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沦为藩属
生活在北方大漠中的契丹诸部原本只是些原始先民，安安静静地渔猎放牧，与世无争，然而随着周边其它势力的兴起和扩张，这个结构松散的草原部落联盟的命运也渐渐落入远比他们强大的周边部落和中原各帝国手中，并且饱受鱼肉欺凌。公元五世纪时，契丹被纳入中原势力的掌控之中。公元六世纪，中原势力趋向衰落，草原上则是突厥帝国取代了柔然，成为北亚之王，于是契丹人又如猎物般被其捕获。605年，契丹势力刚刚伺机崛起，便不知死活地去挑衅强大的隋帝国，侵入大隋疆土，结果遭到了大隋的毁灭性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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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
此时正值隋炀帝在位，杨广遣文官韦云起去突厥借兵两万，然后统突厥兵奇袭契丹，大破之，俘男女四万余人，契丹人口牲畜损失过半，整个契丹联盟落入了崩溃边缘，之后便发生了连续的内乱和分裂，有些部族依附了东突厥，有些则投靠了大隋。隋帝国仅仅派出一位文官，凭着伶牙俐齿，便成功联合了东塞数十个部落，不费大隋一兵一卒，就将契丹打入谷底，泯灭了这个刚刚出现的隐患，大大延缓了契丹的崛起，战绩之辉煌在中国历史上可谓前无古人。隋炀帝只派一人，就取得了俘敌四万的辉煌战果，可谓把“以胡制胡”的高明战略发扬到了极致。
隋炀帝
李渊背主卖国后，称臣于突厥，并在突厥人的扶持下建立唐朝。630年，东突厥内乱将亡，唐朝趁机将其灭国，草原诸部族一部分投靠了击垮突厥汗国的薛延陀，一部分则转投大唐旗下。此时契丹诸部结成的大贺氏联盟共分八部，有二十万人口，兵甲四万余，实力弱小，也归附了唐朝。656年，唐廷建立松漠都督府，统管契丹降部，将诸部酋长册封为都督和刺史，大贺氏联盟与唐朝的羁縻关系至此正式确立。
二、起义爆发
由于唐廷对麾下属国素来骄横傲慢，且随意征发，索求无度，令诸部族均苦不堪言，铁勒、南诏、突厥等藩属相继冒死武装反抗，契丹诸部自然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唐帝国的苛待激起了广大契丹人民的不满与反抗，两家日益交恶，660年时还爆发了起义，松漠都督阿卜固联合奚人共同反抗唐朝的压迫统治，唐廷则派兵北伐镇压，剿灭了起义军，暂时以武力压服了契丹，但契丹人对唐朝的仇恨却并未消散，只是在强权下被迫隐忍而已。
696年，契丹各部遭遇了大饥荒，循惯例向大唐这个宗主国求援，然而营州都督赵文翙刚愎自用，施行暴政，非但不加赈济，坐视对方饿殍遍野，还于此时禁绝边贸，落井下石，更对前来请援的契丹首领傲慢无礼，肆意侮辱（“视酋长如奴仆”——（《资治通鉴》卷205），结果逼反了契丹诸部。契丹大贺氏部落联盟长李尽忠和归诚州刺史、酋长孙万荣带领数个契丹部落，掀起了反抗唐帝国的武装斗争。饱受欺压的契丹部民本就对大唐深怀不满，在得知唐朝对大饥荒幸灾乐祸的态度以后，更是对其恨之入骨，对起义响应积极，纷纷投入军中。
契丹人的反叛就像是一根导火索，点燃了东北亚地区积压已久的民族矛盾。很快，居住在营州的粟末靺鞨各部也加入到了反叛的行列当中，自此揭开了东北各少数民族长达两百多年的反压迫斗争。此次契丹人的反唐斗争声势浩大，最终叛军达到“数万”（同上）之众，而且势如破竹，很快便攻陷了安东都护府所在的营州，营州都督府被迫南迁到河北渔阳，大唐与东北地区的陆路交通自此便被契丹所阻断，这又引发了更大的灾难。在营州失陷至恢复这二十年间，唐朝对辽东地区再也无力控制，安东都护府本就不稳固的统治彻底陷入崩散状态，之前趁高句丽内乱而取得的成果至此丢失殆尽。
三、一败涂地
武则天为人雄才大略，她治政时期，尚算是大唐百姓生活较好之时。然而大唐军队此时已然弱小不堪，非武氏一人的行政水平能够力挽狂澜，虽然此时面对的只是仓促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却仍然远不能敌。
武则天
在得知安东都护府被击垮之后，唐廷惊忙失措，急遣二十八员大将统重兵前往征讨，在八月时与契丹人接触，双方爆发了激战。此役唐军分为前后两军，前军先与契丹人战于黄麞谷，结果“官军败绩”（《旧唐书》卷6），连右金吾大将军张玄遇、司农卿麻仁节等主将都被生擒。从唐军主将被擒，以及“将卒死者填山谷，鲜有脱者”（《资治通鉴》卷205）等记载不难看出，此役唐军伤亡惨重，前军基本上已然覆没。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契丹军又于半途邀击了燕匪石、宗怀昌等总管统领的后军，令其“全军皆没”（同上）。至此，整支前来讨伐的唐军已然尽数覆灭，契丹人“利用时间差各个击破”的作战计划得到了完满的实现。
