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 烦
——读书札记一则
汪曾祺在《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中追忆乃师沈从文时说，沈先生很爱用一个别人不常用的词：耐烦。他对别人的称赞，常说“要算耐烦”；看见儿子小虎搞机床设计，说“要算耐烦”；看见孙女小红做作业，也说“要算耐烦”。
沈、汪两位都是现当代文坛的大家，不论其时的京派海派都买账，德艺均好生了得，主要是耐烦二字工夫深。
一
沈先生是以小学资历闯入文坛的，属半路出家型。他初入京城卖文时，长安米贵，居大不易，饥寒交迫，曾写得鼻子流血，然而最终能大有成就者，恐从巨著《红楼梦》中受力不少。因为“耐烦”是《红楼梦》里宝钗的口头禅。
那一回宝钗夏日午间去怡红院串门，看见袭人忙着给宝玉这么大的人了还绣肚兜带，不禁笑道：“也亏你耐烦。”又一回，看见未过门的弟媳妇邢蚰烟在贾府里被欺凌受熬煎，愁眉叹道：“……离了这里就完了。……如今倒是一件难事。……等我和妈再商议，有人欺负你，你只管耐些烦儿。”以此看去，宝钗姑娘最有耐烦气象。是乃母膝下第一得意之人，连黛玉都从公评价说：“你瞧，这么大了，离了姨妈就是个最老道的，见了姨妈就撒娇儿。”
袭人也这样，言行举止间颇以耐烦为重。宝玉有一回过年高了兴，希望能和袭人厮守一辈子，花袭人姑娘回应说：“我今儿听见我妈和哥哥商议，叫我再耐烦一年，明年他们上来，就赎我出去的呢。”并不理会他那富贵公子哥的口角儿。
袭人是王夫人第一看重之人，也是怡红院第一耐烦之人，如镇山太岁一般，使怡红院不致翻了个儿。相反，哪一回袭人离了怡红院，院里不出事儿？最典型的是袭人母亲过世，家去守灵期间，怡红院里晴雯等浮躁起来，针扎小丫头坠儿并自作主张开除了她；又生活散漫把自己给弄病了，偏遇到宝玉一件要紧衣服孔雀裘，因去某个亲友家出个礼席间被烧了个指眼儿大的小洞，怕被大人责骂，只好带病连夜帮宝玉补那件俄罗斯国进口的裘衣，结果闹得大病一场，反过来还要人伺候。
除黛玉、晴雯外，贾府家班中几个唱戏的小姑娘、迎春房里的司棋等一些耐不住烦的姑娘们最终结局也就都不可问了。
其实黛玉也是冰雪聪明的人。初进贾府时，处处礼数周全，样样随分入时，未曾落得上下人等什么褒贬，日子过的还算波澜不惊。后因父亲扬州巡盐道林大人突于任上英年逝去，一下子从根本上失却了富贵根基，贾府眼贱之人，如王夫人陪房周瑞家的等一干下人就未免轻看了她，连送宫花也都是兜一大圈等别的姑娘们挑剩下的最后才送给她，这种恶俗环境使得黛玉一天天刁钻起来，迫使她拿出主子小姐的款来，动辄疾言厉色，到处针锋相对，结果人家对他评价更不好了。其实，贾府上上下下各有自己的烦恼，只不过黛玉姑娘耐不住烦，自乱阵脚罢了。
二
人常说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话也不尽然。能耐住烦的大有人在。就手头这本《中国百年散文典藏书系·怀人卷》来说，54篇名家名作，堪称编辑用心挑选的作家们的代表作了，却也有不少就是写滑了手的应景之作，但也有艾青先生追怀齐白石老人和余秋雨先生缅怀谢晋导演这样，不为盛名所累、不忘立身初心的文情俱美的耐烦之作，见证着巅峰艺术人生，也显露出自己的峰巅艺术境界。下面试举几例：
○经李可染介绍，他接待了我们。我马上向前说：“我在十八岁的时候，看了老先生的四张册页，印象很深，多年都没有机会见到你，今天特意来拜访。” 他问：“你在哪儿看到我的画？” 我说：“1928年，已经二十一年了，在杭州西湖艺术院。” 他问：“谁是艺术院院长？” 我说：“林风眠。” 他说：“他喜欢我的画。” 这样他才知道来访者是艺术界的人，亲近多了，马上叫护士研墨，带上袖子，拿出几张纸给我们画画。
