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永刚/戌卓
漫漫高原路…
草原枯荣一季，雪山终日凝望，牧民和牦牛一样，在季节里迁徙。
余秋雨认为：草原文明是一种伟大的文明。蒙古文化，这是一个在我们辽阔的疆域上，能够让全世界都抬起头来惊讶的一种文化；也曾经是使中华文化改变了它的体量和质量的一种文化。
迁徙的流动性不仅体现在游牧族群能够在多变的生态条件下灵活应对的这样一种能力，而且也体现了他们自身的社会组织在不确定的条件下保持秩序和整合的一种能力。诚如陈寅恪所说，北方胡人文化“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局”。
游牧人以动物为主要食物，非定居的的生存状态，居无定所，正所谓逐水草而居。受教育程度的相对较低。中原农耕社会中的教育理念及方式并没有出现，还不足以支撑更为强大的游牧文化内涵，不足以掌握更高级的生存技能。掌握生存技能的能力较差。狩猎或游牧单独来看，确实显得有技术含量。但这一类技能，更多来自于天性，而不是后期智力训练的结果。
但是，游牧文化对农耕文化带来很多的滋养和改变。它的辽阔，它对自然的热爱，特别是它的对于流动性的赞颂，对于农耕文化的保守、狭隘都有所冲撞。对商品交换，游牧文化远远超过农耕文化。农耕文化更多的是自足自给，游牧文化是很早就有商品交换的概念。可以说，商品的流通、货币的产生和资本的形成，改变了人类社会发展轨迹和世界格局。在这种发展过程中，草原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这与他们自然流动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关，也与他们不被身外之物所束缚的天生性格有关。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言：“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因为他们的一切财产都具有可以移动的因而可以直接让渡的形式，又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经常和别的共同体接触，因而引起产品交换。”
在农牧结合的地带，由于特殊的地理和历史条件因素，当地的农民或者居民，一般都具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并且作为生存智慧的社会规范，即“内俭外慷”。“内俭外慷”的民间社会规范，具有"俭以养德以内聚精气,慷慨睦邻以致共存”的政治社会功能。笔者查阅大量资料后认为，“内俭外慷”是儒家农耕文明社会自古至今普遍存在的现象...需要用慷俭行为维持宗亲世交关系,而对于中原王朝来说，慷俭更多的起到一种象征意义,内俭在多数时候表现为凝聚人心的国家手段,外慷在多数时候用于展现天子仁德，这种慷俭观念套佣在漫长的河西文化形成过程中时,恐怕不能说明所有的问题。如果说,作为“弱国家空间”的河西走廊孕育了“内俭外慷”的美德的话，那么,作为“强国家空间”的中原腹地则会孕育出“勤而且俭”的所谓“美德”。（王勇、张宏：《从“撩病消灾”到“外慷内俭”》）
在欧亚大陆的历史中，游牧者与骑马者的形象可以说很大程度是重叠的。所谓的“游牧威胁”，说到底是来自于“马”的威胁。在古代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由于交通运输条件的限制，战马是重要的战略物资，相对应的，战车又是重要的军事装备。其实，对于游牧民族而言，要有效地控制大规模的畜群,必须依靠马匹与骑术。人与马的结合使人能利用马的机动能力驾驭庞大的畜群、传达信息、进行长途迁徙与机动作战。很难想象，一群没有马的游牧者，还能够对那些拥有更多人口、资源的定居者（比如相对应的农耕社会），造成重大威胁。
游牧民族为什么要劫掠？《汉书-匈奴传》说他们：“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实这不是天性，而是环境逼迫游牧民族必须这么做。游牧民族的生活和农耕文明不同，畜牧业其实是一种产量很低的农业，而且能量的周转慢，要想拥有更多的产量，必须增加牲畜的数量。如果太多的人出现在一个一个小范围内，就一定会发生草场的竞争，并且因为草场的环境承载力的下降而损害到所有人的利益。解决的办法只有两种：要么减少人和牲畜，要么增加草场面积。高原之上，无可掠夺之时，只好把目光转向高原之外，南方的千里沃野和数不尽的粮食以及财富，是他们理想的劫掠目标。哈·麦金德(Mackinder.H.J.)