虽然在既存史料中，讳言了此战中唐军的伤亡数量，但从唐廷之后几次出兵均在十万以上、此次统军者多达二十八员战将，以及“死者填山谷”等记载来看，此次参战的唐军定然不会少，应该也在十万以上，却基本丧亡于契丹人之手，这令本就羸弱的唐帝国的处境此后更是雪上加霜。696年九月，契丹人乘胜进攻凉州，大破驻守于此地的唐朝边军，之后又直取崇州。大将许钦寂出兵御敌，“与契丹战于崇州，军败，被擒”（同上），唐朝北部的局势此后更趋不利，北地百姓人人惶恐不安。
四、默啜可汗的阴谋
在契丹、奚二族叛唐之前，正是后东突厥刚刚复国，频频痛打大唐这个旧日的宗主国，在北疆的扩张正顺风顺水之时。在得知契丹起兵之后，突厥人没有放过这个机会，巧施手段，将契丹叛军和大唐都玩弄于股掌之间，最终渔翁得利，将契丹、奚二族全都臣服于麾下，从大唐手中硬生生抢走了整个松漠地区。
默啜对大唐的松漠羁縻区垂涎已久，早有东进控制契丹各部之心，也有充足的信心将这块丰饶的牧场从弱小的大唐手中夺走，只是担心强行夺占会引发契丹人的抵制怨恨，这才一直没有用兵。此时见契丹和奚起兵反唐，知是渔人得利的千古良机，遂设下险恶的阴谋，于大唐窘迫异常的九月提出了和亲之议，“并为其女求昏，悉归河西降户，帅其部众为国讨契丹。”
《资治通鉴》中的这则记载与《旧唐书》中记载的“并言有女，请和亲”基本一致，虽然含有事实的成分，但史官也都玩弄了文字游戏，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事实。从字面来看，似乎后东突厥非常希望与大唐建立友好关系，因此腆着脸要与唐朝攀亲，并且甘为大唐的马前卒，主动向唐示好，言语间很是误导了一些不明真相的读史者，大大满足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事实上，这些不过是撰史者们自淫的小伎俩而已。在之前的数年间，后东突厥一直与唐朝征战不休，双方正势同水火，而就在两年之前（694年），突厥兵还曾大举入寇（“十八将军以讨默啜，未行，虏退而止”——《资治通鉴》卷205）。而就在这次“请和亲”的当年腊月，突厥人才刚刚出兵洗掠了大唐的灵州，恣意烧杀奸淫大唐百姓，两国此时正是你死我活的仇敌，之前正频频欺凌大唐的后东突厥又怎么可能突然大发善心，主动想着要帮助大唐摆脱困境呢？而这些骄横跋扈，对唐朝又极度轻蔑，之前百般羞辱大唐使臣的突厥人，又怎么可能突然转性，去结交讨好羸弱无能，在之后不久便跑来苦苦哀求自己救命的唐朝呢？
像上面这种偏颇的陈述，其实在唐史中比比皆是，也正因如此，在描述唐军应对外敌入侵的段落中，常常出现“追之不及”之类的字眼，“威武无敌”的唐军常常不交一兵便将敌人“击退”。比如上段中所谓的“虏退而止”，也是史官给大唐留了面子。突厥人带着劫掠的人口财物，行动缓慢，若非唐军有意拖延，任由对方在肆意劫掠后自行退却，又怎么可能挡不住、甚至追不上对方呢？而唐军若对自己的战斗力有信心，并不畏惧对方，又怎会一次都不敢杀入草原进行报复，并解救数十万被掳走的同胞呢？事实上，若是唐军真能对突厥人造成威胁，突厥兵又如何敢嚣张地频繁南下掳掠？
武则天
纵观各家史料，不难看出，默啜此次主动请婚的真正目的，就是试图诱使唐朝出卖之前投靠自己的突厥降部，这样既能增加自己的奴隶数量，扩张势力，又能让大唐背上不信不义的恶名，为众藩属所不耻，这样突厥人便能更好地争得周边各部族的人心，从而在武力夺取原属大唐的宗主权后，得到这些投效部族的真心认同。其实此次和亲根本就是一个骗局，唐朝也彻底落入了敌人彀中，可撰史者却有意对此不加说明，反倒在遣词造句间刻意误导，其目的无非就是要遮掩、淡化此事，撰史态度极不客观公允。
其实对于后东突厥的这种诡异善意，唐朝君臣也并非完全没有警觉，但对于正被契丹人打得焦头烂额的大唐而言，默啜的建议是其难以抗拒的诱惑，因此就算明知是饮鸩止渴，也不得不赶快接受，以解燃眉之急。在多番考量之下，唐廷最终完全答应了突厥人的条件，许诺与之和亲，送归河西降户，换得了后突厥出兵襄助。
五、突厥人的救援
696年十月，契丹首领李尽忠在战中病殁，孙万荣接替他继续指挥作战。就在契丹主力正全力攻打大唐之际，突厥人突然自背后大举进攻，攻陷其老巢松漠都督府（今内蒙古巴林），将契丹士兵的家眷和留守人员尽数俘虏。据《新唐书》卷215记载：“尽得孙万荣妻子辎重，酋长崩溃”。根基被毁给契丹军带来了沉重打击，其对大唐咄咄逼人的攻势也暂时消除，这让唐朝避免了形势的进一步恶化。武则天对突厥人救助自己万分感念，册封默啜为“立功报国可汗”，其实此时后东突厥的军事实力已经远在大唐之上，唐廷根本就没有资格和能力去册封对方，只不过默啜为人务实，不重虚名，为了攫取实际利益，达成阴谋，甘愿暂时称藩，而这也恰好迎合了唐朝统治层自高自大、死要面子的心态。
