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略传

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

                                                                                                                                                                  ——钱穆《孔子传》

窃以为，欲有意于国学或说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必自孔子始。若连孔子的大概都不能知，则何以言国学？半年来，我重读钱穆先生《论语新解》、《论语要略》、《孔子传》，又新读《先秦诸子系年》卷一。如此，对孔子的生平经历可说是有了个大概了解。因此，想做一个总结，总结半年来的所得与收获，也对孔子的生平经历有个总体轮廓和大致把握，遂起意作孔子略传。

最早一篇孔子传记当为太史公司马迁的《孔子世家》，但《世家》多有舛误疏漏，后人辨之已多。钱穆先生《孔子传》，结合前人，详加考辨，当为今人了解孔子之最佳读本。

略传本《孔子传》而作，重点在孔子一生经历与行程，至于其学术思想则不敢轻言。略传多处直接抄录《孔子传》语句，也有根据自己语言重加组织编排，因此严格来说此乃编写而非创作。当然也不乏个人独创之见，奈何文辞不佳，心欲言而笔难落。

略传于世所传有疑处皆不予辨，如“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于老子”、“孔子行摄相事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及“孔子四去卫两适陈”等等诸事，依钱穆先生说皆为不可信，详情可参读《先秦诸子系年》卷一。

一、孔子先世

孔子的祖先是商代王室。周武王灭商后，周成王封商纣王庶兄微子启于宋。四传至宋湣公，长子弗父何，次子鲋祀。湣公不传子而传弟，是为炀公。鲋祀弑其叔父炀公，欲其兄弗父何为君。但弗父何若为君，当治其弟弑君之罪，因此弗父何让不受。鲋祀立，是为厉公。

弗父何曾孙正考父，辅佐宋戴公、武公、宣公，皆为上卿。

正考父生孔父嘉。孔父嘉时已是春秋之世，当时的宋国国君为宋穆公。宋穆公临终前嘱立其兄宣公之子，孔父嘉受遗命辅佐新君。鲁隐公三年，宋穆公卒，宋殇公即位。到了鲁桓公二年，华父督因贪孔父嘉妻美色，遂攻孔氏，杀孔父嘉，夺其妻，又因惧而弑殇公。

孔父嘉曾孙曰孔防叔，因畏华氏之逼，始奔鲁。为防大夫，故曰防叔。

孔防叔之孙曰叔梁纥，为鲁郰邑大夫。

叔梁纥生孔子。

二、孔子出生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其母颜征在，乃叔梁纥续娶之妻。孔子又有一庶兄曰孟皮，妾出。

三、孔子幼时

孔子儿时常陈设俎豆，学习礼仪。

四、孔子青少年期

孔子早孤家贫，不得不急谋出仕，曾经做过委吏，主管仓库储备，又做过乘田，主管牛羊放牧。十九岁时，娶幵官氏为妻。一年后生下一子，时鲁昭公以鲤鱼赐孔子，故取名为鲤，字伯鱼。

鲁昭公十七年秋，郯子来朝，昭公问少皞氏官名云云，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此年孔子二十七岁。

五、孔子中年期

孔子少年出仕，可考者仅知其曾为委吏与乘田，其历时殆不久。孔子年过三十，殆即退出仕途，在家授徒设教，时琴张从游。昭公二十四年，鲁卿孟僖子临终前遗命其二子南宫敬叔与仲孙何忌师事于孔子，时孔子三十四岁。

春秋初期，鲁桓公生有四子，长子鲁庄公，其余三子分别为共仲庆父、僖叔牙、成季友。后三家代有贤能，逐渐壮大，世为鲁卿，称“三桓”。季氏一家独强，世掌鲁政。至昭公时，季平子为季氏宗主。

季平子掌鲁政多年，遭数大夫怨。昭公二十五年，公若、郈昭伯、臧昭伯因昭公伐季平子，平子数请于公，皆不得免，于是三家（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共攻鲁公，公不敌，奔齐。鲁乱，孔子遂适齐。

孔子在齐，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

时齐国景公在位，闻孔子来齐，遂问之以政，孔子答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当时齐景公失政，大夫陈氏厚施于国，景公又多内嬖，不立太子，故孔子告以为君当尽君道，为臣当尽臣道，为父当尽父道，为子当尽子道。言辞之间，直指景公，但景公并无不悦，反善其言。后景公又欲以“季、孟之间”待孔子，是以卿礼待之，可见对孔子倍加礼遇。子贡曾描绘孔子“温良恭俭让”，其盛德之气象，光辉照人，易得敬信。计孔子劝景公正位，必遭权臣忌恨而献谗言于景公，故景公又有“吾老矣不能用”之语。孔子不得意于齐，遂去齐返鲁。

孔子于何年返鲁，史无书。鲁昭公二十七年，吴季札适齐，其长子死于返吴途中，葬于嬴、博之间，孔子往而观其葬礼，时年三十七岁。嬴、博间近鲁境，孔子盖自鲁往观。孔子以昭公二十五年适齐，二十七年又在鲁，盖在齐止一年。

