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怎么就成了新中国呢？——《现代中国思想的起源》读书笔记14

第十三章 东西文化论战与知识/道德二元论的起源    如前所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大部分是严复式的科学至上主义者，有一些持梁启超式的调和主义，还有极少数做章太炎式的批判。这三种不同的主义之间终于在1915年起爆发了一场东西文化大论战，又或者说是科玄论战。这场论战战况之激烈，影响之深远，迄今我们仍能从中医/西医，传武/现搏之争中嗅到浓烈的火药味。   

当时的论战分为三个阶段，1915~1919年仍然是在进行着晚清以来的东西文明优劣比较（严复式学者取得领先优势），但好景不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狠狠地打了一回科学至上主义者的脸，有科学家发明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被广泛运用于战争，而发明者扔坚持自己是正确的。科学的发展似乎并不能带来道德的进步。于是学者们开始讨论东西文明能否调和。西方文明被定义为“动的”，“物质的”，“科学的”，“理智的”；而东方则是“静的”，“精神的”，“艺术的”，“直觉的”。人们希望能有一种杂糅的文明出现。1920年后，梁启超刊载《欧游心影录》，一改战前的国家主义主张，变为强调法制下重组社会团体。调和开始，梁启超式学者开始得分。1921年，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认定东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不可调和。章太炎式学者开始得分。

1923年，张君励发表《人生观》演讲，东西文化论战变成了科学与玄学论战。张认为应该把科学与玄学（指文史哲等人文科学）作一个类似康德理性与道德二元论的区分，要重新发现价值判断的来源，去个体，情感，体验中探索人的纯主观性，从而发现人的自由的，创造性的活动和人的真正存在的基础和原则。（梁式学者，章氏学者交替得分）。这就是现代西方思想中所谓主体性转向在中国的发生。而中国传统文化中，阳明心学和禅宗早已为此准备了一座金山有待后人开掘。但是应该看到，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主体性转向都是现代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