对于大唐而言，后东突厥是背叛的藩属，唐廷之前也一直扬言要将其讨伐平灭。尽管以唐帝国弱小的军事力量，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事实上还频频被对方欺压羞辱），但大唐始终都能做到死鸭子嘴硬，坚持对众突厥降部自立建国不予承认，始终没有在口头上放弃讨伐叛逆的主张。但在此次军事合作之后，唐廷不仅对突厥可汗正式册封，又将河西降户转交给对方，种种举措都无疑是在为后东突厥这个叛反者正名，这标志着大唐此时已经放弃了对其之前反叛并攻掠唐境等忤逆行为的制裁，并承认了对方立国这一既成事实。这种软弱的姿态不啻于是在昭告天下——由于自己对“叛逆”无力制裁，只能任由其逍遥自在，等于是在鼓励周边各藩属效仿突厥谋叛，这不仅令大唐在周边诸国面前大大丢脸，更令其在漠北本就所剩无多的威信变得荡然无存。
六、心寒胆丧
虽然后方意外遭袭，家人被掳，老巢倾覆，但正在前线作战的契丹军却并未丧失斗志，“孙万荣收合馀众”（《资治通鉴》卷205，下同），又在营州（又名柳城，今辽宁朝阳）筑建新城，安置了剩余的妇孺和辎重。在建立了新的大本营后，孙万荣再次统军出征，他不敢对突厥人进行报复，甚至不敢去救回失陷的眷属，只好拿大唐这个“软柿子”出气，挥军南下进攻唐朝，先是“攻陷冀州，杀刺史陆宝积，屠吏居数千人”，随即又“攻瀛州（今河北河间）”，“残瀛州属县，恣肆无所惮”（《新唐书》卷235）。冀州和瀛州均为唐帝国的腹心之地，一时间整个河北道人心惶惶。
虽然老巢被端未能彻底击垮契丹叛军，但却迫使其在节节胜利、形势大好之际暂停了对唐帝国的攻势，这给唐朝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喘息之机，让其得以集结起大量的士兵，向北方进行调动。此次唐廷统共拼凑了四十万大军，由名将王孝杰统领，数员宿将相辅。697年三月，两军战于东硖石（今河北卢龙），唐军再次惨败，四十万大军死伤殆尽，连主帅王孝杰都在绝境下被迫跳崖而死。据《资治通鉴考异》卷206记载：“朝野佥载云：‘孝杰将四十万，被贼诱退，逼就悬崖，渐渐挨排，一一落涧，阬深万丈，尸与崖平，匹马无归，单兵莫返’”，场景可以说是惨不堪言。
大唐君臣闻知四十万大军覆没，个个吓得心胆俱裂。王孝杰是大唐当时首屈一指的名将，也是唐帝国抵御吐蕃的核心将领，此次将他从西北前线急调而来，显然是唐廷已经感到河北道局势危急，束手无策，指望着他来力挽狂澜，结果老王却以败亡和全军尽墨交出了人生最后一张答卷，也彻底击垮了唐朝君臣和唐军士卒们本就无多的勇气和信心。
之前继派出王孝杰兵团之后，唐廷又派遣了建安王武攸宜和右拾遗陈子昂统重兵前往河北助战。当大军抵达渔阳（今天津蓟县）时，得到了王孝杰所率主力已尽数覆灭的消息，全军顿时惊忙失措，“震恐，不敢进”（《资治通鉴》卷206）。由此记载不难看出，在契丹人频频胜利的兵威之下，羸弱的唐军已经完全失去了勇气和信心，畏敌如虎，毫无斗志。见唐军露怯，契丹人锐气更盛，孙万荣乘胜南下大掠河北道，“攻陷城邑，剽掠吏民”（同上）。武攸宜退无可退，只好鼓足勇气，“遣将击之，不克”（同上）。其实这“不克”二字，多半也是史官的讳饰之词，武攸宜不是战败，就是装装样子，稍一接触就赶忙退却。在武攸宜攻敌“不克”之后，契丹人再无阻滞，于河北道间纵横来去，恣意烧杀，最终“万荣进屠幽州”（《辽史》卷63）。
注：在《新唐书》卷124中，将东硖石会战中的唐军兵力记为“将兵十八万讨之”；而在《新唐书》卷235中，又记为“率兵十七万讨契丹”，两个数字相差仿佛。笔者认为，《考异》中的“四十万”这个数字，应该是将辅兵和随军民夫也算上了，“十七万”或“十八万”则是战兵的数量。司马光应该也是如是认为，遂在《资治通鉴》卷206中，留下了“清边道总管王孝杰、苏宏晖等将兵十七万与孙万荣战于东硖石谷，唐兵大败，孝杰死之”这样的记载。
七、惨重代价
在王孝杰部覆灭之后，大唐举国震动，甚至开始忧虑有亡国之险。武则天马上遣使求见默啜，乞求突厥人再次自背后攻击契丹，解大唐之危。然而由于唐军在近年中屡次惨败于周边藩属之手，威信已然丧失殆尽，又更充分地暴露出了国力和军队战斗力的衰弱，因此后东突厥对大唐的态度十分轻慢，虽然名义上还是大唐的藩属，但在接见唐朝使臣时却极度倨傲无礼，唐朝虽然号称是宗主国，但派去的使臣非但不能按惯例和礼仪得到相应的尊重（如当年东突厥做大唐的宗主国时，其使者高踞于李渊之正位，李渊反倒要在侧座相陪），反倒不得不卑躬屈膝，其情状就如同藩属国使节朝见宗主上国时一般。正使阎知微“舞蹈，吮其靴鼻”（《资治通鉴》卷206，下同），副使田归道不肯过分卑屈，“长揖不拜”，结果被“倒悬之经宿”（即倒吊了一晚上），吃足了苦头，也受尽了羞辱，默啜还差点斩了他，最终在下属苦劝下才只是将其囚禁。种种迹象均表明，突厥人根本不将大唐这个宗主国放在眼中，唐史中津津乐道的宗藩关系，根本名不副实，就算真存在也是名存实亡。