孔子自齐返鲁后，至其出任中都宰，尚历十四、五年。其间孔子一意从事于学与教，弟子弥众，其中著名者有颜无繇、仲由、曾点、冉伯牛、闵损、冉求、仲弓、宰我、颜回、高柴、公西赤诸人，此皆可称为“先进”，即前期弟子。

一日，颜渊、子路侍孔子。孔子说：“何不各谈谈你们的志向。”子路说：“愿车马、轻裘与朋友共用，损坏也无妨。”颜渊接着说：“与人有善，不自夸伐。有功劳于人，也不自感由我施之。”子路接着问：“愿听听先生的志愿。”孔子说：“我愿老者安我之养，朋友信我之交，幼者怀我之恩。”子路无私己之意。颜渊尽其在我，而泯于人我之迹；予人善劳，使人感觉不到有我之存在。而孔子，则人我一体，同达于化境，不复感于彼与我之有隔。其实孔子此种心胸志愿，亦仍与子路、颜渊相同，只见其所学之益进而已。

鲁昭公三十二年，昭公薨于乾侯。次年，其弟鲁定公即位。定公元年，孔子年四十三。

六、孔子仕鲁

定公五年六月，季平子卒。季氏家臣阳虎将以玙璠随葬，玙璠乃鲁国宝玉，国君所佩。昭公二十五年季平子逐昭公后，即行君事，故佩玙璠。及平子卒，故阳虎欲以玙璠随葬。阳虎的这一举措遭到了季氏另一家臣仲梁怀的反对，他说：“如今定公已立，平子当复臣位，不可佩玙璠。”阳虎不快，欲逐仲梁怀，并将此事告知同为季氏家臣的费（季氏私邑）宰公山不狃（即《论语》公山弗扰）。不狃说：“他也是为您好，您又怨什么呢？”言下之意阳虎此举乃是僭越。于是此事作罢。

季平子卒后，其子季桓子继承其父卿位。葬完平子之后，桓子携仲梁怀巡视费邑。不狃出城郊劳，桓子对他礼敬有加。但慰劳仲梁怀时，怀甚是轻慢。不狃怒，对阳虎说：“您要逐他吗？”

同年的九月二十八日，阳虎发难。囚禁季桓子及其叔父公父文伯，驱逐仲梁怀。十月，盟桓子，后释之。从此阳虎掌季氏之权，更加轻视季氏。季氏本掌鲁国之政，此时阳虎又掌季氏，可说阳虎已专鲁国政，是孔子所谓“陪臣执国命”。

孔子素主裁抑权臣，季氏（当是季平子）曾“八佾舞于庭”，孔子发“是可忍孰不可忍”之叹。阳虎既叛季氏，乃欲引孔子以自重，故欲见孔子，但孔子不见。阳虎又赠孔子豚（小猪）。古礼，大夫有赐于士，不得见，士得回拜其家。阳虎想以此使孔子来见。孔子本不欲见阳虎，但无奈须依礼回拜，于是趁阳虎不在家时前往，不料于途中遇见阳虎。阳虎请孔子出仕，孔子之答似应非应，似拒非拒，阳虎亦无可奈何。定公五年，孔子四十七岁，此事应在五年阳虎专鲁政之后。

到了定公八年，鲁国再起内乱。季寤、公鉏极、公山不狃不得志于季氏，叔孙辄无宠于叔孙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鲁，故此五人依附阳虎，伺机起事。此时阳虎也想除去三桓，并欲以季寤取代季桓子，叔孙辄取代叔孙武叔，自己取代孟懿子。十月，阳虎执季桓子，欲杀之，桓子以诈得脱。随后，孟孙攻阳虎，阳虎败，入于讙地、阳关而叛。

阳虎虽败而叛，但公山不狃仍是费宰。此次阳虎欲杀季桓子之举，不狃实未参与，而是坐观成败。《论语》言“公山弗扰以费畔”，乃是其有叛心而无叛举，故仍得为费宰。季桓子继承父位才三年，地位不稳，三年之内又两次遭阳虎劫持，此次又险些丧命，可谓惊魂未定，加之不狃为费宰多年，已成气候，桓子也知其有叛心，但也只能任其所为而无奈他何。

《论语》又言不狃召孔子，欲孔子为其用。孔子以主张反权臣闻于时，故不狃召之，此亦犹阳虎之欲引孔子出仕，以张大反季氏之势力。孔子闻召，便欲前往，但子路不悦，说：“没地方去了呀！何必到公山氏那去啊！”孔子说：“他来召我，难道只是空召吗？倘有真能用我，我或许能兴周道于东方吧！”不狃与阳虎不同，阳虎欲见孔子而孔子不见，不狃召之即欲前往，此必孔子认为不狃有可取之处，但最终亦未成行。此事应在定公八年十月阳虎败而叛之后，时孔子五十岁。

