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189天《封禅 第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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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公既霸，会诸侯于葵丘，而欲封禅。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虙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帝俈封泰山，禅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禅会稽。汤封泰山，禅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皆受命然后得封禅。”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过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汉。兵车之会三，而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诸侯莫违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异乎？”于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穷以辞，因设之以事，曰：“古之封禅，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为盛。江淮之间，一茅三脊，所以为藉也。东海致比目之鱼，西海致比翼之鸟，然后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凤凰麒麟不来，嘉谷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鸱枭数至，而欲封禅，毋乃不可乎？”于是桓公乃止。
【注释】
[1]无怀氏：传说中的帝王，在伏羲前。
[2]云云：泰山下的小山名，在梁父以东。
[3]虙羲：同“伏羲”。传说中的古代帝王的名字。
[4]亭亭：泰山下的小山名，与云云山相距不远。
[5]帝俈（kù）：同“帝喾”。“五帝”之一，帝尧之父。
[6]兵车之会：召集诸侯会师讨伐某国。
[7]乘车之会：召集诸侯举行会盟。乘车，与“兵车”相对，是用于文事的车。
[8]鄗（huò）上、北里：皆地名。
[9]盛（chéng）：这里指放在祭器里的禾、黍等谷物。
[10]以为藉：祭祀时要将香酒倒在茅草上，表示神灵接受献祭。藉，铺垫。
[11]鸱枭（chīxiāo）：猫头鹰，古时以为不祥之鸟。
【译文】
齐桓公既已成就霸业，会合诸侯于葵丘，想要举行封禅天地的活动。管仲说：“古代举行封泰山祭天，禅梁父祭地典礼的帝王有七十二家，而我所能记得的只有十二家。古时候的无怀氏，他封泰山以祭天，禅云云山以祭地。后来虙羲也曾封泰山祭天，禅云云山祭地。神农氏封泰山祭天，禅云云山祭地。炎帝封泰山祭天，禅云云山祭地。黄帝封泰山祭天，禅亭亭山祭地。颛顼封泰山祭天，禅云云山祭地。帝俈封泰山祭天，禅云云山祭地。尧封泰山祭天，禅云云山祭地。舜封泰山祭天，禅云云山祭地。禹封泰山祭天，禅会稽山祭地。汤封泰山祭天，禅云云山祭地。周成王封泰山祭天，禅社首山祭地。他们都是受天命之后才举行的封禅典礼。”齐桓公说：“我向北讨伐山戎诸部，到过孤竹国。向西讨伐大夏，渡过流沙河，又缠束战马，悬钩兵车，登上了卑耳山。向南攻打至召陵，登上熊耳山，眺望长江、汉水。又曾三次召集诸侯之师会合征战，六次召集诸侯举行会盟。我一生九次会合诸侯，又有一次确定周天子的王位，诸侯中没有人敢违抗我。这与过去夏、商、周三代接受天命，也没有什么不同吧？”于是，管仲看到不能用言语说服桓公，就举出其他的一些事情做托辞，说：“古代帝王封禅时，一定要用鄗上的黍米，北里的谷物，用来作为装满祭器的供品。而且一定要用江淮之间的三棱灵茅垫地。还要有东海送来的比目鱼，西海送来的比翼鸟，然后还有不召自来的十五种奇物。现在凤凰、麒麟没来，祥瑞的嘉谷不生，而蓬蒿、藜莠一类的杂草反倒长得茂盛，鸱枭一类的恶鸟多次飞来，此时意欲封禅，恐怕不合适吧？”于是齐桓公便打消了封禅的想法。
