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山花开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它是以文体而不是以时间或朝代编排的。“史书”属于“散文”，所以它存于该目录的“史书文学特征”里。所摘抄的内容，主要有：（1）评价《史记》体例创制中“传”的作用；（2）《史记》作为文学著作魅力无穷的原因所在，这包括人物塑造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记事和记言的水乳交融、“太史公曰”的情绪化和对历史人物产生的强烈的共鸣意识。）
（26）司马迁强调“传”，将其看作是编年体本纪的补充，这是对此前史学传统的重大突破。这一形式强调个人的角色，因此有些学者形容司马迁的史书是“围绕人的”，而且在《史记》中占据舞台中心的使人不仅仅是统治者及其臣子；当然，这些人很重要，但是一些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也占有一席之地，如商贾、滑稽、刺客以及哲学家庄子这样竭力超然于政治之外的人物。（p550，见《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上卷），下同）
（27）我们读完司马迁的《史记》都会由衷感慨，他真是个文学天才，他的艺术贡献使这部书一直广受读者喜爱，甚于在中国古代的其他任何史学著作。《史记》的三种文学特性尤其重要。首先是司马迁笔下的人物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其次是叙述和引用史料的生动，第三是史家司马迁本人强烈的感情投入，这使他自己也成为作品中的一位引人注目的有趣人物。
大将军李广是另一个精彩而又复杂的人物，作为汉代重要的人物的传记，是《史记》文学上最好的篇章之一。司马迁认识李广，他笔下的李将军英勇非常，又爱护手下士兵，各地兵卒都愿受其号令。他也是匈奴最惧怕的汉人将军。尽管有这些优点，李将军还是总犯错误，最后在平生最严重的军事失利后，愤而自刭。司马迁笔下的个人各具复杂性，令人迷惑，他们成为历史叙述中不可或缺的成分。这一特征是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为其着迷，后世的正史却未能保持这样一个特色。司马迁首创的传记形式一直都在使用，但此后的许多史家只是照搬一些陈词滥调去填充这种形式，并未写出人物的丰富性，因此也失去了文学感染力。（p551）
在许多地方，《史记》天衣无缝的融合了记事和记言两种形式。司马迁的技巧在于，他能流畅地在叙述和对话之间切换，大大改进了早期史书如《左传》中的生硬方式，也即是只是用叙述来交代某段对话或者廷议的背景。事实上，在《史记》中，古代这种记事和记言的区分基本无用了，两种传统已经水乳交融。《史记》中有些章节只是由讲话或奏章拼凑而成，但这些章节的乏味风格似乎代表了太史公司马迁对其笔下人物的评判，至少有些情况下如此。司马迁讨厌的人物，如霍去病和卫青这两个典型例子，他故意写得枯燥乏味。《史记》中大部分的对话都是经过精心组织，非常生动，以至于其真实性已经受到质疑。举个明显的例子，当项羽面临四面楚歌将要走上绝路时，谁在帐篷里记下项羽和虞姬的临别遗言？然而，与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不同，司马迁并未解释其构建演说和对话的原则。也许中国史家本身的威望使其事情无须作这样的解释，也许在中国对逼真的追求要高于对历史“真相”的追求。在荷马史诗和希罗多德的著名“谎言的”阴影下，修昔底德难免汲汲以求历史的真相。（p552）
太史公的评价与《左传》中“君子”的评述有所不同，“太史公曰”充满了个人情绪，因此是对历史人物和事件非常私人化的反应。不论是面对困境与死亡的主题，还是书中经常出现的惊人逆转，司马迁的评价都饱蘸情感与惊叹。司马迁充满个人情感的反应，在《史记》中不胜枚举。事实上，司马迁在其著作中表现得就像是他自己的第一位读者，记录下他对笔下历史如何反应，也告诉我们这些后来的读者应该如何反应。（p554）
有一个历史主题，显然与司马迁自己的经历尤有共鸣，而且在《史记》中反复出现，那就是伟大人物面临生死关头的那一刻。在这些时刻采取勇敢行动的人，如项羽、李广、荆轲、屈原及其他许多人都得到了生动有感染力的描绘。而马屁精和只考虑自身安危、牺牲他人保全自己的，都受到了蔑视和嘲笑。有几个与司马迁同时代的显赫政要是后一种人。司马迁深为这些人所苦，但他不顾自己卑微的地位，毫不犹豫的抨击他们。整体上说，正是因为司马迁如此明显地将自己投入笔下的历史，而且如此愿意表现出这一点，《史记》才成为一部伟大的文学巨著。（p554）
与《史记》或《周亚夫军细柳》有关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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