定公九年六月，鲁伐阳关，阳虎以郓、讙、龟阴之田奔齐，又奔宋，终奔晋，附于赵简子。

阳虎奔齐后，鲁难告一段落，定公遂起用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后，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在一年之间而升迁如此之速，可见当时鲁君与季氏其欲重用孔子之心情。亦可见阳虎出奔后，鲁国遽失权力中枢，季桓子又惊魂甫定，急需有人主持大局，而孔子又名闻于时，又欲出仕，在此机缘中，孔子遂走上政治前台。

《韩诗外传》有言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孙，鲁孔丘，命尔为司寇。”此是命卿之辞。孔子至是始为卿职。孔子为鲁司寇，其政治上之表现有两大事，第一事便是相定公会齐。

数年来两国积怨日深，殆是孔子力主和解，献谋与齐相会。定公十年夏，鲁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夹谷，孔子相。所谓“相”，乃为鲁君相礼，于一切盟会之仪作辅助。春秋时，遇外交事，诸侯出境，相其君而行者非卿莫属。鲁自僖公而下，相君而出者皆属三家，皆卿职也。此次孔子为相，亦可见三家无人，或者是皆惧齐强，恐遭羞辱，不敢行，乃以孔子当其冲。

会间，齐国犁弥对景公说：“孔丘懂礼却无勇，如果派莱人用武力劫持鲁侯，一定可以如愿。”景公同意。孔子早有预备，见莱人来攻，下令：“战士执兵向前。”又对齐景公说：“两国国君友好会见，而边夷之俘用武力来捣乱，这不是齐君对待诸侯应有的态度。边远不能图谋中原，东夷不能搅乱华夏，俘虏不能侵犯盟会，武力不能逼迫友好。这些对于神来说是大不吉祥，对于德来说是丧失道义，对于人来说是丢弃礼仪，君王您必定不会这样做。”景公一听，无言以对，慌忙让莱人退开。将要盟誓，齐国人在盟书上加了一句：“如果齐军出境，你们鲁国不派三百辆甲车跟随我们的话，有盟誓为证！”孔子说：“你们如果不归还我们汶阳之田，而要我们听从你们的命令，也有盟誓为证！”孔子之意，齐国得先归还汶阳之田，鲁国才可听命。

当此时，拒之则盟不成，若勉为屈从，则吃眼前亏太大。孔子又临机应变，即就两国眼前事，阳虎去年以鲁汶阳郓、讙、龟阴之田奔齐，谓齐若不回归此三地，则鲁亦无必当从命之义。汶阳田本属鲁，齐纳鲁叛臣而有之。今两国既言好，齐国亦无占据此田之理由。孔子此时只就事言事，既不激昂，亦不萎弱，而先得眼前之利。整个夹谷之会中，孔子有理有据，义正辞严，齐国理亏无言，加之欲与晋争霸，又欲鲁舍晋事齐，故归此三地之田。

孔子在政治上的第二件大事厥为“堕（同隳，毁坏城墙义）三都”，时在定公十二年。相夹谷是对外，“堕三都”是对内。

孔子司寇之职虽曰出鲁定公之任命，但季氏专鲁政，实则由季氏之主张。孔子相夹谷之会，齐人来归汶阳之田，此田即季氏家宰阳虎叛季氏而挟以投齐者。由此季氏对孔子更加信任与尊重，子路亦由此而成季氏家宰。外事毕，即着手于内。孔子欲重振鲁公室，必先剥夺三家所获之非法政权，遂有“堕三都”之举。此非孔子欲谋不利于三家，孔子特欲为三家久远之利而始有此主张。

“三都”指季孙氏之费邑、叔孙氏之郈邑、孟孙氏之成邑，为三家之采邑。孔子说：“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此时的叔孙、季孙可谓深深有感于此言。定公十年，叔孙氏家臣侯犯以郈叛，叔孙武叔、孟懿子两度围郈而不克，后侯犯奔齐。虽说大夫采邑雄厚坚固可以据而叛君，但邑宰亦可以据之而叛己。为自身计，孔子之言在此时的鲁国遂得响应，并由子路实施“堕三都”。叔孙氏惩于侯犯之乱，首起堕郈，郈邑无宰，堕而就。季氏此时也正对公山不狃无可奈何，因势而堕费，费宰公山不狃乃正式抗命，与叔孙辄率费人攻鲁，后败，二子奔齐，遂堕费。最后是孟孙氏的成邑，但孟孙氏之家却不同于季氏与叔孙氏，并无家臣之叛。成宰公敛处父非但不叛孟孙，且忠心有加，前阳虎之乱，懿子亦得处父之警觉而免于难，故懿子对处父极为信重。在此关头，处父说：“成邑一旦被堕，齐人必至于鲁国北门（成邑正处鲁北境，与齐国接壤，北方门户，成不守，齐师可直达鲁都北门）。况且成邑是孟氏的保障，无成便无孟氏。您假装不知，我来守成。”处父此言，于公于私皆易得人信。且当懿子时，孟氏一家兄弟和睦，主臣一气，不如季、叔两家之散乱，则何为必效两家自堕其都。处父固能臣，而季、叔两家见成之固守，亦抱兔死狐悲之心，乃作首鼠两端之计，不复出全力攻之，于是围成弗克，“堕三都”之举遂受大挫。此年孔子五十四岁。