○我又买了一张八尺的大画，画的是没有叶子的松树，结了松果，上面题了一首诗：“松针已尽虫犹瘦，松子余年绿似苔。安得老天怜此树，雨风雷电一起来。阿爷尝语，先朝庚午夏，星塘老屋一带之松，为虫食其叶。一日，风雨雷电，虫尽灭绝。丁巳以来，借山馆后之松，虫食欲枯。安得庚午之雷雨不可得矣。辛酉春正月画此并题记之。三百石印富翁五过都门”，下有八字：“安得之安字本欲字”。印章“白石翁”。 他看了之后竟说：“这是张假画。” 我却笑着说：“这是昨天晚上我一夜把它赶出来的。”他知道骗不了我，就说：“我拿两张画换你这张画。”我说：“你就拿二十张画给我，我也不换。”他知道这是对他画的赞赏。这张画是他七十多岁时的作品。他拿了放大镜很仔细地看了说：“我年轻时画画多么用心呵。” ○最后一次我去看他，他已奄奄一息地躺在躺椅上，我上去握住他的手问：“你还认得我吗？”他无力地看了我一眼，轻轻地说：“我有一个朋友，名字叫艾青。”他很少说话，我就说：“我会来看你的。”他却说：“你再来，我已经不在了。” （艾青《忆白石老人》）
○谢晋聘请我做艺术顾问，旁人以为他会要我介绍当代世界艺术的新思潮，其实并不。他与我最谈得拢的，是具体的艺术感觉。他是文化创造者，要的是现场设计，而不是云端高论。我们也曾开过一些研讨会，有的理论家在会上高谈阔论，又明显地缺少艺术感觉。谢晋一听就知道邀请错了，他会偷偷地摘下耳机，出神地看着发言者。发言者还以为他在专心听讲，其实他很可能只是在观察发言者脸部的肌肉运动状态和可以划分的角色类型。这好像不太礼貌，但高龄的他有资格这样做。 谢晋特别想说又不愿多说的，是作为文化创造者的苦恼。 我问他：“你在创作过程中遇到的最大苦恼是什么？是剧作的等级，演员的悟性，还是摄影师的能力？”他说：“不，不，这些都有办法解决。我最大的苦恼，是遇到了不懂艺术的艺术审查者和评论者。而且，他们的数量又那么庞大。” 他所说的“不懂艺术”，我想很多官员和学者是不太明白其中含义的。他们总觉得自己既有名校学历又看过很多中外电影，还啃过几本艺术理论著作，怎么能说“不懂艺术”呢？其实，真正的艺术家都知道，这种“懂”，是创造意义上而不是学问意义上的。那是对每一个感性细节的小心捧持，是对每一个未明意涵的恭敬尊重，是对作品肌理不可稍有割划的万千敏感，是对转瞬即逝的一个眼神、一道光束的震颤性品咂，是对那绵长多变又快速运动的镜头语汇的感同身受、神驰心飞。用中国传统美学概念来说，这种“懂”，不“隔”。而一切审查性的目光，不管包含着多少学问，都恰恰是从“隔”开始的。
○有时，好人也会利用小人，但谢晋不利用。 他对小人的办法，不是争吵，不是驱逐，而是在最早的时间冷落。他的冷落，是炬灭烟消，完全不予互动。听对方说了几句话，他就明白是什么人了，便突然变成了一座石山，邪不可侵。转身，眼角扫到一个朋友，石山又变成了一尊活佛。 一些早己不会被他选为演员和编剧的老朋友，永远是他的座上宾。他们谁也不会因为自己已经帮不上他的忙，感到不安。西哲有言：“友情的败坏，是从利用开始的。”谢晋的友情，从不败坏。 他一点儿也不势利。再高的官，在他眼中只是他的观众，与天下千万观众没有区别。但因为他们是官，他会特别严厉一点。我多次看到，他与官员讲话的声调，远远高于他平日讲话，主要是在批评。他还会把自己对于某个文化高官的批评到处讲，反复讲，希望能传到那个高官的耳朵里，一点儿不担心自己会不会遇到麻烦。有时，他也会发现，对那个高官的批评搞错了，于是又到处大声讲：“那其实是个好人，我过去搞错了！”（余秋雨《门孔》）
名缰利锁之下，人活着就是一种熬煎。正如张爱玲所言：人生是一件华美的袍，里面爬满了虱子。惟有向往圣今贤学习，登录体验他们高妙的修为境界，方可得始终和那大自在。
真的。耐住烦了，天就高了，地就厚了，心就安了，神就定了。恰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结末自勉的那样：“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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