分摊，但是如果是扁平化的村镇，这个代价和费用则要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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