王孝杰
此次大唐在处境窘迫时上门哀求，默啜自然要狮子大开口，提出苛刻条件。由于同属擅于骑射的游牧民族，对草场和部民的争夺令突厥人和契丹人存在先天的矛盾，因此默啜其实也并不希望契丹族在痛打大唐的过程中壮大，进而威胁到自己在漠北的地位；加之突厥人还有将契丹诸部重新纳归旗下，夺占漠南草场之心，所以也愿意尽早将未成气候的契丹人剪灭。不过比起正遭痛打，已经朝不保夕的唐朝而言，毕竟他还是更能沉得住气，于是提出了两个苛刻的条件，要求大唐割让单于都护府所辖的漠南全部土地，且向自己提供巨量的铁器、谷物和缯帛。此外，默啜还要求大唐马上兑现先前的承诺，遣还归附于大唐的丰、胜、灵、夏、朔、代六州突厥降部，任由自己处置。
由于条件太过苛刻，唐廷起初并未同意，于是“默啜怒，言辞悖慢”（《资治通鉴》卷206，下同）。就在此时，孙万荣的使者也已来到默啜的汗帐，表达了契丹愿与后突厥联兵攻唐的意向——“我已破王孝杰百万之人，唐人破胆，请与可汗乘胜共取幽州。”大唐此时已然危如累卵，没有突厥人的救援都难以苟存，如果突厥人再反过来襄助契丹，那亡国恐怕只在转瞬之间，因此唐廷君臣在听闻此事后，吓得魂不附体，立时便答允了突厥人全部的苛刻要求。据《唐会要》卷94记载：“悉驱河西降户归之，并许其请。”而在《旧唐书-突厥传》中亦记载道：“时朝廷恐其兵势……乃悉驱六州降户数千帐以与默啜，并给谷种四万斛，杂彩五万段，农器三千事，铁四万斤”。这一幕宗主国背信弃义，出卖积极投效者的劣行被周边各部族尽数看在眼中，唐朝在四邻心中的威望和诚信度进一步大幅降低，此后更为众邻国、邻部所鄙夷。
九、真正的赢家
此次契丹人的反唐起义虽然只持续了短短两年，但前后歼灭唐军却多达五十余万，击伤击溃更是不计其数。虽然大唐最终将其成功地镇压了下去，但靠的却并非自身实力，而是突厥人自契丹背后发动的两次掩杀，以及因之引发的奚人兵变，因此纵然取得了最终胜利，却不能遮掩唐军自身战斗力极度低下这一事实。此时的契丹诸部尚处于结构松散的原始部落联盟状态，叛军又是仓促起事，由一些杂七杂八的牧民临时拼凑而成，根基不固，一盘散沙，战斗力与日后已步入封建集权制的辽帝国相比，不啻云泥之判，可就仅靠这寥寥几万乌合之众，却仍能几度将数十万唐军打得抱头鼠窜，令唐帝国倾尽全国之力都无法招架，大唐的孱弱至此可以说是暴露无遗。
契丹人此次反唐的起因是遭遇了大饥荒，而大唐边官落井下石的举措激起了公愤。在当时的松漠地区，有着大量汉人居住，契丹人对这些汉人还算不错，比唐廷要好得多。据《资治通鉴》卷206记载：“契丹初破营州，或唐俘数百，饲以糠粥，慰劳之曰：‘吾养汝则无食，杀汝又不忍’，悉皆释归”。由于当地的汉人同样无米下锅，而契丹人宽和的态度也令众汉人心生好感，因此最终有不少汉人主动投入到契丹军中，与契丹兵一起攻打大唐。在将起义镇压下去之后，武懿宗统率唐军在松漠地区大肆屠杀，“所至残酷，民有为契丹所胁从复来归者，懿宗皆以为反，生刳取其胆”（《资治通鉴》卷206，下同），手段极其残酷，堪称是灭绝人性。但前线唐军犹觉不足，为了体验屠杀的快感，掳掠更多的财帛，竟然又上奏倡议：“河北百姓从贼者请尽族之”，竟然要将这些降人全部灭族，根本不给这些在饥寒下被迫从军或在刀锋下不得不从贼的同胞留半点活路。在当时的松漠地区，有几家没有子弟从叛？要都灭了族，松漠一带恐怕就被杀成无人区了。大唐在松漠地区本就已人心尽失，此时又是刚刚收复其地，立足不稳，却非但不加安抚，反倒施行血腥手段，举措实可谓愚不可及。
大唐的残暴作风令松漠百姓尽皆离心，“皆降于突厥”，默啜趁机统军南下，将唐军逐出整个松漠地区。若在两年之前，此举必将招致契丹各部的强烈抗拒，可如今却得到了正被唐军屠虐的契丹诸部的无限感激。唐军的杀戮让契丹各族对大唐恨之入骨，此后尽皆归心于后东突厥汗国。契丹人与突厥人原本习俗迥异，但据《唐会要》卷96记载，很快契丹人便“风俗与突厥同”了，显见大唐为渊驱鱼的愚蠢做法不仅令后突厥得到了契丹人和奚人的真心拥戴，更促成了这两族的迅速融合，三族自此开始联手打击大唐。后东突厥本来就在唐朝面前占尽上风，此后在欺压大唐时自然更是随心所欲。