核心内容解读
篇名“封禅”就是祭祀天地。“封”指古代帝王到泰山顶上筑土为坛以祭天，“禅”是古代帝王到泰山下某小山除土以祭地。这段话记述了齐桓公称霸后意欲举行封禅典礼，管仲以言语及托辞谏止桓公的事情。
古代封禅史料，除《尚书》所言巡狩而柴祀泰山外，直言封禅者，最早应推本篇《封禅》。 此篇文献的真伪存在一些争论。尹注《管子》，此篇标题之下有“元（原）篇亡，今以司马迁《封禅书》所载管子言以补之”。据此，此篇在唐代已亡佚。然刘师培考察一些唐初文献的征引情况，认为此篇当时并未亡佚，尹注所据本缺之而已。尽管如此，《管子》只有尹注流传至今，人们能读到的也只有这份尹注从《史记》中移补过来的文字了。
作者将封禅的历史追溯到黄帝之前的远古时期，似同三皇五帝传说有关联。不论所述真实程度如何，它都反映了人们对待封禅的基本认识——封禅是至神至圣的礼仪活动，绝非随时随地随意可行。
类似的内容，先秦儒道两家也曾言及。《白虎通义·封禅》引孔子曰：“升泰山，观易姓之王，可得而数者七十余君。”《续汉书·祭祀志上》刘昭《注》引《庄子》曰：“易姓而王，封于泰山，禅于梁父者，七十有二代。”似乎封禅之礼由来既久。
封禅的本质是对天神地祇的礼祭，这是中国古人自然崇拜的主流，也是传统祭祀的主流。古人祭天要筑土为坛，祭地则除地为墠，因此封禅之礼与坛墠之俗密不可分。目前发现的自公元前四千纪以降中国东部新石器时代先民普遍流行的坛墠祭祀遗迹如果视为后世封禅制度之源，或许并不过分，因为不仅坛墠遗迹所反映的祭祀形式与封禅制度相同，甚至这种祭祀形式所流行的地区也与封禅起于齐鲁的传统认识吻合，这一点已为学者所注意。毫无疑问，新石器时代坛墠祭祀遗迹的发现使先民有关封禅礼仪渊源甚古的认识获得了有力的佐证。
自秦以后，历代帝王举行过封禅大典的共有七位，即秦始皇、汉武帝、光武帝、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和宋真宗，其中武则天于嵩山封禅，其余六位帝王皆在泰山封禅。至于各代欲封禅而未及施行者，更不在少数。
汉武帝封禅不仅反复修封，而且由于秦始皇封禅的具体仪注秘而不传，故武帝封禅仪注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隋书·礼仪志二》：“秦始皇既黜儒生，而封太山，禅梁甫，其封事皆秘之，不可得而传也。汉武帝颇采方士之言，造为玉牒，而编以金绳，封广九尺，高一丈二尺。光武中兴，聿遵其故。”不啻如此，唐宋封禅仪注亦多宗此。
武帝封禅，所用玉牒明确可考者仅一枚，封藏于泰山绝顶下东方之封坛，玉牒书秘，而禅祭肃然则未言封藏。至于武帝封藏玉牒后复与子侯上山有封，却不知所封何物。而得封后祭祖之牒当归格祖庙，然史无明载。
秦皇、汉武封禅意在求仙不死，故典礼中最重要的部分皆秘密进行，后人所知甚少。东汉光武帝初以德薄不行封禅，后读谶文“赤刘之九，会命岱宗”，遂封禅承天敬以奉图书之瑞，并不求仙登，故整个过程群臣列侍，公开进行。光武帝封禅仪礼仍仿武帝元封故事，《续汉书·祭祀志上》于其仪具所记稍详，可明制度传承。《旧唐书·礼仪志一》：“又汉建武中封禅，用元封时故事，封泰山于圜台上，四面皆立石阙，并高五丈。有方石再累，藏玉牒书。石检十枚，于四边检之，东西各三，南北各二。外设石封，高九尺，上加石盖。周设石距十八，如碑之状，去坛二步，其下石跗入地数尺。”因此通过光武帝封禅，隐约可见汉武帝封禅礼仪的影像。东汉光武帝封禅，玉牒可考者共两枚，一用以祭天，一用以祭祖，正合《尚书·尧典》所记柴祭泰山后归格于祖的古制。光武帝封禅以告天神玉牒封藏于泰山上封坛之石䃭，而告祖玉牒则盛以金匮藏于祖庙。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用于封禅的告神玉牒与告祖玉牒所制并非同时。告神玉牒需在封禅大典之前预先制成，而告祖玉牒的制作则在得封之后。
秦汉封禅，以玉牒告天告祖，但告天玉牒与告祖玉牒所制不同，互有先后。而至唐宋时期，封禅告天玉牒虽得传承，但祭天仪具更由玉牒发展出玉册，且禅地玉册也与封天玉册并为出现，致玉牒、玉册并行，所制同时。封禅仪具不仅存在由质而文的转变，同时也有由简而繁的差异。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泰山：传统礼制的权威（节选）
