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版本不一，译文的版本则更多，多到让很多人无所适从。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细看一下这部经书，当中的每一个字，从战国以后直到现在，其语义几乎都没有发生变化。而在这个时期以前的书，大都更加艰涩难懂，但专家学者们却可以给我们满意的，而且也基本统一的解释。要想弄清楚这个问题，我想应该从《老子》这部经书成书的过程着手。
《老子》的成书，比较流行的版本是，李耳遁世时途经边关，守边关的关令尹喜仰慕其名，把他留下，并请他一定写一点东西以作留念。于是李耳在一夜之间，写出这光耀千载的五千字。尹喜在看完这五千字之后，连关令也不做，跟随李耳飘然远遁了。这五千字当然就是《老子》了，也就是后来来的《道德经》。实际上，尹喜的学术水平非常高，当时的名望已不在李耳之下，所以，与其说这是一个传说，还不如说这是一个神话，因为任何宗教都需要有一个神话的人物，比如佛家的释迦牟尼。
要弄清楚《老子》的成书过程，我们不妨先从此书的内容着手。
抛开神话的成分不谈，我们先来探讨一下《老子》这本经书中所存在的几个问题。其一，您肯定已经注意到，在这部经书中，有一些语句在不同的章节中重复出现（只是在语句形式上有所变化），有的重复还不止一次，就算是一个普通的文人，大概也不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难道是老聃先生年老糊涂，脑筋不大清楚？可这篇经文偏偏又是字字珠玑。难道是后人抄写有误？如果说个别文字的错漏尚有可能，但整句甚至数句弄错其出处，而且有的还弄错不止一次，这恐怕说不过去。其二，有些章节的内容明显不连贯，这也显然也不是老子级别的人所无法避免的，那么又会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呢？其三，在这部经书中，有一些章节采用了远古诗歌的形式，这又是为何？难道老聃先生在写这部任何一个章节都可能需要一个人终其一生才能领悟与总结的奇书时，还有闲情逸致来调节一下？
在这部经书中，真正难解的，并非某一个文字的语义，而是其中的一些名词。就说这个“道”字，有时候指道理、规律，有时候指构成万物的极小的物质。又比如说“圣人”，有时可解释为品德高尚的人，有时可解释为君王或首领，有时可解释为得道的人，有时还可解释为古代的祭司，甚至还可解释为宣讲人（在没有文字的时代传唱祖先流传下来的知识而使其不致失传的人）。不难发现，人们难以理解的地方，往往就是这些可以有多种解读的特有名词。而要弄清楚这些名词的真正含义，我们恐怕还得回溯到远古时代。
在远古时代，由于自身的认知能力所限，人类对大自然进行了神话，并对神充满畏惧与崇拜，主要表现为祭祀、生育崇拜和生殖崇拜。在《老子》中，有很多章节都描写到了这些内容。为了在大的自然灾害后向神请罪，或者向神企求更多的食物或其它的好处，人们便会进行祭祀，即一种向神贡献捕获的猎物、粮食或其它物品的仪式。主持祭祀仪式的人叫祭司，祭司在主持祭祀时会念唱编好的歌词，这就是祭祀歌。这些祭祀歌以及人们通过各种方法所得到的知识，都必须保留下来。但是人类在语言出现以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文字还没有出现。于是有些人就有了新的职业：宣讲，他们负责把这些祭祀歌和各种知识用歌唱的形式代代相传（宣讲人应该是除祭司和首领以外最有权威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宣讲人又不断地对这些传唱的内容加以补充和完善，只要文字还没有出现，这种过程就不会停止。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藏语史诗《格萨尔王传》等人类历史上不朽的诗篇，无一不是这些宣讲人的杰作。
在黄河文明发展的相当长的时期以内，地理环境在客观上阻碍了黄河文明与其它文明的大规模交流，再加上后来在人口数量上的优势，中国是唯一一个远古文明没有间断地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可为什么在汉语文化中反而没有出现过这样伟大的诗篇呢？这恐怕跟汉字本身有关。汉字与十个阿拉伯数字（其实是古印度人所发明，由阿拉伯人传播开来），其本质是相同的，都是表意不表音的文字。这与表示发音的文字系统——不但要能表示完整的发音，还必须有相当完善的语法规则——有很大的区别。最初，每一个汉字就是一个表意的象形符号，它不需要有语法就可以记录信息。当一个汉字符号被创造出来以后，马上就能够发挥作用；加之汉字简洁凝炼，往往一个汉字就可以记录许多不同的信息，这就使得流传下来的内容大多只言片语。
汉字这种符号从无到有，又从有到多，其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传说中仓颉创造了汉字，实不可深信。当已经出现的文字能够记录下某一段传唱的内容时，这段内容便会被记录下来，从而失去宣讲的意义。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那些已经成文的宣讲内容，在流传下来的过程中，当中的某些名词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这就给后人的解读造成了一定的困扰。但不管怎样，这些传唱的内容在不同的时期被不断地记录，文字出现得越多，宣讲的内容就越少。当文字基本完善及普及之后，口头的传唱便衰落下来，宣讲人失去了其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的地位，其后人要么转而成为靠说书谋生的说书人，要么从事其他的行业。