孔子为鲁司寇，群弟子亦有随之而进仕，如子路、子华、冉有、原思等。孔子志在用世，己为司寇，群弟子为之羽翼，进身仕途，习于政事。

七、孔子去鲁周游

（一）孔子去鲁

孔子能否用于鲁，其权在季氏。成邑既不能克，又公山不狃与叔孙辄皆已出奔，季孙、叔孙两家感觉威胁已除，季氏遂疏离孔子，此时又有公伯寮乘机谮子路于季桓子，桓子惑其言，始于孔子生疑怠之心。

齐国君臣在夹谷之会上未占到任何便宜，又闻鲁国“堕三都”，裁抑大夫，强公室，国力大有蒸蒸日上之势，而此一切皆出于孔子之谋，不免为之不安，于是设法阻止。定公十二年冬，齐国送女乐（女子舞乐团）于鲁，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

内生摇惑，外受女乐，孔子亦察觉到季桓子态度的转变，然犹不欲急去，且待春祭，若颁发大夫祭肉，尚可留鲁。来春祭后，不见祭肉送致，乃始行。定公十三年春，孔子带着一众弟子离开了鲁国。时孔子年五十五。

（二）孔子在卫

孔子去鲁的第一站是西方邻国卫国。到了卫国，冉有驾车，孔子说：“卫国人口真多啊！”冉有问：“人口多了后要做什么？”“使他们富起来。”又问：“富了后要做什么？”“教化他们。”鲁闵公二年时，卫国被狄人所灭，仅七百三十人逃归。赖齐、宋之助，方得复国。后又屡遭狄人侵伐，屡次迁都。孔子至卫，已是一百六十多年之后，看到卫国复兴，人口众多，遂有此叹。

孔子至卫，遇到了一位对他余生同时也是对后世中国影响巨大的青年，这位青年便是卫人端木赐子贡，时年二十四岁。他问孔子：“有一块美玉，是藏在盒子里呢？还是找好买家卖了呢？”孔子说：“当然是要卖的，只不过我在等一个识玉的好买家。”子贡善问，他见孔子若无意于仕进，故有此问。此亦可证孔子初至卫，未尝即获见于卫灵公。

孔子初至卫，当是租房而居。一日击磐，有一担草器隐者过其门外，驻足而听，便知其心事，可知非常人。孔子在齐，闻韶而三月不知肉味，甫至卫，击磐以明心意，可知孔子乐不离身，乐与心合。

孔子居卫十月，离去，向西。过蒲，蒲人止之，孔子及其弟子与蒲人斗而离去（《论语》有畏于匡，《史记》有斗于蒲，实乃一事两传，匡、蒲近在一处，畏匡即过蒲）。鲁定公十四年春，卫公叔戌叛，卫灵公逐之与其党。蒲为公叔氏之邑。孔子以定公十三年春去鲁适卫，居十月，自卫来蒲，正值公叔戌之叛，蒲人因而止之。

去蒲，适闻晋国佛肸来召，孔子欲往。定公十三年，晋国赵氏与范氏、中行氏启争端，至十一月，范、中行氏出奔。中牟乃范氏邑，其邑宰佛肸助范、中行氏拒赵氏。《论语》所谓“以中牟叛”，或是定公十四年春，范氏已出奔，佛肸欲依赖齐、鲁、卫诸国以自全，其迹未叛，其心已叛，犹当年鲁之公山不狃。中牟在晋、卫边境，与匡蒲为近，故佛肸来召孔子。孔子之欲往，正与往年欲赴公山不狃之召同一心情。孔子非欲助佛肸，乃欲藉以助晋，平其乱而张公室，一如其在鲁之所欲为。然亦卒未成行。

又过仪，仪封人见孔子。封人乃镇守边疆之官，可知孔子此时已至卫边境。仪封人说：“君子来到这的，我从没有不见的。”可见封人亦非常人，能识君子。又对孔子弟子说：“诸位又何必为你们夫子丧位而忧虑呢！天下无道也已很久了，上天是要让你们夫子像木铎般来传道天下呀！”

定公十四年春，孔子返卫。孔子适卫，似无久居之意，据荷蒉者“过孔氏之门”，可知是租房而居；亦无汲汲求仕进，据子贡之问可知。及返卫，始主卫大夫颜雠由家。

孔子初至卫，似未即获见卫灵公。何时始获见，不可考。据史推算，应在鲁定公十五年为适当，最早亦不出定公十四年冬。孔子以定公十三年春至卫，此时卫灵公与齐景公正会于垂葭，伐晋河内，故不得见。此时，晋国内乱。赵简子杀同宗邯郸午，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赵氏，赵简子奔晋阳，十一月，智氏、韩氏、魏氏伐范氏、中行氏，范、中行氏奔朝歌。定公十四年夏，晋人围朝歌，齐、鲁、卫三国国君会于脾、上梁之间，谋救范、中行氏。秋，卫灵公为夫人南子召宋朝，会齐景公、宋景公于洮。两年之间，卫灵公可谓是奔走于国际间，虽知孔子在卫，亦无暇见之。而卫国国内，在此期间两度起乱。定公十四年春，公孙戌欲除夫人南子之党，不果，被逐奔鲁。秋，太子蒯聩欲杀南子，谋泄奔宋。待内外诸事平息，至早不过定公十四年冬。

