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五代十国

五代十国之产生，是由于唐朝的衰亡。但是李唐王朝之崩溃，并非由于社会之退化，而是由于社会之进化。一到八世纪，全国人文因素愈趋繁复，各地区的进展层次却又参差不齐，其整个的毛病是一般情况与唐初行政设计的扁平组织发生距离。

两税制一行，各地区又自行斟酌处理其财政，其数目字既加不拢来，于是文官组织之各种事务都能按品位职级互相交换互相策应的原则都行不通。政府的措施也难得公平合理，于是朝臣分为党派，皇帝则无可奈何，只好挪用一笔公款组织禁军，信任宦官。一到内忧外患加剧，其分化的情势也更明显。

唐朝灭亡后，太原与开封间造成一项敌对之轴心的情势未曾中断。即使昔日之战友，如今分处两地即为世仇。继朱梁之后李存勖（李克用子）之唐，石敬瑭之晋，刘知远之汉，和郭威之周，其创始人都先后出自李克用的军事系统，虽然在血缘上说，他们和他们的继承人属于几个不同的民族。

历史上成这个时期为五代十国，实际上五代不过是五个希望成为正规的朝代，且一直在北方。除了极短的时间之外，都定都于开封（汴）。而十国则系这五代统御不及的王国，也有前后重迭的情事，大都在南方，也是五代政府鞭长莫及时一般草莽英雄割地据土的产物。唯一的例外则系梁唐晋汉周之周在开封成立时，刘知远之弟也仍在太原称帝，国号也为汉，历史家则称之为「北汉」，算作十国之一。

唐朝的二百六十八个州，五代所谓中央政府所控制的不及半数。 当太原与开封展开斗争的时候，有一种侧面的发展，在历史上留下深远的影响。此即是公元九三六年石敬瑭在太原与开封作战的时候向契丹乞援。后者的耶律德光和他见面之后石敬瑭承认割幽燕十六州予契丹，这十六州包括今日河北的北端，北京也在内，又及于察哈尔的一部和山西省雁门关以北。并石敬瑭称耶律德光为父，每年又进奉绢三十万匹。传统历史家都以为让异族割据长城以南的地带，又称臣纳款，造成历史上至大错误。迄后中国不知费了多少力气，也收不回幽燕十六州。直到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令大将军徐达北伐，才算还我河山，至此距石敬瑭的割让已430年。

从长时间远距离的观点看来，这个时期中国的政治中心由长安东移，其国防重点也同时东移，以后不仅契丹之辽，而且女真之金、满洲之清都发源于东北，即蒙古部落发迹的克鲁伦河也仍是正北偏东。

宋朝对付这些异族王朝，开始采取一种竞争性的体制。敌方既已成为一个死对头，则不能再以蛮夷戎狄的名义一味轻视，这种态度为汉唐之大帝国之所无，也不是兹后明清两朝所能承袭。

五代十国虽说是乱世，是激起不稳定的动荡时期，但它却也是唐宋之间的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此时军事与财政的管理权落在了地方政府头上，使一切更趋紧凑和实际，然后随着统一再集中归并形成了北宋这种带有竞争性的体制。如若不然，北宋断难与北方少数民族用骑兵为骨干，有农业为支持的新型外患周旋。

25. 冯道

五代史中的冯道，是一位相当离奇的人物。他历事四朝，三入中书。不管主子是沙陀人、西夷人或汉人，也不管他们是创业或守成之主，他都能够怡然作首相，左右如意。他也能出使契丹，与“戎王”论道而使之心折。冯道所作《长乐老自叙》，一篇简短的自传，内中列举他的官衔，倒占满一面。他被封公爵五次，既为鲁国公，也被封为梁国公、燕国公、秦国公和齐国公。可是保全原始史料的人都一致承认冯道并非因谀见宠，而他在朝野生活之中，先已造成了一种贤良的名誉。

