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民向善
看过一项资料，说在秦、汉的时候官民的比例大致是1:7000；而后逐渐加大，到清朝的时候，大概是1:300；而到现在则是1:39，可见官员的数量大得惊人，而且有越来越多之势。这样一大批官员，无疑会增加老百姓的负担。所以才有政治体制的改革，精减机构，裁撤冗员，势在必行。
历朝历代，都有数不清的官员，那么，官员的责任是什么呢？早在西汉初年，汉文帝就给出了一个选项——导民向善。引导老百姓走向善良，让社会走上文明与和谐，这是官员管理百姓的一个重要职责。可问题是，当时的官吏没有尽到这个责任，导致触犯刑律、受到法律惩罚的百姓比比皆是。这样一来，官员似乎形成一种认识，反正有法律在，老百姓犯法了，自然有法律去制裁，至于官员的引导作用则可有可无了。显然，这些官员把本来属于自己的职责嫁接给了法律。
如果法律公平正义，对于犯法的百姓来说，受到惩罚倒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可是问题又来了，有些法律本身存在严重的缺陷，那么，再用这样的法律去惩罚犯罪的人，显然就有失公平。
在历史上以“明君”名世的汉文帝刘恒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当时，有连坐之法。即一个人犯了法，他的父母、妻子儿女都要一同治罪。汉文帝认为，这很不可取，他说——
“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
汉文帝认为法律是治国的准则，用法的目的是禁止暴邪，引导人们走向善良，连坐之法让不相干的人也受到法律制裁，很不公平，便想废除这个法律。可是，他让大臣就这个议题讨论的时候，有不少大臣表示反对，理由是相互牵连治罪，目的就是通过这种近乎不人道的严刑峻法震慑犯罪，从而促使人们不轻易犯法。而且这项法律由来已久，因此还是不改为好。在这种情况下，汉文帝说——
“法正则民慤，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导之以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为暴者也。”
法律公平正义，那么老百姓就会朴实、老诚，罪刑适当，犯罪的人就会认罪悔罪。而且，官员有导民向善的责任。现在，官员没有尽职尽责导民向善，而是一味地把责任推给并不正确的法律，这样看来，不适当的法律的危害甚至要超过百姓犯法的危害了。老百姓犯法了，可以治他们的罪，法律不当怎么办？只有修正这样的法律才是。汉文帝成功说服了反对废除连坐之法的大臣，执行了数百年的连坐之法终于废除了。
以此为开端，汉文帝切实加强了汉朝的法制建设。
官员的责任之一是导民向善。一个“导”字，明确了古代社会对官员的责任定位。诚然，官员享受着纳税人的钱，不仅要管理民众，更要服务民众。不仅要执行法律，更要履行引导百姓向善使之免受法律惩罚的职责。
（二）让人说话
汉朝有一项罪名叫“诽谤妖言罪”，所以人们说话都十分小心，惟恐一有不慎，便成了“诽谤妖言”。汉文帝认为，古人治理天下，有——
“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
相传尧帝在位时在大路口立有旗帜，过路的人可以把施政的意见和建议写在旗上。舜帝时则在宫门外桥头树立起高大木桩，供人们提意见和建议。因为这两个载体设立在人们非常方便的地方，也没有视频镜头二十四小时监控，可以随意表达，所以为政者能够收集到老百姓真实的想法。更重要的是，老百姓表达不满，即便说错了话，提意见提过了头，也不会承担法律责任。
汉代设立“诽谤妖言罪”，等于人为地设置了一道障碍，有谁还会敢说真话呢？不仅如此，这样的法律还有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成为构陷他人的工具。有时候，老百姓私下里发点牢骚，甚至是诅咒皇上的话，并不见得他们真的要造反，可是，因为有这项法律存在，他们同样可能被治罪。这些都违背了法律的精神，也不利于百姓向善。所以汉文帝规定，从今往后，再遇到这样的事儿，就不要治他们的罪了，等于废除了这项罪名。
后来，有一个名叫淳于意的医生，因为不给达官显贵看病，受到别人的指控。淳于意被押到长安，按照规定，他要受到肉刑处罚。他的女儿缇萦为了救他，一直从老家跟随囚车来到京城。她上书给汉文帝说，自己的父亲受人冤枉，再说，就算有过失，也不应该受这么重的刑罚。好好的一个人，犯了罪，就要被砍断肢体。这是何其残忍的事啊！她表示，愿意替父亲去死，也不愿意父亲受肉刑。汉文帝被缇萦的诚孝之心感动，废除了肉刑。他认为，老百姓犯法主要是教化未行造成的，为政者要给老百姓以改过从善的机会。
官员高高在上，就会让老百姓望而生畏，老百姓对“官老爷”只能是敬而远之。所以，官员要想听到老百姓的声音，一是要建立制度，保障老百姓有话语权。二是要有载体，畅通老百姓言论的通道。三是要善于倾听，善于采纳。
用人，就是要用这样的人。
（三）公正执法
有一次，汉文帝乘坐马车出行路过中渭桥，突然有一个人从桥下跑了出来，拉车的马受到惊吓，差点弄翻马车。汉文帝龙颜大怒，派警卫把那个人抓了起来，交给廷尉张释之审讯。原来，那个人是乡下人，听到清道的声音，一时躲避不及，便藏在桥下。本以为皇帝的车队走过去了，便从桥下走出来，并没有歹意。按照汉朝法律，这个人违反了回避之法，应当判处罚金。汉文帝一听就火了，这个人差点让我出车祸，要不是我的马温驯，岂不是要伤到我？你就这么轻地责罚他！
张释之不慌不忙地说——
“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
法律是天子颁布天下共同遵守的。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如果不按法律规定来，那么怎么取信于民？法官就是天平，如果不能公正执法，随意解释法律，量刑可高可低，那么，老百姓就会无所适从了。还有一次，有一个人盗走了刘邦庙坐前的玉环，后被抓捕归案，依法应该弃市。但汉文帝很生气，坚持要把盗窃的人灭族。张释之说，现在盗贼盗走了高庙前的玉环，就要被灭族，如果后来有人盗了高祖的墓，那将怎样处罚呢？张释之据理力争，依法办事，最后还是得到汉文帝的首肯。
司马迁在这里较早地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道理。不知是太史公的文笔太过生动，还是汉文帝确实人情味浓，反正，这段这记载令笔者感动不已。
如何促进法律、法规与制度建设，推动公平正义？如何发挥两个庞大队伍的作用，促进百姓向善，促进依法治国，促进社会文明、和谐，是当前及今后很长一个时期的重要课题。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