卫灵公问孔子：“在鲁国俸禄多少？”孔子说：“俸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既致粟，必受职任事。至于所受何职，今已不可考。

孔子于定公十四年春返卫，若以定公十五年见卫灵公，此间至少一年，或孔子见南子尚在见卫灵公之前。

灵公夫人南子，宋女，旧通于宋公子朝，有淫行，而灵公宠之。慕孔子名，强欲见孔子，孔子不得已而见之。孔子此举引起了子路的不悦，盖疑其欲因南子以求仕。孔子指天而誓：“我之所为，若有不合于礼者，天会厌弃我！”又招致卫大夫王孙贾之讽，说：“俗话说与其在奥处求媚，不如在灶处求媚，这是什么意思呀？”意谓与其借援于宫阃之中，不如求合于朝廷之上。孔子说：“不是这样的。若获罪了上天，祷告都没用了。”孔子之答二人，皆言天，实有其无可奈何之处，无法明言。在其国，不非其大夫，况君夫人乎！且南子以礼相邀，以礼相见，固不得强拒之。

鲁定公十五年五月，定公薨。次年，子鲁哀公即位。哀公元年，孔子五十八岁。

哀公元年四月，齐景公、卫灵公救邯郸，围五鹿。八月，二君会于乾侯，救范氏。晋国自鲁定公十三年起，内乱迭起，赵氏与范氏、中行氏之间连年结衅，兵争不已。卫灵公自鲁定公七年即会齐叛晋，连年仆仆在外，欲在武事上有所展现，乃以兵阵之事问孔子。灵公徒慕孔子名，仅是礼遇有加，及是始正式以政事问。孔子说：“礼乐上的事，我曾听说过。军旅之事，我还没学过。”此问应在哀公元年秋冬间。至是孔子已无意于仕卫。若以最早在定公十四年冬见卫灵公而进仕，至哀公元年秋冬间，孔子仕卫最多不过两年。

孔子曾至齐国。其至齐，即得景公召见，又咨以政事。不似在卫，越两年，方见其君，又始终不见灵公以政事相询。齐景公之待孔子，似尚优于卫灵公。但孔子在齐一年即返鲁，留卫却达五年之久。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季札至卫，曰：“卫多君子。”孔子亦言“直哉史鱼”、“君子哉蘧伯玉”，皆卫君子。又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可见朝廷之上亦有君子。齐俗急功近利，喜夸诈，多霸政余习，与卫风俗不同，人物亦殊，故孔子之在齐与卫，其心情当亦不同，此或亦孔子在卫久滞一理由。

哀公二年四月，卫灵公卒。由于太子蒯聩已出奔，卫人遂立蒯聩子辄，是为卫出公。灵公卒后，孔子去卫（《论语》谓灵公问陈，孔子明日遂行，应是甚言之辞。）。

（三）孔子过宋

孔子自鲁来卫，鲁在卫东。此刻鲁国仍是季桓子执政，孔子自不会返鲁。卫之西与北皆为晋国，此时晋国赵氏与范氏、中行氏交战正酣，孔子自不入乱国。则唯有向南。

孔子去卫后，一路向南，过曹，又过宋。在宋国，师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闻之，使人拔其树，欲其速离宋境，孔子微服离去。孔子说：“天赋此德在我身，桓魋能把我怎样呢!”（《孟子》《史记》皆谓司马魋欲杀孔子，盖亦甚言之辞。桓魋若真欲杀孔子，其事甚易。）去宋，又继续向南。

（四）孔子在陈

哀公三年，孔子遂至陈，主于司城贞子家。其谥贞子，则贤人也。孔子盖自哀公二年夏去卫，过曹、过宋，及哀公三年方至陈，其间淹于卫、曹、宋之境至少达半年之上，一路风尘仆仆，真可谓“累累若丧家之狗”。陈有贤主人，故遂仕于其朝。时孔子六十岁。

五月，鲁国司铎失火，火逾公宫，桓公、僖公庙受灾。孔子在陈闻火，曰：“其桓、僖乎？”可见此时孔子已在陈。

陈国的南面是蔡国，皆诸夏之国，两国的西面是楚国，东面是吴国，同处吴楚之间。吴楚争霸，两国屡遭侵伐，时蔡事吴，陈从楚。早在哀公二年，蔡为避楚，迁于州来，近吴。四年夏，楚叶公诸梁致蔡于负函。其时晋失诸侯，楚昭王有志中原，故使叶公诸梁招致蔡之故地人民于负函，使叶公兼治之。哀公六年，吴伐陈，楚救陈，楚昭王军于城父。陈遭兵乱，孔子遂去陈避难，楚为相近，故往游一观，而绝粮困厄于陈、蔡（此蔡乃负函之蔡，是楚之蔡，而非蔡国，蔡国已于四年前迁往州来）之间，从者皆饿乏不能起。