《旧五代史》说他“在相位二十余年，以持镇俗为己任”。《新五代史》也说“道既卒，时人皆共称之，以谓与孔子同寿，其喜为称誉如此”。而且新旧两史一致认为契丹之没有夷灭中国人，冯道之力为多。

25. 北宋的制度与文化

一个以军人为首脑而组成的国家，自始注意国防，偏在军事上的作为，不及其他任何主要的朝代；它的民间经济，也有突出的现象，它却不能掌握这种优势；它企图注意实际，不受抽象的观念所蒙蔽，而这319年在它领导之下，所产生的特出人物，偏是哲学家为多；而“学究”首先出现为一种官衔，其成为一种被讥讽的对象，也始自宋朝。

宋朝号称中央集权。赵匡胤的作法，首重军制与财政。在军备上中央所统制的为“禁军”，诸州之镇兵曰“厢军”；各地方的防守则为“乡兵”。上层的队伍经常吸收下层之优秀人员而 将本身不及格之人员淘汰给他们。 过去军阀割据的重点改为文官镇守， 并且规划了每三年一巡调的例规。

税收也改由文官接收管理， 以前的账目收据经过极详细的审核。 公元 965 年的诏令： 凡诸州支度经费外， 所有金帛都送中央。 于是所有的金柜库房的积蓄， 不时发送开封，使该处成为全世界最显著的内陆港口之一。

北宋政府也因袭五代体制，以枢密院主军事，三司（盐铁、户部、度支）管财政，彼此都是中央政府里最紧要的官署。又以文官任知州军事，即掌管民政与军事，并且打破了唐末以来地方首长派遣县级官的习惯，重新设计了整个的任命州县官制度，因之又要着重选举，是以宋朝的考试制度采取三年循环制，算是完全正规化了。

北宋是一个士大夫的时代，虽然在军事上的羸弱和不得志无出其右的，但在文化上却达到了中国历史的巅峰。被弟兄们黄袍加身当了皇上的赵匡胤有恐历史重演，对武将的提防也也达到了顶峰，一切皆赖以文臣，由此北宋也称为士大夫的时代。

赵匡胤在建国之初，第一步便是夺取老部下的兵权，便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的故事。赵匡胤劝解功臣们放下兵权的一番话，倒是值得玩味。

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以好富贵者，不过欲各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好便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夕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朕且与卿等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

政府又大量铸钱，货币之扩充，在太祖时已开始，以后迭增到年五百万贯的数量，如是两年的铸钱数，就要超过四百年后朱明全朝代276年所铸之总和。神宗在库房上题自制诗："五季失图，俨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以上三十二字，以每字作一库的名号。三十二库积满后又成立二十库。

27. 游牧社会的汉化

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的冲突的时候，初期游牧民族容易占优势，大概由于他们的部落组织与军事动员接近。可是他们战胜多数民族之后，就容易被汉人同化。因为他们不能以一个流动的组织，去经常管制一个固定的社会。所以契丹之辽与女真之金，每一克服中国的国都之后即掠取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法物铠仗以及宫嫔宦官北去，也就是存心模仿以颁布历日统筹农业生产，以各种仪礼维持官僚集团的体系，以宫廷的富丽繁华去支持一种都市文化。也就是有意与无意之中自动“汉化”。同时在同一面积之下，农业的精密工作能支持大量的人口，非游牧的生产方式可比。

中国人之不重视国家主义更是由来有素。《孟子》一书中提到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学者所必读。传统的作史者有如《魏书》的执笔者，更指出“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处分荒服。”也就是利用一种传奇式的根据，去强调中外一家，间接支持外来民族入主中原之合理与合法。而《魏书》也是廿四史之一。

28. 檀渊之盟

北宋的第三个皇帝真宗赵桓于公元1004年在此与契丹之辽议和。结果辽兵北撤，恢复战前状态。北宋则承认每年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其名义则是“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双方又交换“誓书”，彼此以平等的地位相待，并且约同“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守存，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这条约也永久有效，所以共同声明“质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鉴，当共殛之”。书中两方都称赵桓为“大宋皇帝”，辽主耶律隆绪则为“大契丹皇帝”，不称辽。