在此次事件中，后东突厥一举数得，获得了巨大的国家利益。首先是得到了唐朝的大笔财物，谷种四万斛，皆中原农夫血汗换得；绢帛五万段，皆华夏农妇血汗织就，这大批的经济物资令后东突厥进一步壮大（“默啜浸强由此也”——《旧唐书》卷204），更为其之后继续痛打大唐埋下了祸根。其次，后东突厥还得到了六州数量庞大的降户，自此奴隶充足，国势蒸蒸日上。更重要的是，后东突厥此次兵不血刃地夺取了整个漠南地区，辽西大部虽然在表面上仍处于契丹和奚等部族的控制之下，但这两大原属大唐松漠都督府的族群此时均已深恨唐朝，已经在实际上被后东突厥收归旗下。换言之，此时整个松漠都督府均已被后东突厥夺走，后东突厥的势力范围大幅东扩，据《阙特勒碑》刻载，其东部边境已经“越过兴安岭”。
虽然此次损失惨重，但大唐武力弱小，无法维护自己的利益，只好对漠南丢失不闻不问，反倒还得主动去热络地与后东突厥友好亲善，这其实等于是正式割让了单于都护府所辖的漠南全部土地，软弱无能的表现不免令众藩国心生蔑视。更糟的是，唐朝出卖河西降户的龌龊行为本就已让其失尽人心，而在孙万荣兵败之后，唐军又血洗松漠地区，不分良莠地大肆屠杀，所作所为更是令周边诸藩侧目。
大唐军事实力的弱小和外交手段的愚蠢粗暴令其陷入了难堪的窘境之中，原本唐朝对辽西的统治就是松散的羁縻性质，此后更连这种状况也难以维持。唐史中那些含糊其辞，误导读史者认为“漠南地区还属大唐羁縻区”之类的说法，不过是用来蒙骗无知群众的表面文章。事实上，自696年之后，唐朝对这里就完全失去了控制，依附于后东突厥的契丹各部也根本不将大唐放在眼中。到了699年，营州都督府被迫内迁至幽州境内的渔阳（今北京密云附近），这标志着唐朝在漠南已经彻底无法立足，被彻底清退了出去，大唐苦心经营数十年的松漠、饶乐二都督府至此化为乌有。
丢失漠南引发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由于辽西地区被仇恨大唐的契丹人所阻断，导致大唐对辽东半岛本就十分稀薄的统治变得名存实亡，这为日后渤海国坐大并雄霸辽东创造了客观条件。更为不妙的是，契丹人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很快便再次强大起来，时常侵扰大唐边界，唐王朝应接不暇，被迫在河北道常年屯驻重兵进行防御，最终导致河北道整体藩镇化，并且间接促成了安史之乱的爆发。
虽然唐史的撰写者竭力歪曲历史，试图给后人造成“凭借自身的强大军力，唐军最终获得决定性胜利，成功平定叛乱”的假象，描画出一幅大唐威风八面的辉煌画卷，但稍有头脑的人恐怕都不会为其所骗。在真实的历史中，唐帝国被契丹人的这一轮打击折腾得焦头烂额，国力进一步衰退，虽然名义上号称平定了起义，收复了辽西各州，其实非但一无所获，更丢失了松漠地区，而且是连土地带民心一道彻底丢失，可谓是损失惨重。而默啜可汗的计策却最终得逞，一口吃两方，收获巨大，后东突厥成为了这个过程中唯一的大赢家。
十、争夺藩属
在雄踞北亚数十年后，后东突厥因内乱迭起，于710年前后走上了衰亡之路。《太平寰宇记》卷196中便记载道：“（后东突厥）自恃其兵威，虐用其众。默啜既老，部落渐多逃散。”恰在此时，唐朝又迎来了自己最优秀的统治者——一代雄主李隆基，对后东突厥的态度遂转而强硬。
李隆基
自712年玄宗秉政之后，唐朝与后突厥开始激烈争夺北庭，后突厥汗廷还曾指使归附于自己的契丹、奚二族出兵攻唐，据《资治通鉴》卷210记载，712年十一月，“奚、契丹二万骑寇渔阳，幽州都督宋璟闭门不出，虏大掠而去”。714年七月，薛仁贵之子薛讷统兵六万进攻契丹某部（“薛讷与左临门卫将军杜宾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将兵六万出檀州击契丹”——《资治通鉴》卷211，下同）。副将杜宾客认为“士卒盛夏负戈甲，赍资粮，深入寇境，难以成功。”薛讷却认为“盛夏草肥，羔犊孳息，因粮于敌，正得天时，一举灭虏，不可失也。”结果当唐军行至滦水山峡时，遭到了契丹人的伏击，“唐兵大败，死者什八九。讷与数十骑突围得免”。契丹人对愚蠢的薛讷极为鄙夷，蔑称其为“薛婆”。逃回之后，品性恶劣的薛讷将兵败“归罪于宣道及胡将李思敬等八人，制悉斩之于幽州。庚子，敕免讷死，削除其官爵；独赦杜宾客之罪。”仅此一事，薛讷判势不明、指挥无能、刚愎自用、不听劝谏、诿过下属等卑劣表现便已尽现人前。
在此前数十年中，契丹和奚一直是后东突厥的藩属国，却未得其厚待（《旧唐书》卷204中便曾记载：“契丹及奚，自神功之后，常受其征役”），因此对后东突厥不满已久，并无忠诚之念。716年，突厥可汗默啜遇刺身死，国中大乱，人心惶惶，本就内乱不绝的局面彻底崩盘，当下便有五个大部族降唐。由于并未安排好继承人，各支势力相互攻讦，曾经强盛一时，压得大唐数十年喘不过气的后东突厥汗国国力剧衰，契丹、奚、漠北九姓等藩属相继降唐，唐朝得以收复营州，并重于此地建立安东都护府和营州都督府。