今天人们游览泰山，出发点是泰安城内的岱庙。唐代以来历代帝王在这里树立的一通通巨大石碑矗立在龟趺石座上。秦汉以来的其他石刻，排列在长长的廊道一侧。这些碑铭石刻由于年深月久而价值愈增。相传汉武帝所植的五棵巨大的松柏，也称得上无价之宝。岱庙以古树荟萃而闻名，其中年代最为久远的“六朝松”据说已经存活了一千五百余年，但现在的高度仍不足三尺。
岱庙正北是长长的通天街，参观者沿着它可以直抵岱宗坊，这便是泰山山门。过了这道山门，石级继续延伸。山路不是盘旋而上，而几乎是垂直向上直达山顶。这样陡峭的阶梯更加衬托出山势的高峻。（据称在古代，因为泰山是神山，修路时不能伤及山脉，所以修筑石阶的石材只能从他处开采运来。）石阶旁的峭壁上满布劈崖凿题的碑铭，游客们常常被熟悉的留题者名字或精湛的书法所吸引而驻足忘返，他们辨认刻石者的姓名，推测他们的时代，揣摩他们的墨迹。沿循着这些题铭攀登而上，游客感到自己正在一步一步地踏寻岁月的痕迹，深入历史。而当他们登临岱顶面对一通“无字碑”时，就宛如到达了沉寂无声的历史源头。
登山一路上会经过不少的门楼和牌坊，如一天门、中天门、南天门，以及很多的景点，如“孔子登临处”、“五大夫松”（秦始皇登泰山时避雨于此树下）、“玉照屏”（宋真宗驻足观景之处）等。尽管这些人文古迹建造和出现的时代往往比事件发生的岁月要晚得多，但它们仍足以唤起人们对这些事件的记忆。可以说，再没有别的地方能够如泰山这样使人发思古之幽情。人们在这里仿佛聆听一首历史的交响曲：它不仅仅是纪念一人一事，而是唤起了对无数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回忆。泰山因此不是某一特定历史事件的纪念碑，而像是历史自我堆积起来的一个纪念物。人们对它的苦心经营已经延续了许多个世纪，而且永远不会结束。泰山本身因此成为一种无可比拟的历史象征。
虽然这里描述的可能只代表了20世纪人们访游泰山的感受，但一个历史研究者需要对这种感受加以分析，并由此推及历代游客造访泰山的经验。比如，一位宋代的造访者不可能在泰山看到岱宗坊等牌坊，因为这些都是元明时期以后的建筑。当汉武帝于公元前120年举行封禅大礼时，他在岱顶所能见到的可能只是秦始皇和秦二世留下的两块碑铭。那么秦始皇以前的情形呢？一片旷古的沉寂！这里我们面临的又是一个“沉寂无声的历史尽头”，不过不是无字碑，而是质朴自然、没有打下人类烙印的泰山。没有打下人类烙印的泰山当然不能被看作一处圣地或一种历史的象征。事实上，在公元前7世纪中期以前，泰山还是一座默默无闻的山。它第一次被提及时是作为一个地方政权——鲁国——的象征而出现的：“泰山岩岩，鲁邦所詹。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莫不率从，鲁侯之功。”
当时，鲁国为了取得政治上的领袖地位正忙于同其他诸侯国角逐。这首诗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东周时期（前770—前249年）所特有的争霸气息。这一时期也正是周代王室衰微、礼崩乐坏的时期。各个诸侯国依仗自身拥有的经济资源和军事力量互相争斗。为霸权和领土争战的结果之一，是诸侯国的数目较之周初分封时已大为减少。势力强大，能够挟周王而令诸侯的“春秋五霸”随之出现了。随后的霸主们自封为“王”并企图进而统治整个中国。
在宗教和宗教艺术领域内，旧有的意识形态和它们的象征物如果不再合乎现实政治的需要，就会被新的意识形态和象征物取代。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传统宗庙（包括其中的祭器）地位的下降和新的纪念物的出现；这些往往巍峨高大的新式纪念物所证明的是政治因素成了艺术和建筑的“特定驱动力”。拥有强权的诸侯王陵上开始出现高大的封土，而在他们的都城内则出现了高台式建筑。
历史文献中屡屡提到当时的“国际”会议或盟誓在这种高台式建筑内举行或签订。如距泰山不远的临淄城内的一座巨大台子就以公元前8世纪“春秋五霸”中最为著名的齐桓公的名字命名（桓公台）。此后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发掘出来的台基边缘仍长达86米。一位楚王修筑的另一高台比桓公台还要高得多，据说上插云霄，高达百仞。这些尺寸显然有夸张成分，不能完全相信，但这种夸大更加说明了当时崇尚高台式建筑的风尚。
