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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灵魂与城邦

柏拉图:灵魂与城邦

作者: 惠风畅叙 | 来源:发表于2022-12-17 00:19 被阅读0次
如果可以自由选择,你会选择生活在哪一个时代的什么地方呢?有人可能会说我想回到唐代的长安城,有人会说我想去南宋的临安……其实,问这个问题并不是想让大家穿越到历史里去,而是要问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对任何一个地方和时代而言,最根本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谁来统治?一个人说了算,还是一群人说了算?有没有压迫和奴役?大家会追求财富还是荣誉?愿意和平还是到处征战?这在政治哲学中叫作“政制”。我们不仅要能够空想,还要能够在现实中持续,做到符合人性、长治久安。

西方哲学史上对这个问题最著名的思考,莫过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了。他想为自己的祖国——希腊城邦雅典提供一个理想的政制蓝图。

在《理想国》中让苏格拉底活下去

20世纪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曾说:“西方哲学只不过是柏拉图哲学的一系列注脚而已。”可以说,在西方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哲学家享有这样高的评价。但这样的评价也可以说是中肯的,因为在柏拉图(Plato)的各篇对话录中,西方哲学的各种问题,例如本体论、认识论、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等均已被提出,后世的哲学家们不过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来回答那些问题而已。柏拉图最著名的一篇对话录就是《理想国》(The Republic,亦被译作《王制》《国家篇》),大致写于公元前380年,主要叙述理想城邦的形态和组织方式,其中涵盖了许多哲学、政治、外交、教育的根本问题。

那么柏拉图为什么要创作《理想国》呢?柏拉图对政制的思考首先出于他对雅典盛极而衰的命运的深切忧思。柏拉图出生时恰逢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这场战争在以雅典领导的提洛联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展开,从公元前431年起,持续了近三十年,可以说是当时的“世界大战”。最终,斯巴达战胜雅典,雅典也因此由盛转衰。紧接着出现的“三十僭主”制度又给了雅典致命一击。僭主实际上就是听命于斯巴达的傀儡政权,而持续了八个月的僭主统治彻底葬送了雅典民主,取而代之的豪权政治使人民大量流离逃亡。

另一项引起柏拉图对政制思考的事件便是恩师苏格拉底之死。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接受雅典城邦的审判,最终被判处死刑,柏拉图见证了这个过程。这个事件可以说是雅典由盛转衰的一个缩影:城邦不再大度和宽容,而要刻意寻找一个“内部的敌人”。这些事件累积在一起,使得柏拉图对当时的雅典政治彻底绝望,于是他开始外出游学十余年,足迹遍布意大利半岛、西西里、埃及、昔兰尼加等地,最终于公元前387年返回雅典,开办学园,写成了《理想国》一书。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尝试通过苏格拉底之口说出自己的想法,或者说他尝试在书中构建出一个不会让哲人牺牲的理想城邦,让苏格拉底继续活在其中。

虽说《理想国》的重头戏是苏格拉底(对话的主人公)用语言建构一个正义的城邦,但他并没有在一开始就进入对城邦的讨论。相反,书中的苏格拉底与他的伙伴们最初谈论的是个人的正义,然后又谈论了人的灵魂问题。

柏拉图为什么要先谈论灵魂呢?他借苏格拉底之口表示,人的灵魂与城邦的内部结构之间存在某种对应。人的灵魂由理性、激情(意气,主要指人愤怒的情绪)和欲望三部分组成,这些部分如果发挥的作用恰当,那就会产生人类的三种德性(arete):智慧,即用理性统摄激情和欲望;勇敢,即在拥有激情的同时不会陷入鲁莽;节制,即在满足欲望的同时点到为止。

在柏拉图的理想城邦里有三个阶层:统治者、辅助者和生产者,他们分别对应上述三种美德。统治者需要用理性来治理城邦,军人、武士等辅助者要足够勇敢才能护卫城邦,而生产者需要来满足人的基本欲望。这样的安排是十分巧妙的。仔细想想,如果让激情主导城邦,那么这个城邦必然好战,结果只能是生灵涂炭;而如果一个城邦被欲望所掌控会怎样呢?那就会成为“猪的城邦”(只有饮食男女等一些人的基本欲望,而没有法律和政府)和“发烧的城邦”(存在不必要的欲望,骄奢淫逸的城邦)。