720年，牙官可突干与唐廷支持的松漠都督李娑固发生冲突，唐军和奚军联合李娑固部出兵，却被可突干打得大败，营州再次失陷，可突干旋即拥李郁干为王，刚遭惨败的唐帝国被迫废黜忠于自己的李娑固，改封李郁干为松漠都督，又送出公主加以笼络（“以燕郡公主妻契丹王郁干”）。由于唐军的战斗力不及契丹人，对契丹叛部无可奈何，反倒惧怕对方攻击自己，唐廷只好忍气吞声，对其加以怀柔，很快便又送出两名公主，于726年“以东华公主妻契丹松漠王李邵固，以东光公主妻奚王李鲁苏”。
经过数年的养精蓄锐，玄宗于732年以王浚为帅，令其统十八总管征讨契丹。王浚遣幽州节度使赵含章出兵攻击某几个契丹部落，结果赵含章部惨败于白山，死伤枕藉，不过其麾下先锋将乌承玼却伺机率偏师击败奚、契丹联军，迫使奚人的一个小酋长率五千余帐来降。
自玄宗登基以来，东北边境几无宁日，在面对反叛的这几个契丹部落时，唐帝国一筹莫展，表现令人失望。据《资治通鉴》卷214记载：“可突干连年为边患，赵含章、薛楚玉皆不能讨”，边塞百姓苦不堪言。733年时，后东突厥一面遣使频繁访唐，商谈和亲事宜；一面开始明目张胆地武装干涉唐朝的平叛战争，软硬兼施。突厥军与契丹叛部联兵，直逼唐境，准备攻击那些投靠唐朝的奚人部落。幽州唐军大举赴援，郭英杰、吴克勤、邬知义与罗守忠四将统精骑一万，联合归附的奚人，与契丹人战于都山，结果唐军大败，举军尽没，据《新唐书》卷235记载：“知义、守忠败，英杰、克勤死之，杀唐兵万人。”《旧唐书》卷199中亦载：“官军大败。知义与守忠率麾下遁归，英杰、克勤没于阵，其下六千余人，尽为贼所杀”。
据《毗伽可汗碑》刻载：“Kuo1将军领四万军而来，我在tungker山袭击之。我斩三万军，把一万军……奚人消灭之。当我长子病死时，我把Kuo1将军立为杀人石。”其中的“Kuo1”一词，古音与“郭”字相近，一些人认为是指唐将郭英杰。若此论为真，则此役参战的唐军就不仅只有唐史中提及的一万骑兵，还应该有三万步兵，最终三万人战死，一万被俘，奚军也全部覆灭。如果“Kuo1将军”并非郭英杰，则应该还另有一场战事，唐军于该役中折兵四万。
734年，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统军突袭契丹叛部，在突厥援军未至前将其击破，可突干情势困迫，遣使诈降，欲联合突厥再攻唐军，但唐廷暗中遣使，与正和可突干争权的契丹大将李过折达成密约，李过折发动兵变，杀死可突干等人后降唐，被唐廷册封为检校松漠州都督。但就在降唐当年，李过折便被其下属涅礼所杀，唐廷于是又封涅礼为松漠都督，契丹和奚此后便重新归于唐朝麾下。一贯骑墙摇摆的奚人也就罢了，可契丹在两年前还与唐朝誓不两立，即使遭到人数众多的唐军猛攻，仍然立场坚定地追随后东突厥，与唐朝死磕，毫无畏惧，如今却在小败之后便束手归降，态度与之前迥然不同。而素来态度强硬，对叛离藩属一向处置狠辣的后东突厥也一改之前的作风，对二蕃改换门庭不闻不问，这皆因此时后突厥内乱正疾，毗伽可汗刚被心腹重臣梅录啜毒死，国中大乱，无暇他顾之故。
到了735年，后东突厥国内局势刚一稍稍稳定，便出兵讨伐奚和契丹。二蕃此时已是大唐藩属，受到唐朝的庇护，后东突厥同样在名义上身为大唐藩国，却丝毫不将这个宗主国放在眼中，悍然对另一藩属发动攻击，其行为严重违背了传统的宗藩关系，可以说在明面上对唐朝的宗主地位做出了挑衅，可唐廷却仍然不敢与其翻脸，玄宗既不敢出面谴责调停，亦不敢出兵保护自己的藩国，反倒几次指示边军忍让、坐视。在《曲江集》卷5中，载有《敕幽州节度张守珪书》，其间便记载玄宗曾经下旨，令张守珪“有以待之”、“无得妄动”、“使蕃骑先锋，汉军坚壁，坐观成败”。
按照唐廷的软弱态度，二蕃原本多半无幸，恐怕又要再次改投突厥，然而最终的结果却出人意料，契丹人竟然创造了奇迹，仅凭自身就击退了突厥军。玄宗在听闻此事后，异常惊诧，心态也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陡然由胆小畏怯突然变得志得意满起来，认为在内乱之下，突厥人的战斗力已然变得不堪一击，远比自己想象中要差得多，全面胜利已经唾手可得，遂一改先前的懦弱作风，指示边将“遂要追袭，时不可失”（《曲江集》卷5）。然而突厥人在攻打契丹时突然退兵，却并非因为其战斗力锐减，而是另有缘故。据《曲江集》卷8记载：“突厥之兵马平章事第一人死，所以狼狈即去，在路每日于衙帐前哭”，由此可知，突厥人骤然退兵，与其主将意外战死不无关系，很可能是因此而导致无心恋战，这才暂时退却，并非因为武力弱小。
在笔者看来，玄宗的这种侥幸心理十分可笑，突厥人若真地不堪一击，又怎敢主动发动进攻？而之后的唐、厥关系也印证了突厥人此时还具备相当的实力，并非结构松散的契丹各部所能轻易击败。尽管在既存史料中，并无与唐军此次“追袭”相关的记载，但多半是未能讨到便宜，这点从唐廷此后对突厥人的态度便能看出——尽管后东突厥擅自攻击自己的藩属，明目张胆地作出了挑衅，唐朝也已经撕破脸对其大打出手，但在“追击”之后，唐廷却又装出一幅什么都没发生过的样子，竭力维持双方所谓的藩属关系，对突厥人有利的互市也依旧展开，显然大有息事宁人之意。