文献中还记载，齐景公曾造“大台”，卫灵公有“重华台”，晋灵公有“九层台”。而楚国诸王也同其他诸侯王一样，修有“乾溪台”“章华台”“章怀台”和“黄金台”。这些高台的建造地点虽不同，但政治意义却是相同的：台越高，意味着建造者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的地位越高。地处东隅的齐国国君齐景公在登上柏寝台俯视他的都城时不禁自鸣得意地叹息道：“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后世将孰有此？”在北方的赵国，赵武灵王修了一座极高的台，据说可以俯视邻国齐国的国土。这座建筑不仅显示了他的强大，还让他的敌国感到了不安。在南方的楚国，一位楚王修筑了一座与其他诸侯王会盟的高台，迫于楚国的势力，与会的诸侯王被迫同意与楚国结盟并宣誓：“将将之台，窅窅其谋，我言而不当，诸侯伐之。”在西方秦国，秦缪公为了向外国使臣显示国威，带他们参观秦国的宫殿，这些宫殿“使鬼为之，则劳神矣”！
中原的魏国国君计划修造中天台，许绾争辩说：“臣闻天与地相去万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当起七千五百里之台，高既如是，其趾须方八千里，尽王之地，不足以为台趾。古者尧舜建诸侯，地方五千里，王必起此台，先以兵伐诸侯，尽有其地犹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为台趾，材木之积，人徒之众，仓廩之储，数以万亿度。八千里以外，当尽农亩之地，足以奉给王之台者，台具以备，乃可以作。”许绾的如簧之舌吐露出东周时期关于纪念物的一种看法。在他看来，修筑高大雄伟的纪念物的意义与六合宇内、甚至降服异邦是等同的——其隐含的目的是夺取疆土、控制万民、统治天下。
特别要指出的是，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泰山成为诸侯会盟的重要地点。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泰山从这时候起成为一个地方政权（齐国）军事和政治的象征，借用谢和耐的话，泰山的角色由一座普通的山变成一种政治象征的这个过程，意味着“政治权力”从传统的角色“脱胎换骨”，它凌驾于传统纪念物之上是“传统与新时代的要求相冲突”的结果。
但是，不能简单地认为，泰山的新地位和它与统治者之间的联系有了这种象征就得到了实现。要真正使它成为一座“圣山（岳）”，还需要借助一定的礼制仪式来完成。华琛（James Watson）曾说：“礼仪的内含是意义的转化。人或事物因此可以由于祭祀而神化。祭祀的过程是主动的，而不仅仅是被动的。”这个理论帮助我们理解封禅和与泰山的联系。依据传统文献的解释，受了天命的统治者在完成了统一国家的使命后，要“封”泰山，即在泰山之顶设坛刻石，以谢天命。而“禅”则是在泰山下的一座小山上造坛祭地。一旦举行了封禅大礼，帝王和泰山就不再是原来的皇帝和泰山了：泰山由于被“封”而崇而尊，皇帝则由于行了封禅大礼而延受天命，他对国家的统治是秉承天意的行动。
尽管文献中所记载的封禅历史由来已久，但这一礼制活动被赋予上述含义则可能是公元前4世纪以后的事。当时政治形势的改变和这一新的象征物的确立有双重联系。首先，由于只有一位合法的天子能够行封禅之礼，所以封禅和泰山都与中国的统一相联系，反映了东周王朝走向衰亡时人心所向的一种必然历史趋势。第二，儒生通过制礼参与政治和封祀五岳的活动。这些知识分子和礼仪专家造作经典，宣称他们对祀典的解释是合乎天意的，只有他们才能决定谁有资格举行封禅、应该在什么时候进行封禅。儒生对祀典的造作和解释因此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手段。这两种现象的出现时间并不一致，第二种趋势首先出现在泰山脚下互相毗邻的鲁、齐二国。倡导这种做法的无疑就是孔子。孔子出生于鲁国，曾试图阻止季氏“旅于泰山”，但没有成功。大约三百年以后，《管子》一书出现于齐都临淄的稷下学宫。此书托为管仲所作，其中一章是关于封禅仪式的，称管仲也曾有一次类似的劝谏。与孔子的经历不同，管仲的劝谏奏效，国君齐桓公放弃了原来的打算。管仲关于封禅的言论，成为以后儒家讨论封禅与泰山的理论基础。