在其《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一书中，有句著名的话，大意是：一个富庶的定居农耕地区，从来都是周围毗邻的蛮族人觊觎和劫掠的对象。在外人眼中游牧人的侵略性，似乎是其民族本身具有的特殊习性。但是，个人认为，与“内俭外慷”的民间社会规范相对应，游牧人的侵略习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游牧人“慷而不勤”的生存经验导致。中国的文化讲究待人以诚，处事慷慨大度。五花马、千金裘都可以拿去换酒喝，不要说为难得一聚的朋友花上些银两了。像这样的豪爽之举，被中国人视为一种仗义的人格而普遍受到尊重和称道。由是，中国式的聚餐活动，往往是由一个人来承担大家的一次全部花销。两个人之间是如此，四个人之间是如此，十个人之间也是如此。游牧民族的慷慨之风更是如此。但有时候，慷慨似乎不需要真实的判断，所谓的慷慨者似乎有点飘飘然自我满足，慷慨者似乎总是相信他作出了他所能作出的最好的判断，即使最终结果表明他原来的判断是错误的。此种做法不仅仅是权宜之计，也是务实的态度，是根据不同的境况、不同的时空作出合宜的选择和践行美德。
在经济哲学语境中，所谓消费正义，是立足哲学正义观的价值视野对作为人之重要存在方式的消费行为所进行的合理性和合目的性的哲学理性审视和道德正当性评价，其中包括旨在建立合乎人性的消费价值理念和消费模式的而对人们的消费动机、消费方式、消费对象、消费后果等所进行的理性追问和价值评判。古语有云：“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这是从个人修养上来说勤俭节约的重要性。而实际上，勤俭于国于家，都有无比重要的意义。唐代诗人李商隐《咏史》诗中警醒道：“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这实在是至理名言!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慷而不勤”生存之道，导致现有的物质生活无法得到充分的保障时，就须“借力借财”于外部。当然，现代社会提前的消费观，于此可暂且不论。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游牧者通常会与马上民族重叠（虽然在马被驯化之前，已经有游牧经济存在），但并不是所有的马上民族都应该被认定为“游牧民族”。
世界上，在《荷马史诗》中有相当篇幅描写了早期希腊文化中的草原文化因素。荷马时代希腊人的社会生活中仍有相当的游牧遗风。这部经典的民族史诗之所以含有大量游牧文化因素，是因为创造了希腊灿烂文明的阿开奥斯人与多利亚人都曾是从北向南进入希腊的游牧民族，荷马时代的希腊人无论是在物质还是精神层面都留下了鲜明的游牧文化烙印。以至于荷马描述的年代，被有的学者称为“希腊维京时代”。
当然，伟大的游牧部落都集中出自东亚地区。这是因为古代中华帝国的强大，游牧部落背靠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农业政体，会通过学习形成游牧部落军事优势和农业文明组织优势的合体，从而提升自己的实力。
作为一种社会共同体，民族并非必然成为“问题”。民族、族群或宗教之所以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成为“问题”，通常的含义是指基于一种特殊的群体身份发生的内部秩序的某种挑战。这种挑战发生的最重要的前提，是对普片社会无处安放的情绪。目前，当蒙古草原、可可西里大片的游牧民开始逐渐定居城镇或者半定居下来的当下，游牧民族正在受到几千年来前所未有的诱惑和挑战。
游牧人的眼睛里有任何都市人也所熟知的情感，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人不曾见过的山川星河。而游牧的生活方式也并非一种文明进程的起始，他们并非不再参与到现代生活，他所呈现的是游牧人现在的生活也完全是它们理应该有的生活。这其中蕴含的被标榜为原始的生存智慧和淡然态度或许会在未来与许多文明殊途同归。
但是，依然珍惜传统，按照原则来分辨新事物的精华糟粕进行取舍，所希望的仅仅是可以像先辈一样，跟随命运的旨意成败浮沉。
自由与多元的环境创造了丰富的艺术与文化；民族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构成了今天的世界。那些在世界各地的”游牧者“，对当代文化的意义是无法忽视的。无法，也不应将之拒之门外。
2018.6.2 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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