（五）孔子游蔡

往蔡途中，路遇狂接舆、长沮、桀溺及荷蓧丈人。此诸隐者或皆故蔡遗民，眼见宗国远迁，蛮夷入主，乡井非昔，其意态消沉，若于世事前途了不关怀，乃对孔子讥讽劝阻。孔子则说：“人不可与鸟兽同群，我不跟人同群，又跟谁同群呢？天下如果是有道的，我不会去改易。”又说：“道之不行，我已知之，但君子之出仕，乃是行其义，固不为哪国哪君。”孔子尝欲居九夷，又曰“乘桴浮于海”，是孔子非不同情隐者。然世事终须有人担当，不得人人皆隐。

叶公诸梁，楚国贤臣，孔子闻叶公在负函，遂往一见。孔子至齐，齐景公问以政。在卫，不见有卫灵公问政之记载，惟问以兵陈之事，而孔子遂行。在陈亦有三年之久，并仕为臣，亦不见陈侯有所问。初与叶公相见，叶公即虚衷问政，此见叶公诚楚之贤臣。孔子说：“为政必是先让近者欢悦，近者既悦，远者自来。”盖其时故蔡之地皆属楚，楚若欲远图中原，必先安抚故蔡之遗民，故孔子以此言告。

叶公又对孔子说：“我们楚国有一能行直道者，其父盗羊，他能出来作证。”孔子说：“我们的直者跟这不一样。父亲会替儿子隐瞒，儿子会替父亲隐瞒，直就在其中了。”盖叶公之意谓楚邦并非蛮夷，亦能行直道，不务诈伪。而孔子则认为直乃出于情衷，是真情之流露，故父能为子隐，子能为父隐。

叶公又曾问孔子之为人于子路，子路猝不能对。孔子说：“你为何不说，他这个人呀，发愤以学，连吃饭也忘了，心中时时有乐，把什么忧都忘了，乃至不知自己老之将至。”哀公六年，孔子已年六十三，而仅曰“老之将至”，又曰“不知老之将至”，则孔子当时殆可谓实无丝毫老意入其心中。而此数年来，去卫过宋，去陈来蔡，所如不合，饥困频仍。若以言忧，忧亦可知。而孔子何以不忧？其所乐又从何而来？乃因其毕生志学好学，志道乐道，孜孜以求，有一番诚挚追求永无懈怠之心情，而所乐正于此心情中可见。孔子十五而志于学，又曰“志于道”。孔子一生，惟志在学道。“志者，心之所之也”，即心之方向，心之归宿。然学有不达，道有不通，故能起愤（愤，心求通而未得），愤而忘食。愤而得通，则乐从中来，斯忧忘矣！故学而有乐，乐而复学；学而乐，乐而学，循环往复，递进不已，永无止境；心中之乐，源源不断，绵绵不绝。胸中有此一腔乐气盘旋，又何可有忧之一立足之地？故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然孔子此一番心胸，此一番追求，此一番生命境界，亦非人所易知，宜乎子路不能遽以相对于叶公。孔子自鲁适卫、去卫、过曹、过宋、仕陈，今而至楚，惟此叶公一人问孔子之为人，亦可见叶公之贤。

叶公虽贤，毕竟楚臣，且楚志在中原，非孔子所愿。孔子曾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夷、夏之防，《春秋》所重。孔子适楚，本无在楚行道之意向，特为避兵乱而来，加之沿途屡遭故蔡遗民隐士之讥讽，乃生去意。而此时孔子又该向何处？往西往南皆茫茫楚地，往东则吴、越，皆东夷之邦，固非孔子所愿往。正如哀公二年时去卫，唯有向南，此时孔子去楚，唯有向北。

（六）孔子过陈

哀公六年，孔子一从人等向北而行，途经陈国，想起了在鲁的弟子，叹道：“回去吧！回去吧！我那帮小子进取有大志，犹如美锦，已斐然成章，但还不知裁剪。”孔子之志，本就在于用世，而今既叹道之不能行，乃欲一意还就教育事业上造就人才，以备继之而起，见用于后世。

过陈，行色匆匆，继续向北，至卫。

（七）孔子返卫

孔子适楚，留滞不久，仅数月之间。由楚反，乃直接适卫，在陈特路过，更非有留滞之意。故自陈适楚至自楚返卫，始终只在一年中，即鲁哀公六年，亦是卫出公四年。孔子之返卫，出公尚年少，计不过十四、五岁，未能与孔子周旋，故《论语》不见出公问答语。孟子所谓“公养之仕”，特是卫室致俸养孔子。孔子与其群弟子饿于陈、蔡之间，又适楚反陈而来卫，行李之困甚久，故亦受卫之禄养而不辞。

早在鲁定公十四年秋，卫灵公太子蒯聩欲杀夫人南子，谋泄奔宋，后又奔晋，附于赵简子。哀公二年四月，卫灵公卒。蒯聩子辄即位，是为卫出公。六月，赵简子纳蒯聩于戚（卫邑），遂居戚。于是子为君，父在外，以子拒父，而成相抗之势，已历四年之久。

