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我校小四年级作文训练的题目是《某某，我想对你说……》，让孩子们把最想说的心里话用习作形式表达出来。收上来后，一个男孩的作文让我惊呆了——通篇都在吐槽一位以前同组的小组长，写得有理有据有节。
只是，该组长是老师心目中一贯品学兼优的好孩子，每学年都是三好学生，在同学的笔下，竟如此“不堪”，真真令人费解。
更让我震惊的是，通过学生中的调查了解，证明了那女孩被吐槽的槽点基本属实。那为何老师一直没有发现呢？因为那女孩不但学习优异，还是个小“人精”，在老师面前把“犯错事实”掩饰着极好，还一直是老师得力的小助手呢。
找那女孩单独谈话，再把作文拿给她看，孩子毕竟还小，她红着脸默认了自己的过错，小声地对我说：“我以后不会了……”再和写文的男孩子交流，鼓励他的直言，也希望他换位思考，多看到别人的优点。
处理完这件事，心情有些莫名的害怕，更多的是庆幸——幸好孩子信任我，把心里话写下来了，否则，这样的疙瘩留在心里是不是会成为永远的“结”呢？那个女孩，是不是也会成为越来越老到的“伪装者”呢？
教育本无小事，作为教师和家长，在学业之外，教导孩子“如何做人”，而不是世俗意义上的“会做人”，才是重中之重啊。如果孩子们从小学会了趋利避害，学会了当面一套背后一大套，学会了利用权力谋一己之私……那么，长大的他们，是不是就会成为北大钱理群教授所一直感叹的那种大学校园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呢？
说到这儿，我想起吴军先生在《见识》一书中说过：“我们的社会有时太讲究功利，太讲究做人，有太多的薛宝钗、太少的林黛玉。”其实，生活中，喜欢薛宝钗的、行为方式接近薛宝钗的人，也是绝对的大多数吧。
我最好的朋友阿华酷爱《红楼梦》，也酷爱林黛玉。14岁那年我们一起走进师范时，她逢人就问：“看过《红楼梦》吗？你喜欢林黛玉还是薛宝钗？”别人若是回答喜欢林黛玉，那马上可以无条件地成为她的好朋友；若是喜欢薛宝钗，嘿嘿，可就表明了“非我族类”，以后定当敬而远之。那时，她问过的男孩子十有八九都喜欢薛宝钗，真让人遗憾。不过，这也可以理解：黛玉多病、小心眼、多心刻薄……满满的都是缺点，比不上宝钗的温柔敦厚、善解人意。
只是，那时的我俩，却都固执地爱着黛玉——会做人的宝钗多了去了，会做诗的黛玉可只有一个！长大后，读到王小波，听他说“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拥有一个诗意的世界”，那一瞬间，又想到了早已在心里生根发芽的林妹妹。是啊，她才是拥有“诗意的世界”的凡间仙子，永远踩在浪漫、唯美与理想主义的五彩祥云之上，那么美好，那么出尘，岂是那满口“仕途经济”的宝姐姐可以相比的？
薛宝钗常有，而黛玉不常有；薛宝钗易得，而黛玉难求！看看如今的教育环境和培养目标，应试所趋，我们无不期待着在教育的流水线上生产出整齐划一的高质量的产品，但是，产品的特色由何彰显？身为教育者的我们，能接受旁逸斜出，甚至是一枝独秀吗？
从教二十多年了，常常听到家长对我说：“我那孩子太内向，不合群咋办？以后走上社会怎么吃得开？”我一般会这样怼回去：“为什么一定要合群？和别人一样还不容易，保持个性才是真的难！”可是，现实情况是，绝大多数老师和家长，都难以接受太过特立独行的孩子，觉得这样的孩子难管教，太有个性。
教育的原则之一就是“因材施教”，指的是根据每个孩子不同的个性特点加以培养。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加之浪漫的情怀、美好的梦想，这是人工智能所永远无法取代的，如果孩子的身上有类似林黛玉这样的脱俗的特质，那是最珍贵的，需要我们像保护花瓣上晶莹的露珠似地珍惜它、保护它、培养它。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早在1931年就这样点醒我们：“你这糊涂的先生!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你别忙着把他们赶跑，你可要等到坐火轮，点电灯，学微积分，才认他们是你当年的小学生？”
看到这样的话，你可曾想到，小时的爱迪生他也是个蹲在草窝里一心想要亲自孵出小鸡来的特殊孩子啊！
看到满大街的网红脸、锥子脸时，总觉得形容之美不如举止优雅、腹有诗书，我怀念黛玉的“娴静有如花照水，行动好比风拂柳”。
听到家长们斥责孩子“玩这些没用的干嘛？！先去做作业！”时，我怀念黛玉从不曾劝宝玉做什么“仕途经济学问”，却饱读诗书，才华横溢，诗社每次赛诗，其诗作为众人所激赏，不断夺魁。
生命，因呈现不同的样貌而精彩，而丰盛。如果说我们都致力于培养薛宝钗，那么，只有薛宝钗、没有缺少林黛玉的社会就是庸俗的社会，我们的国家也会变成俗不可耐的国家。
我想对自己说：身为教育者，别光顾着教孩子们听话、懂事、靠谱了，中国从来不曾缺少会做人的人，会做梦、会作诗的倒是不多。培养一个林黛玉，一个心理更为强大的，具备钝感力的林黛玉，必将胜过千万个淹没于芸芸众生间的薛宝钗。
我相信，更愿努力。因为，这种“培养”需要的，是更大的气量，更强的能力，更多的见识，更远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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