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有病，但你能否别带有色眼镜看我。”

01

上个星期，有个年长我十岁的朋友因抑郁症上吊自杀了。

从另一个朋友口中得知这个消息时，我整晚都没缓过来。

毕竟十天前还一起吃饭的人，怎么说走就走了。

但想起他这一年来的遭遇，也能理解几分。

他原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去年因市场不景气便把出租车转让出去了，转而买了一辆面包车开始往返农村与城市，做起了水果生意。

但生活好像就是想要蹂躏他一把，无论他做什么都没有任何起色。看着身边同龄的朋友买房买车、生意越做越大，而自己却过得落魄非常从而导致心理失衡，一不小心便让自己坠落于万丈深渊。

据说他临死前给家人留了一封遗书，大意是“城市容不下我，农村也容不下我，我怎么做都是错的......”

于是，拿着绳子往树上一吊，潦草且仓促地结束了这令人绝望的人生。

他的老婆事后也非常难过非常后悔，当初以为自己的老公只是一时情绪低落，过一阵子就会好起来的，如今只恨自己当初没有给予他多一点的关心和理解。

然而这一切都太迟了。

02

这几年因抑郁症自杀的人越来越多，人们才开始慢慢关注起来。

抑郁症患者由始至终都是属于被动的那一方，被动难过，被动失眠，被动痛苦，只能独自歇斯底里，自己难以控制绝望的情绪蔓延，而身边的人大多不能理解这困斗之兽的挣扎与绝望。

我又想起当年张国荣在文华酒店纵身一跃之后留下的遗书，寥寥几十余字：“Depression（沮丧、抑郁）。多谢各位朋友，多谢麦列菲菲教授。呢一年来很辛苦，不能再忍受，多谢唐先生，多谢家人，多谢肥姐。我一生没做坏事，为何这样？”

多么沉痛的一句诘问。

去年乔任梁抑郁症自杀，更是引发了网友对抑郁症患者的热议，纷纷呼吁关心抑郁症患者。但现实情况却是抑郁症患者在生活中仍然被歧视。

比如抑郁症学生被大学老师劝退。

比如用人单位不敢聘请抑郁症患者。

比如网友“走饭”的母亲曾告诫她：病历要像钱一样保管好。

何其悲哀，我们总是拿着自以为是的“正常人标准”歧视置身绝望之中的敏感人群。

殊不知，这些都可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03

香港电影《一念无明》中，有一个片段令我尤为印象深刻。

阿东重遇未婚妻之后非常开心，隔天收拾好自己准备出门见未婚妻时，却看到电视新闻里好友Louis因压力太大跳楼自杀的消息。

随后阿东应未婚妻之约参加教会活动，未婚妻却在台上讲述从知道阿东因为躁郁症误杀母亲后，自己每天独自面对被银行催债、供楼压力等痛不欲生的状况，但最终还是在主的指引下选择宽恕阿东，但她却还是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歇斯底里地喊着“我真的好恨你......”

此时的阿东才意识到自己的人生根本毫无希望可言。于是仓皇逃离教会现场，跑回出租房楼下的超市拼命吃巧克力，以此缓解内心的绝望。可是旁人却纷纷拿出手机拍下这个神经病发作的一幕，丝毫没有人关心他为何会这样。

邻居们都知道了阿东患有精神病的事情，霎时间陷入了人人自危的状况，聚在一起商量之后，留给阿东的爸爸两个选择，要么把阿东送去精神病院，要么两父子一起搬走。其中，隔壁余师奶的反应最为激烈。

在阿东爸爸答应会和儿子一起搬走后，所有邻居才一哄而散，只剩下房东太太大声嚷嚷着下个月要涨水电费。

没有人在意事实的真相，没有人关心阿东的病情，大家都按照自己既定的想法：跟一个神经病住在一起多危险啊，把他赶走才是正确之举。

04

先前刷知乎的时候看到有人问：男朋友或女朋友是乙肝病毒携带者，我该怎么办？

这个本该属于感情范畴的提问，其中却隐藏着国人对于“乙肝”误会颇深的社会问题。

2015年4月10日，天津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大一学生吴昕怡，在学校单间宿舍烧炭自杀。悲剧事件缘起于2014年年底学校组织的一次义务献血活动，她被查出“大三阳”，系乙肝病毒携带者。

吴昕怡的室友知道检查结果之后，因为心理上的恐惧不敢碰她的任何东西，还处处躲着她疏远她，仿若她是可怕的洪水猛兽。

学院的领导甚至还在她返校之时，让其家人开一个“乙肝病毒携带者不影响正常上学”的证明。

因为国家卫生部发文规定不得拒绝乙肝病毒携带者入职、入学，所以吴昕怡没有拿到学院领导要的一纸证明。

在学院不想休学就得住单间的压力下，她开始了自己的独居生活。她不是没有努力尝试去改变这种局面，但似乎无力改变什么。别人的冷漠和恐惧让她变得小心翼翼，也让她本该精彩纷呈的大学生活止步于19岁。