兹后宋辽不加兵者120年。况且以绢银与契丹打交道是宋太祖赵匡胤历来的政策，1004年和约未订之前，真宗已打算承担岁币百万之数，后来能以三十万了事，出于意料之外。而盟约最重要的一段收获则是没有割地。

蒋复璁曾说及宋辽澶渊之盟“影响了中国思想界及中国整个历史”。

29. 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谓“新法”，要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他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刻下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只是执行于11世纪的北宋，则不合实际。

这种体系，包括过广，下面的单位过于琐碎，在传统的交通通信条件之下，官方无法确悉每一纳税人的资产，尤其无法追究其转买顶当。至于抽累进税，更是技术上为难的问题。于是只在鼓励小自耕农各安本业，又竭力防制兼并，更以极低的税率，扁平的向全国征收。而且小民收入浅薄，也不能供应法庭审判的费用，于是民法长期间没有进展，政府则提倡各人自我约束和对人谦让。在行政方面说也就是不注意真切，不讲究效率。好在这些个人的美德，出自儒家经典，也为官僚集团成员所诵悉，因此以道德代替法律，也有长时间历史的根据。

纵算理想与事实不符，只要全体官员将这些原则当作口头禅，着重其内部之淳朴雷同，也仍可以保存这官僚集团的完整。 可是北宋开国以来，其朝代本身的特征，已经和上述的情况发生距离。

第一，赵宋王朝之为一个朝代国家，在中国历史时最富于竞争性，因此其行政效率非常重要。

第二，其收入以银绢和缗钱作基础，也就是其经理倚赖于民间经济比较前进而灵活的部门，而把人力及食粮当作次要。

第三，其税收底账根据五代十国间的数目字，比一般的将税率提高，同时政府大规模开矿铸钱，更使其数目字无法固定，也违反上述简单均一的原则。

综合这些条件，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在公元十一世纪已经在某些方面感受需要现代化的压力。

所谓现代化，以商业的方式管理，或者说是推行金融经济，在数目字上管理，都先要具备若干基本条件。简言之，则是先要承认私人财产权之坚定性，如此其下层机构内才有能确切加减乘除的公数。北宋期间中书管民，枢密管兵，三司主财，所有重要的数字已经不能对照，而下面则是亿万不识字的农民，社会上又普遍缺乏中层机构，所以我们也用不着追问他荆国公王安石介甫是否贞忠谋国，已先可断言他的筹划不合实际了。

譬如“方田法”以东、西、南、北各一千步为一方，内按土地肥瘠分五等抽税。可是即在畿国的开封府，其测量就产生技术上的问题，有谓“时方时止”，县内有山林，即无从着手。

“免役钱”令百姓一体出钱，以代替“衙前”等向民间征发的义务差役，可是乡民无钱，也等于在农村推行金融经济，而此时金融在城市里反不能展开。

“市易法”不能集中于批发业务，以致执行者自己成为零售商，到街上去卖果卖冰，甚至“卖梳朴即梳朴贵，卖脂麻则脂麻贵”，为神宗亲谴责。

“青苗钱”以常平籴本一千四百万作本钱，等于农村贷款，春散秋敛，收息二分。但是无银行主持，缺乏法庭处理贷款的权利义务。有些县官就将整数交给若干农民，也不问他们愿借与否，只责成他们彼此保证，秋后一体带利归还。甚至在执行时，若干县份被指摘并未贷款而向农民一体索息。以上各种措施都有广泛的利用金钱的趋势，但是以集体负责的方式主持，实际上也是和前述各法作对。

王安石新法失败的后果，超过过去一般读者之所想象。三百年后明太祖朱元璋放弃第二帝国开放性的财政设施，而采取一种保守性和收敛性的体制，与他个人对王安石的反感有关，这种反感见诸文字。