此时孔子仕于卫，食卫禄，实为卫出公之臣。而孔子又素主“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父子正名。于此微妙之政治形势，究持何态度，此为其随行弟子所急欲明晓者。冉有长于政事，首先发问。但他不问孔子，而问子贡，因其知子贡善于言语。一日，冉有问：“我们夫子助卫君（卫出公）吗？”子贡说：“好，我去问问。”子贡问孔子：“伯夷、叔齐是什么样的人？”孔子说：“古代的贤人呀！”又问：“他们有怨吗？”孔子说：“求仁而得仁，又有什么可怨的呢？”子贡出来后，说：“我们夫子不助卫君。”伯夷、叔齐，孤竹国君之二子，伯长叔幼。孤竹君将死，遗命立叔齐，叔齐让其兄伯夷，伯夷尊父命逃去，叔齐亦不立而逃去。子贡长于言语，其见孔子，不直问出公之拒父，乃婉转而问夷、齐之让国。在夷齐当时，特各求其心之所安而已。去之则心安，故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今卫出公乃以子拒父，其心当自有不安。苟其心有不安，可不问其他，径求如夷齐之自求心安乃为贤。今孔子在卫，乃称伯夷、叔齐之让国为贤。可知孔子意，对外面现实政治上之种种纠纷皆可置为后图，不急考虑，首先当自求己心所安。子贡亦非不知当时卫国现实政治上种种复杂形势，乃皆撇去不问，独选一历史故事以伯夷叔齐为问，而孔子对于当前现实政治上之态度，亦即不问可知。则子贡之贤，亦非人所能及矣。

孔门之长于政事者，一者冉有，二乃子路。继冉有，又有子路问。子路则率直以问：“卫君若有意让您来主政，您将从何开始？”孔子亦率直而答：“必是先正名。”子路说：“您真是迂腐呀！这名又哪里正得了？”孔子说：“由呀！你真是太粗野了！君子对于自己不知的事，该避而不谈。名不正，言就不顺。言不顺，事便不成。事不成，礼乐便不能兴。礼乐不兴，刑罚也必不能中肯。刑罚不中肯，民众将会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因此君子定下名，就能说得出口，能说得出口，就能做得成事。君子对任何一句话，都不会苟且。”今孔子乃欲正辄与蒯瞆间父子之名，此诚当时一大难题，故子路又有“奚其正”之问。但此下孔子所答，只就人心大义言。孔子意，惟当把握人心大义所在来领导现实，不当迁就现实，违反人心大义而弃之于不顾。孔子在鲁主张堕三都，即是如此。

子路之问只是假设，卫人亦知孔子素主正名，今出公以子拒父，自不会委政于孔子。孟子曰“于卫孝（孝盖出之误）公，公养之仕也”，盖卫出公仅以养贤之礼待之，与正式立于其朝者有别。

（八）孔子归鲁

哀公三年，季桓子卒，子季康子继立。七年夏，哀公会吴于鄫。吴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可知此时子贡已返鲁。十一年春，齐伐鲁，冉有为季氏宰，帅左师。此时冉有亦已返鲁。当时诸弟子既知孔子不为卫君，又以“公养之仕”于卫，自无在卫久滞之理。乃先往还鲁、卫间，子贡仕鲁应最在前，冉有或稍在后。

哀公十一年，季康子使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孔子本为避季桓子而去鲁，今季康子召之，又久有“归与”之叹，遂归鲁。孔子自定公十三年去鲁，至今已十四年矣。时年六十八岁。

八、孔子晚年期

孔子刚回鲁，季康子即以政事相询，可见其召孔子之急切。此数年来，鲁频与齐战，耗费巨大，故季康子欲用田赋（按实际田亩数征收军赋），使冉有访于孔子。孔子说：“我不知道啊！”冉有三次发问，最后说：“您是国家的元老，政策就等待您的意见而实行，您为什么不说话呢？”孔子没有回答。后私下对冉有说：“君子行事，要用礼来衡量：施舍要丰厚，处事要适中，征赋要轻薄。如此，依我看来也就可以了。如果不遵循礼，贪婪无厌，那么即使用田赋，又将会不够。况且季孙如果想行事合乎法度，周公之典章倶在；如果想随意而行，又问我做什么呢?”无奈尊道敬贤之心，终不敌其权衡利害之私，季康子没有听从。哀公十二年正月，鲁用田赋。

哀公七年至十一年间，季康子屡用孔子弟子而收大效，遂欲召孔子而重用之，今咨以田赋之事而遭其拒，重用之意遂消。

然康子亦不时以政问。孔子之答为政之道，亦是从为人之道出发，就政治言，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同是一人，惟职责应在治人者，不在治于人者。其位愈高，其权愈大，则其职责亦愈重。故治人者贵能自反自省，自求之己。故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又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惜乎季康子不足以语此。