不仅仅是对某一历史事件的记录，更表明了东周末年山东的儒生们——多是孔子的门徒——对封禅的观点。这一观点的核心问题是“权力”和“合法性”之间的关系。按照作者的看法（以管仲的名义），政治上的合法性既不能通过武力攫取也不能通过政治权力来证实。国君必须尊重历史传统，并服从上天的意愿。这样，泰岳之“尊”，就不仅仅如《鲁颂》所言是属于一个地方政权的，而是整个国家历史传统的体现，也是上天意愿的体现。任何想到泰山行封禅之礼的人，都必须首先证明他自己是上古以来贤王圣主们的继承人，同时还要有祥瑞征兆的出现。然而，历史是记载在文献中的，而征兆又必须由礼仪专家们来解释。这两个渠道都掌握在儒士们的手中。
当这一理论被推崇至极的时候，似乎只有孔子才被认为有资格主持封禅大礼。作为先圣的传人（甚至超过先圣），只有他才真正理解上天的旨意，洞察历史的原则。其结果是孔子与泰山的联系日益密切。有时管仲关于封禅的理论也被归结到孔子的身上：“孔子论述六艺，传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禅乎梁父者七十余王矣。”另外还有记载说孔子曾亲登泰山并在那里针砭时政。“泰斗”（泰山和北斗星）也与孔子联系起来，甚至成了孔子的代名。
《孟子》记载了孔子与他的三个弟子的对话：
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他们三人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对孔子作了评介。有若从大师、泰山和其他神圣象征物之间的关系上进行分析。子贡是钦佩孔子对历史和人事的洞悉。宰我则认为孔子应成为一位合法的国君。最后的一种评介亦为孟子所赞同：“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太山而小天下。”泰山已不再是地方政权的象征，而是孔门儒学说统治天下的象征了。
然而无论是孔子还是他的门徒都没有估计到以后历史的发展。《礼记》记载孔子在垂暮之年叹息道：“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但泰山终究没有崩坍，结果是孔儒们最为憎恨的秦始皇反倒成为中国历史上登临泰山举行封禅大礼的第一人，司马迁在《史记》里记录了发生在公元前219年的这一历史事件。
秦始皇的封泰山之举，人们多认为是为了炫耀权力，或是巩固对东方的统治的政治步骤，总之，封禅大礼颂扬了他的胜利。然而，从更深层次上的意义来说，此举预示着他的最终覆亡。秦始皇以“焚书坑儒”而昭著于史册，但他的东巡泰山却意味着对儒家学说不自觉的和迫不得已的臣服。到泰山封禅意味着步前王先圣们的后尘，这与他自己所标榜的要作“始皇帝”、要作万世宏业的创始人的风格是不一致的。虽然他没有采纳儒生们关于封禅仪式的建议，但封禅之举的本身足以表明儒家学说已成为政治生活中的国家哲学。
据司马迁的记载，儒生们被秦始皇斥退以后，闻秦始皇登泰山遇风雨，“则讥之”。十二年后秦朝覆亡，儒生们似乎并不承认秦始皇举行的封禅大礼：“始皇上泰山为暴风雨所击，不得封禅。”这一观点为后来的儒家所沿用。南宋王钦若在《册府元龟》中罗列了所有传说中举行过封禅的人物，但唯独对确曾举行封禅大礼的秦始皇缺而不录。这种遗漏不仅仅是一种“非历史”的态度，而是表明了作者的历史观念，即认为某些统治者虽然举行了这一礼仪，但实际上并不具备举行这一仪礼的品德。这样，泰山封禅就被认为是对儒家学说的遵循。在此后的中国历史时期里，就像孔子被尊称为“素王”一样，泰山也成为一种历史和精神上的儒家权威象征。
参考资料
《新莽封禅玉牒研究》，冯 时，《汉长安城研究（2006—20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编，商务印书馆，2022年12月
《超越大限：巫鸿美术史文集 卷二》，【美】巫鸿 著；郑岩 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19年7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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