30. 宋朝的国力

北宋的人口即是极粗率地估计也应当在一亿以上（1088年有“丁”3200余万。1079年籍保甲及民兵718万），而常备兵兵数在十一世纪中期之后，经常在百万以上。即南宋快要覆亡之前夕，汪立信陈贾似道三策，仍称江南之兵抽之过江“可得六十万矣”。契丹女真与蒙古，无此庞大的人力。赵匡胤谓契丹精兵不过十万，靖康元年金军围汴京时，其人数也只六万。据中外学者的研究，蒙古势力最高潮时，其人口亦不过一二百万之间，可能近于百万。即算女真迁都开封其版籍达到最高点时曾称管辖人口达4500万，按照两方控制的地区，其人口仍应低于南宋，而且内中绝大多数仍为汉人。

南宋需经年向北提供岁币，其银绢50万两匹之数仍只占国家收入之一小部分（专家估计岁币达到150万时仍只值南方政府收入之2％）。

杭州的人口，由十二世纪初年不到20万逐渐增加，突破百万大关。而当日欧洲最大的城市，能有人口数万，已经不得了。所以Gernet发问：当日中国是世界上最富裕和最前进的国家，即算南宋只保存半壁河山仍有人口六千万，占地有今日法国面积之四倍，文化已到达最光辉的阶段。

中国都市物质文化在宋朝时达到突飞猛进的最高潮，兹后就再没有表现这种杰出的姿态。在科技方面讲，中国的拱桥、建筑之用托架、造船之用舱壁以造成不透水的船舱、航海之用指南针、踏水轮之船舰、火药、三弓床弩、占仪、水钟和深度钻地的技术，而极可能的炼钢炉及水力纺织机都已出现于宋代。

有了北宋与南宋两重经验，我们就知道当一个农业国家的行政系统发展成熟，尚不能充分管理及发挥其所辖的经济方面最前进部门之功效的时候，只有改用商业管制的办法，才有出路。此时政府的功能渐趋繁复，引用特殊技能的需要增高，其经费也必须扩充。因其超过旧式农业的范畴，也不能以现有税收对付，又只好发行公债，因之则引起其他跟随着一串的组织与运动。

31. 贾似道

贾似道，“少落魄，为游博，不事操行”，已具备了传统坏人的典型。并且他的姊姊贾妃有宠于理宗赵昀，又是靠裙带关系升官。后来就入相出将，成为了一代权臣。他个人爱声色，年轻时常在西湖上张灯作宴，晚年尚起楼阁亭榭与诸妾斗蟋蟀为戏。他在国事上最重大的失策起于1259年。当时他以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身分到汉阳指挥军事。他密遣使向敌方以皇弟身分攻鄂州的忽必烈求和，答应南宋皇帝称臣纳币，忽必烈起先不允。恰巧那年秋天蒙古主后来称宪宗的蒙哥去世。忽必烈要回本国争皇位，才仓皇许之。等到蒙古兵北撤，贾似道虚张大捷，回朝进少师，封公爵。明年忽必烈称帝建元中统，派人向南宋征岁币，来使反被贾似道拘禁。兹后忽必烈再也不接受南宋乞和的要求。

贾似道之犯众怒，并不是单独的由于他合计敌情错误，也不是因为他骄奢淫佚，而大部是由于他在理宗赵昀的最后两年，倡议“买公田”，等于没收一部分富人的资产去充军食。并且又由他主持发行最后一次的信用货币，引起物价再度上涨。

32. 成吉思汗

铁木真或成吉思汗之为元太祖，只因为他孙子忽必烈在中国开创了一个元朝，是为日后的世祖。他也尊奉祖父为“圣武皇帝”，又直到建立太庙之后，才援例称成吉思汗为太祖。可是《元史》的作者，就索性把他写成一个中国史创业之主。以“夜梦白光自天窗中入”形容他母系祖先之怀妊，也用“功德日盛”、“有人君之度”的形容辞，修正他的个人性格。