哀公十四年六月，齐国陈成子弑其君齐简公。孔子沐浴斋戒后，告于哀公说：“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哀公说：“鲁国被齐国削弱很久了，您要讨伐他，准备怎么办?”孔子说：“陈恒弑君，民众不支持者有一半，以鲁国之众加齐国之一半，事可成。”哀公说：“您还是去跟季孙说吧！”孔子辞谢，下朝后对人说：“我由于曾经位列大夫之末，所以不敢不说。”此为孔子晚年在鲁最后发表之大政见。

孔子晚年反鲁，政治方面已非其主要意义所在，其最所属意者应为其继续对于教育事业之进行。从游者有子游、子夏、有子、曾子、子张、樊迟、漆雕开等，此皆孔子所谓“后进”。

孔子曾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孔子周游在外十四年。其出游前诸弟子为先进，如颜渊、闵子骞、仲弓、子路等。其于礼乐，务其大体，犹存淳素之风。较之后辈转似朴野。其出游归来后诸弟子，如子游、子夏等为后进。于礼乐讲求愈细密，然有趋于文胜之概。孔子意，当代若复用礼乐，吾当从先进诸弟子。《孟子》亦曰：“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圣人已具全体，所谓“有圣人之一体”者，乃各具圣人一体，得圣人之一偏。所谓“具体而微”者，乃已具圣人之全体，只是规模气魄尚微有不及。盖孔子早年讲学，其意偏重用世。晚年讲学，其意更偏于明道。来学者受其薰染，故先进弟子更富用世精神，后进弟子更富传道精神。然明道传道之目的仍在于用世。孔子因叹道之不行，乃转意于教育后进，以期用于后世，故仍倾向于先进弟子。

孔子归鲁后，除教育弟子外，还有正乐一事。孔子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孔子以《诗》教，诗与乐有其紧密相联不可分隔之关系，而诗与乐又必配于礼而行。诗与礼与乐之三者，一体相关，乃西周以来治国平天下之大典章所系。孔子在鲁时，“三家者以《雍》彻”，乐不符于礼已久，周游反鲁，用世之心已淡，乃留情于古典籍之整理，而独以正乐为首事。所谓《雅》、《颂》各得其所者，非仅是留情音乐与诗歌。正乐即所以正礼，此乃当时政治上大纲节所在。

孔子于正乐外，又作《春秋》，可谓其晚年最后一大事。《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作《春秋》，正是其为正礼而作，与其正乐出于同一目的，其目的乃在于能恢复西周以来以礼治天下之秩序。其实孔子亦非为尊周王室，而是托于此二百四十二年之史事，正名号，定是非，使人想见周公以礼治天下之宏规。也可说，孔子一切学说，都是围绕礼而展开，又以礼为归宿。人群大众，唯以礼治，才能得百代延续，万世协和。子张曾问：“十世之后的事可知吗？”孔子说：“殷传续夏礼，有所损益，可以知道；周传续殷礼，有所损益，也可知道。如果有传续周礼的，虽百世，也是可以知道的。”孔子之意，其中有一不变之礼、一贯之礼，有此礼在，百世皆能传延。夏、殷、周皆可亡，唯礼不能亡，若礼亡，斯人群大众亦将趋于灭亡。此盖孔子作《春秋》之大意义所在。

哀公十四年春，鲁狩于大野，获麟。孔子《春秋》绝笔。至于孔子作《春秋》究始何年，则无可考。是年，弟子颜回卒。

哀公十五年冬，卫太子蒯聩自戚入于卫，劫孔悝。时子路在卫，为孔悝臣，与蒯聩之徒斗而死。卫出公辄奔鲁。蒯聩即位，是为卫庄公。

八、孔子之卒

哀公十六年四月，孔子卒，终年七十三岁。

孔子卒后，哀公为之祷曰：“上天不善，不愿留下这位国老，让我一人孤零零居于君位，无人护佑。呜呼哀哉！尼父，我无以自律呀！”孔子素来维护公室，裁抑大夫。鲁国数代国君皆对孔子礼敬有加，但受制于季氏，虽欲用之而不能。哀公之祷，应发自肺腑。

三百多年后，太史公作《史记》，于《孔子世家》篇末详列孔子后世谱系，自伯鱼至于西汉孔安国，共十一代。孔子之后，百家竞起。然至汉代，不少皆仅存姓氏。其平生之详多不可考。独孔子一人，不仅其年数行历较诸家为特著，而其子孙世系四百年绵延，曾无中断。此下直迄于今，自孔子以来已两千年七十余代，有一嫡系相传，此惟孔子一家为然。又若自孔子上溯，自叔梁纥而至孔父嘉，又自孔父嘉上溯至宋微子，更自微子上溯至商汤，自汤上溯至契，盖孔子之先世代代相传，可考可稽者又可得两千年。是孔子一家自上至下乃有四千年之谱谍，历代递禅而不辍，实可为世界人类独特之一例，人类历史绝无仅有之一例。

吾华夏中国有此一位圣人，实乃吾中华子民之福；世界人类有此一位圣人，实乃世界人民之幸。

2018.1.26

201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