从这些年中发生的诸事不难看出，大唐引以为豪的所谓宗主国地位是何等虚妄不实。即使是面对实力已经大幅削弱的后东突厥，唐朝仍然落于军事下风，在外交上也颇为软弱。然而弱小者再畏缩退让也无法苟安，736年，伊然可汗再次亲统大军大举南下，这次大唐倒是敢与契丹和奚联手对敌了，不过由于三家的战斗力均比较弱小，联合作战也远非突厥人的对手，因此大败亏输，据《资治通鉴》卷214记载，736年二月，“张守珪使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安禄山讨奚、契丹叛者，禄山恃勇轻进，为虏所败。”
兵败之后，局势对唐朝更为不利。在《曲江集》卷5之《敕张守珪、安禄山书》中，便记载了当时唐朝的窘境：“奚既破伤，殆无遗噍，契丹孤弱，何能自全？”显然大唐此时已然无力再与突厥人争夺二蕃。事实上，玄宗在敕书中表达的这个忧虑很快便成为了现实，至冬季时，后东突厥军已然取得了完胜，降唐的契丹、奚各部也再次易手。
在此之后，大唐与契丹和奚展开了拉锯战，双方互有胜负。737年二月，张守珪破契丹某部于捺禄山。739六月，“平卢军使乌知义邀击叛奚馀党于横水之北……与虏遇，先胜后败”（《资治通鉴》卷214）。740年，幽州奏破奚和契丹。745年，迫于东北边境的军事压力，唐玄宗又将外孙女和外甥女分别进献给契丹和奚族的大酋，欲图取悦对方。
其实唐朝是一个很可悲的王朝，即使是在武力最为强盛的玄宗时期，仍然对实力平庸的东北二蕃束手无策，先后被迫向诸部落送出了七个公主。然而这些部落尽管接受了大唐公主，却根本不当回事儿，照样时常杀入大唐境内抢掠，时叛时和，反复无常。据《新唐书》卷5记载，在745年三月，唐玄宗“以外孙独孤氏女为静乐公方，嫁于契丹松漠都督李怀节；杨氏女为宜芳公主，嫁于奚饶乐都督李廷宠……九月，契丹、奚皆杀其公主以叛。”而到了748年时，“契丹大酋李怀秀降，拜松漠都督，封崇顺王，以宗室出女独孤为静乐公主妻之。是岁，杀公主叛去”（《新唐书》卷235），二蕃之桀骜不驯和对大唐的轻慢态度由此便可见一斑；至于唐朝与周边诸部落的宗藩关系是何等虚妄不实，由此事也能够略见端倪。
十一、名将安禄山登上历史舞台
来自东北边境的威胁令大唐无比头痛，这种情况直至一代名将安禄山主持东北防御之后才发生了改变。在李怀秀叛后，范阳节度使安禄山“讨破之”，并扶立了新的松漠都督（很多部落对其并不买账，都督府只能控制部分归附的部落，且关系流于表面）。安禄山自恃骁勇善战，为了以边功邀宠，于745年出动十余万大军，在投靠的奚人配合下，对数个契丹部落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然而唐军的战斗力不行，此次进攻最终以惨败而回收场（“发幽州、云中、平庐、河东兵十余万，以奚为乡导，大战潢水南。禄山败，死者数千。自是禄山与相侵掠未尝解，至其反乃已”——《新唐书》卷235）。
此败之后，安禄山被迫改变了战略，改强攻为耍弄阴谋，先后四次邀请两蕃部落，在酒桌上收割他们的人头，每次诱杀达数千人，还将酋长的首级做为军功上报。这种不信不义的行为给诸部落留下了大唐毫无信义的印象，更增添了各族对唐朝的仇恨，东北边患此后更为剧烈，直至唐朝灭亡都并未消除（“安禄山屡诱奚、契丹，为设会，饮以莨菪酒，醉而坑之，动数千人，函其酋长之首以献，前后数四。”——《资治通鉴》卷216）
由于接连数次的大规模内讧令后东突厥元气大伤，在此前数年中，突厥人对东北亚局势的影响力远不如前。741年，伊然可汗死去，种种被强压下来的积弊迅速爆发，后东突厥汗国陷入了连绵不绝的内战之中，很快就土崩瓦解。事实上，从后东突厥陷入内乱开始，大唐遭受的军事压力就已剧减，在面对契丹、奚二族时，也无需再考虑突厥这个诸叛部总后台的干预。怎奈唐军的战斗力实在太差，即使只须面对实力平庸的几个契丹叛部，仍然捉襟见肘，迭遭惨败。
751年八月，勇将安禄山统六万大军攻击契丹叛部，结果大败亏输，全军覆没（“夹击唐兵，杀伤殆尽。射禄山，中鞍，折冠簪，失履，独与麾下二十骑走”——《资治通鉴》卷216）。其实这些东北边军已经是唐军中的精锐，战斗力仅次于数万“安西军”，可在数量远少于自己的契丹部民面前，却仍然一败涂地，大唐此时的军事实力由此便可见一斑。更可悲的是，天宝年间已经是唐帝国国力、军力最为强盛之时，之前一百多年和之后一百多年的军事水平尚且远不及此时，全靠着惊人的好运道和较强的挨打能力勉强维持。