此外，成吉思汗所立家法，称为Yasa也音译为Jasagh。波斯的史官曾说这法律”涉及任何情况，在每一种情形之下，都有处置的条例”。《元史》虽提及“扎撒”，始终没有解释是何物，倒又盛称“至元新格”和“风宪宏纲”等中国式的法律。成吉思汗又制定大可汗，他不仅是东方之主，也是西方三个汗国（即在中亚之察克台汗国、波斯之伊尔汗国和俄罗斯之金帐汗）的元首，由有皇室会议之称的“忽烈而台”选举产生，但《元史》也未说及。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即帝位，显系违反家法，因为当日皇室会议已公推他的胞弟阿里不哥为大可汗。

明朝人之修《元史》，崇奉忽必烈为世祖，成吉思汗为太祖，其目的仍在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甚至抹杀史实，削足就履，硬把蒙古人写为中原的汉人。

成吉思汗所建四个汗国两个在今日俄罗斯境内，而尤以金帐汗国辖莫斯科及基辅，盘踞了这个地区近两个半世纪（1240—1480），很多俄罗斯人不仅以此为羞辱，而且认为之一历史的发展阻碍了俄罗斯向西方的接触，成为日后文化上落伍的一大主因。

33. 忽必烈

成吉思汗逝世之后，大可汗为忽必烈之伯父窝阔台。窝阔台在位十三年，继位的大可汗为他的儿子贵由。贵由在位三年，后继之大可汗为忽必烈之长兄蒙哥。以上均经过“忽烈而台”的选举程序，前两次在蒙古国都卡拉科伦（汉名和林）举行。最后一次虽在金帐汗国的区域举行，事后各王子贵族仍在卡拉科伦聚集，以表示其选举之合法。

忽必烈不仅不依此程序，而且卡拉科伦被他永久的放弃，他日后称开平（今日内蒙古之多伦）为上都，燕京经他重建之后则为大都。皇帝每年春夏在上都，秋冬在大都，其他元朝的皇帝也都如此，为成吉思汗制度内之所无。

原来蒙哥的布置，以幼弟阿里不哥在国都镇摄。此人与皇室诸王权臣接近，也有西部汗国的支持。忽必烈则多年在华北主持民政，信用中国儒臣，与蒙古主流相去至远，不算能得人心。所以“忽烈而台”推阿里不哥为大可汗，忽必烈尚在开平，他就自立为帝。所称“俯徇舆情，勉登大宝”，并且以阿里不哥“反”，诏谕天下，只有在中国方面有宣传的功效，不能得到蒙古人的同情。而且蒙哥的遗孀——忽必烈的长嫂，尚站在阿里不哥的一边。

他以军事行动为政治上的手段，不像成吉思汗一样，以为征伐的本身就是一种目的。元世祖起先南守北攻，亲自率兵包围卡拉科伦。然则即使在阿里不哥这问题解决之后，他就未曾再亲临南方前线。攻宋以水军为主，军事也大多用汉人，船只则大部造于汴梁。他原来拟用史天泽为统帅，但是史以年老辞，改用伯颜，是因为伯颜不嗜杀人。

蒙哥所用战法，至此都已放弃。忽必烈不冒险攻坚，不轻举急进，不专事破坏。他之围困襄樊，费时四年半（1268年夏迄1273年初），不到这汉水之上的重镇攻陷，他不以大部队冒险深入。在这些地方，忽必烈总表示他筹谋全局时以南方的办法对付南方；北方的办法对付北方。因之他自己也成为了一座挡箭牌，防制了蒙古人对南方的荼毒。

他对能知政事高达的诏谕里明确指出：“使百姓安业力农，蒙古人未之知也。”，即此已经很明显的表示了他自己的立场。不过他自己为蒙古人，又要保持蒙古的语言，提倡蒙古新字，不愿像拓跋宏那样的汉化，在军事方面蒙古人的服务又不可或缺，而他在维持大可汗的地位，更不得不拉拢蒙古人。他所赐“先朝皇后”以下各王子贵族的金帛，数目丰厚，终生未除，也都是这种妥协政策下的产物。

