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这一年的调查中你发现了什么?
柴静:我想回答三个问题:雾霾是什么?它从哪儿来?我们怎么办?
以PM2.5之微小,人眼无法看到,这是一场看不见敌人的战争。所以这次我携带仪器,做雾霾健康测试,作为志愿者参与人体实验,分析呼吸成份,拍摄肺部深处碳素沉淀的后果,想向大家解释“雾霾是什么”,性质、危害、构成。
通过科学家向我展示的源解析结果,可以回答“雾霾从哪儿来”。我国的空气污染60%以上来自煤和油的燃烧,雾霾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能源问题。中国煤炭消费量在2013年就超过了全世界其他国家用煤量的总和。车的增速也是历史罕见。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不得不同时面对数量和质量要求这两大挑战。通过调研,我发现我国燃煤和燃油大概存在“消耗量大”、“相对低质”、“前端缺少清洁”、“末端排放缺乏控制”四大问题。我也尝试揭示这几大问题背后的管理与执法困境。
“我们怎么办”是有路可寻的。从英美的治理经验可以看到,发生过“大烟雾事件”的伦敦当时的污染比当下中国更严重,但在治理污染的前20年,污染物下降了80%。发生过严重“光化学烟雾”事件的洛杉矶,车辆比上世纪七十年代增加了3倍,但排放低了75%。就象解振华主任所说,人类的教训和经验放在那里,证明污染可以解决,而且不必那么久,中国已经承诺2030年左右碳排放到峰值,碳排放与雾霾同源,有协同减排效应,这个峰值的倒逼,意味着未来只能向绿色、低碳、循环经济的方向去,不走唯GDP道路,整个国家的治理体系、能源战略、产业结构都会随之改变,会对普通人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未来的创造者是抓住先机的人。
记者:那你觉得普通人应该怎么做?
柴静:我自己并不想鼓动号召他人必须做什么、应该怎么做,那有一种强迫性。小时候有一次,我把肥皂水倒在了树根上,我奶奶没说什么,只是拿小铲子把肥皂水铲起来,埋在了别处——人去做什么,是因为心底有爱惜。
我自己曾经对雾霾无知无觉,现在我对空气有我的爱惜,所以我去找适合我的方式,比如尽量不开车,比如参与公众参与立法研讨会,与扬尘的工地交涉,打环保举报电话12369,要求餐馆安装上法规要求安装的设备,要求加油站维修油气回收装置。我把这些也呈现出来,这些只是能做的一小部分事情。我相信,别人心底有自己的爱惜,有适合自己的实践。
记者:是什么让你觉得大气污染治理有希望?
柴静:这一年我都是以个人身份去拜访他人,包括职能部门。没人拒绝提问,在回答时都毫无保留,直面问题。我觉得他们都希望能公开地讨论问题,因为问题呈现就是解决的希望,而且认识的深度决定解决问题的速度。
一年中我建立了十几个微信群,是与体制内外专家共建的,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们毫无回报地提供支持,其中北京市环保局机动车处的处长李昆生给我印象很深。我跟朋友说过,这个人让我很惭愧,有时候我都觉得某件事做不下去,不太可能,他还在继续发表文章,不断往前推进。深夜有时会收到他的两三篇文章,文中的急切之情和为公之心对我是一个感染。即使他批评的人也很尊重他,因为这个人出自诚意。
去拜访石化行业的有关专家时,我说问题如果您觉得尖锐,请不要介意。他说没关系,你问的都是媒体和大众关心的,应该向大家公开,他也很坦诚。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在环保与经济之间寻找到最佳平衡点,能公开讨论是前提,在这次我深切感受到了这点。
中国有很多人希望把这件事改善,在为此努力。简单地说,每个人都希望空气清新。什么是社会共识?再没有比这个更强烈的社会共识了。这是我的信心。
记者:一个母亲这个身份切入,我是觉得特别亲切,但是你有顾虑吗?
柴静:我有一个很大的顾虑,就是说我有没有权力说到她?因为那是她的生命和她的生活,我必须要考虑说出来之后她将来可能会承受什么,这种压力最大。后来我先生说,你还是说吧,我最深刻地感觉到你在有孩子,尤其她生病后,才会对空气污染这件事有了完全不同的态度。他说,这是你回避不了的一个基本动机。 他说,如果你回避了她生病,这种态度里面其实隐含着一个问题,就是说好像生病本身是不好的,或者是羞耻的。不用太顾虑和紧张,要相信这个社会的基本善意。这句话对我有说服力。
记者:我不仅是理解,而且能够强烈地带着情感感受到。
柴静:一个人没有当妈妈之前,这个世界只跟你有几十年的关系,到此为止,我对我的一生负责任就可以了。但确实有了她之后,你跟未来世界有了关联,有了责任。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情感的驱动,我确实很难去用这么长时间做完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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