李耳是楚国苦县人（今天河南鹿邑东），他最初应该就是这样一位四处周游的说书人。李耳对这些世代流传的宣讲内容进行收集，并加以整理和补充，期间一定还得到了其他同行的帮助。也许是他让所有他所认识的说书人，以及那些不再是说书人的宣讲人的后代，将自己所知道的内容都抄写下来。于是，就有了同样的语句在不同的章节中出现的情况，但另一方面，这种重复也说明了这些语句的重要性。此外，在经书中以诗歌形式出现的内容，则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古代祭祀歌的形式，并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生活与社会面貌。后来，李耳又做了周朝的守藏室之史（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这就使得他的收集工作更加有效率了。
不过，李耳在世时，并没有将收集的材料整理成书。很可能是他已经参透了这数千字的精髓，无外乎就是“无为”与“不争”四个字而已（统治者要“无为”，人民要“不争”）。相对于这四个字，数千字的材料未免过于啰嗦；若能让世人明白这四个字的真义，那么这数千字成书与否，都已不再重要。于是，他干脆将这些千辛万苦收集而来的材料，大方地让给当时已经很有名望的尹喜，对他而言，这是“功而不居”。尹喜在李耳去世之后，不忍这数千字就此湮没失传，于是将这些材料整理成上、下两篇以传世。对于那些在只在形式上有所区分的重复的语句，尹喜也未加处理而忠实地保留了这些内容的原貌。由于李耳自称老聃，大家都尊他为老子，所以此书便命名为《老子》①。在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尊称某个人为子，然后用其作为书名的不在少数，比如《孟子》、《庄子》等。对李耳而言，这正好应了“夫唯弗居，是以弗去”这句话。
值得注意的是，李耳收集材料的时期，便是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②时期，这似乎不是一个巧合。那是一个文化大爆炸的时代，其对中国文化所产生的冲击与影响，就犹如改革开放以后的知识大爆炸和信息大爆炸，对中国人的生活和观念所带来的变化一样。
《老子》后来被道家奉为道教圣经，改名为《道德经》，有的也作《德道经》（因为实际上上篇为“德”篇，下篇才是“道”篇）。在流传的过程中，该书被分为八十一个部分，这多半与道教有关，其目的自然是为了使其更容易理解和传播。但原书的内容，不可能刚好那么凑巧，可分为内容连贯的八十一个部分，因此，有些章节语意的不连贯，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由于道教的兴盛，这种格式的经书逐渐成为主流，并最终为大家所认可。
综上所述，《老子》应该是对远古时代所流传下来的宣讲内容的收集与整理（李耳是收集者，尹喜则是整理者），其中有些内容可能在李耳之前至少已经流传了数百年（先是口头上，然后是文字），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后人的补充与完善。正如孔子收集、整理了《诗经》一样，李耳虽不是《老子》的原文作者，但对其最终成书，则起了主要及关键的作用。
yuadao 作于 2009．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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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春秋时，学术性的书叫做“子”，“老”是古老、远古的意思，所以，“老子”也可以解释为“远古的学问”。
②个人以为：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实际上就是对远古知识进行的一次系统的大整理。这种知识大整理，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中非止一次。在“百家争鸣”之后比较典型的有《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的修订。虽然一般而言，往往越到后来规模越大，但若论及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及意义，则“百家争鸣”要重要得多，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认为，“百家争鸣”的结果，直接决定了中国此后数千年的政治制度及文化格局。
当然，这种大整理并非全都是好事，有的也同时带来很大的破坏作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如秦朝的焚书坑儒和清朝康亁时期的文字狱。此外，这些大整理并非是读书人的自觉行为，而是由新的统治者或统治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发起的，需要动用国家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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