关于用人一事，他在1285年谕右丞相安童：“此事当蒙古人不知，朕左右复无汉人，可否皆朕自决。”而安童本人尚是蒙古人中较开放者，受汉人儒臣尊敬，皇帝还要如此向他开说，可见忽必烈想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是遂行自己的政策，经常左右为难，不如我们所想象的得意称心。

马可波罗已经提及蒙古皇帝统治下的大多数汉人对他的种族政策不满。现在的美国作者John Dardess在说他用人时，按种族分为四级，实在是“超国籍”的办法。 我们要看到历史上两个民族具有不同的背景，而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上讲，其进度也不相同，要在同一的体制下存在，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 色目人之被引入事端之中，则因为他们大都是中亚腹地土著，如过去之苏定安种及刻下的回纥，都以经商著名，也成为蒙古人的经纪。然而游牧民族所掌握的产品无非牲口马匹皮毛。这些产品要能有利地推销于市场，纯靠专门的商人批发垫借，代他们主持。很多色目人即长期与蒙古人交往，也供应他们所需要的物品与兵器，在蒙古人占领中亚之后，很多尚成为各地的承包纳税人，他们也随着蒙古军事政治力量之扩张进入中土。 

以上如许复杂的因素，很容易使元朝的财政税收处于不利的状态。我们还不能忘记，蒙古人在1234年才灭金，忽必烈在1260年才称帝，1271年才称他的政治组织为元朝，1276年元军才入临安，1279年才消灭了南宋最后一重抵抗，统一中国。

34.元朝的制度

在灭宋的主帅伯颜的主持之下，一开始元朝便废除了科举，直到1315年才第一次举行，去开国已55年，并且其条制将蒙古色目人分为一科，汉人南人另分一科，因此前二者人口，只有全国3％，其分配名额倒有总数59％。并且朝中的大官除少数例外，一向都是蒙古与色目人包办。至此连这种考试刚行20年也一并停止，以后入仕禄除了少数由学校生员出身之外，就靠父祖的勋绩荫官，或以吏员补官、或以卫士久侍近闼升官了。

长远看来，要是蒙古人决定了他们自己统治者的地位和色目人的次要地位，都应长久的保持，有如世袭的阶级，则他们的政治体系也应当构成“封建”形态。这也就是说，自始就以地方分权的办法，听任宗室王子主持他们采邑内部各种民事刑事，王室只要求他们供应军事上的人员马匹，并且按时进贡，然后各采邑才能彻底的举行次层的封建，这样才能将全社会构成一个金字塔的模样，全民都有尊卑长幼的序次，而且通过遗传，永不更动。

可是事实上忽必烈的组织系统，又采取中央集权制，不仅地方政府分为路、府、州、县，官员由大都委任，而且再由中央派出行中书省、行枢密院和行御史台。《元史》里面的《百官志》，名目浩繁，共有文散官42阶武散官34阶，依原则各官按品级都能互相交替，甚至“投下”（贵族的食邑）也由中央政府设官分职的看管，佛教的寺院成了贵族出纳款项的银行。于是食禄的贵族全无责任，反因他们利薮之所在，开倾轧争夺之门。

蒙古人倾向实际，不耐心于中国传统政治的道德观念和抽象原则。殊不知官僚政治虽有无数矫揉伪饰的地方，其提倡对自身的约束和对人的揖让却并不是全部做作。并且这种道德观念确是各人衷心奉行，或者只成为社会上的一种压力没有实际的区别。在当日无法将亿万军民个别的管理得全无差错的时候，这些抽象原则之精神上的力量仍不可忽视。最低限度它们维持官僚体制上逻辑的完整，间接培植着民间对朝代的信心。一般说来，蒙古人不能体会到这种文化上的因素是一种行政工具。

读至此，书终了，憾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