乙肝病毒携带这种看似熟悉的疾病，在很多人眼中却仍是个可怕的传染病，很多人也习惯了戴有色眼镜来看待乙肝患者。

一切误解皆是来源于无知。

如果大家能推己及人，多了解乙肝知识，多给乙肝患者一些包容，悲剧可能也不会发生。

05

前几年曾在网上看过一部纪录片《颍州的孩子》。

这部纪录片真实反映了在艾滋病的影响和折磨下的人们贫穷悲苦乃至绝望的生活状态。

纪录片以高俊、任楠楠、黄家三姐妹为主要记录人物，他们都因为艾滋病失去了生命中最亲密的人，成为了村子里面的孤儿。

因为贫穷，他们的父母不得不靠卖血补贴家用。

因为条件恶劣，他们的父母都因卖血而感染上艾滋病。

悲剧也由此延续到这些孩子身上，且是与生俱来。

这些患有艾滋病的孩子从小受到歧视，黄家三姐妹亲口叙述了在学校里受到的种种歧视，高俊的小伙伴竟然是一头不谙世事的猪，没人搭理的孩子自顾自地玩录音机……

片中用了很多特写镜头来展现他们的面部特写和背影，孩子们走路总是低着头，从不和人交流，眼神空洞却又透着不谙世事的纯洁。

看到那些镜头的时候，其实我很难过。

想到那些出于恐惧而对艾滋病患者分外排斥的“普通人”，无知及恐惧让他们变成一副冷漠无情的模样，也覆盖了他们原本应该有的善良朴实。确实悲哀，但我们亦不该过度批判同处困境的他们。

再想到身患艾滋的孩子们，面对此般境况的时候仍保有自己天真和乐观的一面，这份赤子之心更让我动容。

依旧记得片尾没有欢乐，只有一条没有尽头的路。

这个世界一定有无数个相似的角落，同样隐藏着不为人知的苦痛和艰难，但愿路的尽头有人们肯于接纳的爱和温暖。

06

2006年戛纳青年导演最佳短片《Right Place》，用5分多钟讲述了一个患有强迫症的男人最终找到自己“Right Place”的故事。

影片中那个患有强迫症的男人是便利店的工作人员，吃饭前后会把所有的餐具摆放好，衣柜里面的衣服配饰都按类别挂好，走路的时候一定要沿着马路上的白色直线行走，上班的时候一定会把客人弄乱的货品回归原样……

他连买单找钱的时候都会把钱和硬币分开摆放整齐，可是客人看到这一幕，却带着惊恐的眼神拿着钱和商品赶紧走人，边走还边回头看看这个“神经病”。

他看到偷东西的女学生第一反应不是抓住她，而是将她揣进包里的商品拿出来重新摆到货架上，看到女学生脚下的袜子没穿好，他无意识地蹲下身去帮她整理，却被人当作色狼一个……

遭遇误会的他没有为自己辩解，于是不出意料地被解雇了，走出门的时候天空还很应景地下起了雨。

强迫症的他们很少和普通人交流，可能还会被取笑或被视为异类。

只是别人眼中的那片天空，什么时候才会放晴。

07

我爸朋友的儿子小夏，是个典型的自闭症患者。

三岁时被家人发现行为举止异常，辗转多处求医之后被确诊为小儿自闭症及智力中度低下。

在外治疗五年，情况却没有任何改善，便被他爸带回家送进了当地的残联培智学校。

小夏在学校表现尚算良好，不会去伤害别人，但却慢慢出现了自伤行为，从最初的打腿打手演变到后来的使劲打脸拍脑袋。

自伤的过程持续了七八年，小夏也长得越来越高大强壮，培智学校的老师怕他发病的时候控制不了，考虑到学校其他学生的安全，只能对小夏作出退学的处理。

由于小夏一出门就表现得跟常人不一样，喜欢又蹦又跳还说不清话，坐下来还尤其喜欢撕各种纸张，所以他爸基本上不会带他出去串门。毕竟这些年因为小夏的病症，他们家没少受邻居和旁人的指指点点，都说小夏是个神经病。

我认识小夏那年他才8岁，现在他已经18岁了。

十年一晃就过去了，而我也从和他相处的过程中学会了：

人对于无知的恐惧并不是借口，每个人生而平等，无论一个人身患何种病症，他都不该遭受旁人冷眼和嘲讽。

08

这些病症可能只是被歧视群体中的冰山一角，ta们在生活中遭受的冷眼以待或恶言相向，也许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残酷几分。

ta们隐忍不说的那一句，“我是有病，但你能否别带有色眼镜来看我”，始终不敢从口中说出来。

ta们或许害怕或许不愿承认自己的脆弱，却比任何时候都渴望得到别人的理解和关怀。

期望有一天，大家看待这些病症患者的时候能像看待感冒发烧的病人一样，不再带着有色眼镜去指指点点，而是以平常心去体谅、接纳ta的“与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