在此前数年之间，唐玄宗始终希望能够尽快结束东北一隅的战事，以规避东、西两线同时大战的风险，遂不顾国家脸面，于745年再度主动提出和亲，上赶着把几个公主给番邦送了过去。等到公主被对方宰杀之后，又恼羞成怒，试图用武力彻底压服东北诸部，并将希望全都寄于751年的这场进攻之上。然而唐军的战斗力令人失望，继三次在西南惨败于南诏、在西北又被大食打得大败之后，在东北边境上又遭遇了全军尽墨的惨痛失败，自此便丧失了迅速平靖东北边塞的可能，也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恶果。
长期在东、西两线部署大量军队，令唐帝国陷入了军费吃紧的窘境。为了应对契丹、奚的侵掠，唐帝国不得不划拨出巨额军费，在东北地区常年集结大量兵力，囤积巨量的粮草，靡费无算，这也正是范阳军成为八镇之首，河北道藩镇迅速坐大的前提条件。之后李隆基对安禄山百般厚待笼络，并赋予其巨大的权力，很多人认为是因为安禄山擅长溜须，李隆基昏聩愚蠢，其实本质原因还是迫于东北异族的军事压力，唐廷不得不倚重安禄山的军事才能，不得不赋予其较多的兵马和较大的临战指挥权。
752年，安禄山计划征发蕃、汉步骑二十万攻击契丹，试图凭借绝对的数量优势，一雪去年兵败之耻。747年时，西突厥阿布思部为回纥所破，安禄山纳降之，唐廷将阿布思策封为朔方节度副使。此次安禄山奏请唐廷，要求遣阿布思率本部助战，引发了阿布思的不满，阿布思率部大掠仓廪，叛归漠北，这一事件迫使安禄山终止了出兵计划。不过到了754年，安禄山率军击破了战斗力较弱的奚人某部，还俘虏了其酋长，总算是稍稍挽回了一些颜面。
整体来看，在名将安禄山主持河北道之后，唐朝东北边境的局势大有好转，虽然安禄山在745、751年的两场大会战中尽皆惨败，但唐朝凭借着国大人多、恢复力强，还并未落到一溃千里、无丝毫还手之力的境地，甚至还取得了几场小胜，迫降了部分部落，算得上是互有胜负。755年，安禄山被杨国忠逼反，一部分契丹人和奚人加入了安史叛军，追随安禄山攻打大唐。不过由于叛军内部先后爆发三次大规模内讧，安禄山、史思明相继被儿子斩杀；加上唐廷两度请动战力强悍的回纥人助战，安史叛军最终未能夺取大唐江山。在兵败之后，叛军中的契丹人和奚人便回返东北。
（注：怛逻斯惨败后，安西精锐丧失大半，安禄山的东北边军自此便成为大唐最强悍的部队，这也正是安禄山造反后势如破竹，唐朝中央军一溃千里的原因所在。宏观来看，这支从上到下均以胡人为主的部队，并非弱小的唐廷所能驾驭，变乱的发生其实只是时间问题。当然，由于唐军主力之前接连三次在云南全军覆没，二十多万大军丧亡，这也加剧了安禄山造反后唐廷的窘迫。）
十二、唐朝的历史罪责
在历经了安史之乱后，大唐日渐衰弱，而灭掉后东突厥的回纥此时却强大了起来，夺取了唐朝在北亚地区的宗主权，在之后的一百多年中，契丹和奚一直臣服于回纥。到了835年前后，契丹趁回纥内乱衰败之机，重新归附了唐朝（因为非游牧结构的唐朝对草原地区藩属的控制只不过流于表面，自由空间较大），而大唐之后一百多年羸弱不堪的状况，便给了契丹人充足的发展时间，尤其是唐朝的分崩灭亡，令华夏大地陷入了五代十国的乱局，这更给其提供了独立坐大的绝好的契机。在这两百多年中，契丹人的势力迅速膨胀，最终雄踞北方，建立了地广万里的辽帝国，雄兵数十万，成为北亚地区无可争议的霸主。
比起唐朝横亘三百年的绝好运道，宋朝就倒霉得多。早在北宋建立之前，辽国就已经成为亚洲最为强大的帝国，兵精将勇，而且高度集权，政治结构稳定，国力强盛，威胁比起唐朝面对的尚处于部落联盟模式，生产力低下，内乱不绝的那些对手要强出太多。而且占据中原的大唐的羸弱，给契丹、党项二族提供了坐大的空间和时间，致使宋朝从建国之初便面临辽、西夏（北宋建立时尚未建国）两大军事强国的联手压制，虽然宋军武力强悍，战斗力远胜于欺世盗名的唐军，却始终难有决定性的突破。更要命的是，拜大唐将华夏拖入五代十国乱世所赐，早在宋朝建立之前，幽燕之地已不复中国所有，大部分的养马场尽为周边诸番所夺，北宋王朝自初兴伊始便失去了建立强大骑兵的可能，导致军队缺乏机动性， 难以发动大规模进攻，只能被动防御，无力图远。
宏观来看，正是因为以鲜卑为主血统的唐朝高层奉行信重、放任胡人的错误国策，加之唐朝自身孱弱，这才给诸胡族提供了坐大之机。而唐朝亡国后留下的烂摊子，更是奠定了北方游牧民族凌驾于中原政权之上的可悲局面。可以说，中原政权被漠北游牧民族压制数百年，两宋和明在辽、金、西夏、蒙古、后金的铁蹄下艰于应对，苦苦挣扎的被动态势，以及华夏大地先后两次被异族入主的惨剧，早在唐代便已埋下了祸根，这无疑是唐朝难以推脱的，严重的历史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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