在这里要明确的是,柏拉图并不具备“人生而平等”的信念。恰恰相反,通过化用诗人赫西俄德的诗作《工作与时日》,柏拉图按照天赋秉性将人划分为金种、银种、铜种、铁种四个类别。不同种的人在城邦中应该从事适合自己的职业,这叫作“一人一事,各从其性”。在柏拉图看来,这就是城邦的正义。

明确了理想城邦的形态之后,柏拉图反观现实,对当时整个希腊世界的考察,并概括出五种基本政制。第一种是贤人政制,也即所谓贵族政制,是所有政制中作为理想的一种;第二种是荣誉政制,由勇猛的武士担任统治者,当时的斯巴达和克里特就是这样,但同时因为缺乏理性、激情过度而非常好战;第三种是寡头政制,由少数富人进行统治,他们信奉金钱至上而轻视美德,导致城邦的放纵;第四种是所谓的民主政制或庶民政治,同我们今日理解的民主不同,雅典式的民主只是“成年男性公民轮流当家做主”的直接民主制度,其可能的恶果便是“多数人的暴政”,苏格拉底之死就是最直接的体现;最后一种是苏格拉底认为最差的政治制度——僭主制。“僭主”是不具备合法性的政权篡夺者。希腊的僭主都用一些谦逊的称号,如“终身执政官”“全权将军”等,实际上却施行专制统治。这五种政制之间存在着承上启下的联系,每一种政治制度之下皆有其“善”的依据,但对这一依据过分追求的结果便是制度与城邦的崩溃,进而蜕变为下一阶段的制度。

那么在理想国中,谁应当来行使统治权呢?在柏拉图看来无疑是“哲人王”(philosopher-king)。柏拉图在《理想国》第473节中写道:“除非哲学家作为国王统治城邦,或者那些我们称之为王或统治者的人真正充分地学习哲学,直到政治权力与哲学相互联合,城邦将不能脱离罪恶,我们所描述的城邦也不可能实现……在任何城邦也不会有幸福,无论是公共幸福还是个人幸福。”哲人王具有一些基本的品质:好学、强于记忆、勇敢、大度,可这些都不是让哲人为王的充分条件。哲人之所以能够且必须成为城邦的统治者,是因为他们是唯一看得见理念(idea)世界的人。

柏拉图哲学中最具特色的就是“理念论”(又称“理型”或“理式”)。柏拉图把世界一分为二:一个是由个别事物组成的、我们用肉眼可以看见的现象世界,他称之为“可感世界”;一个是由理念组成的、不可被人感觉到但可被人知道的理念世界,他称之为“可知世界”。他认为这两个世界的关系是原本和摹本的关系,理念世界是原型或原本,现象世界是理念世界的影子或摹本。因为我们的感官所感知到的一切事物都是变动不定的,所以都不是最本初,最“真”的。真正实在的东西(存在)是不动不变的,而这种真实的存在就是绝对的、永恒不变的概念。这样,在柏拉图那里就出现了真实世界(理念)与幻影世界(具体事物)之间的对立。

Ⅲ 人为何要走出洞穴?

《理想国》第七卷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提出了著名的“洞穴隐喻”。它原本是对理念论的一个阐释,如今读来却别有一番风味。柏拉图让我们想象,在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里住着一群“囚徒”。他们从小就住在这里,因为头颈和腿都被捆绑住,所以他们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终其一生只能看着面前的一堵石墙。在他们身后远处高些的地方,有一堆燃烧的火,那是洞穴里唯一的光源。在火光和这些囚徒之间有一条通道,通道可以通向洞穴外面。在火堆前面,有一群人举着木偶舞动着。我们可以称他们为“表演者”。木偶经由火光投射在石墙上的影子,就是囚徒们一辈子看到的所有东西了。然而,囚徒中有一个人挣脱了铁链的束缚。他转过身了!他看到了那些表演者和火堆,顿时明白,原来他从小到大看到的光影是这么来的!这些光影是如此虚假!这个囚徒最终通过那条长长的过道,走出了那个洞穴。当他看见洞穴之外的世界,肯定会更为震撼。一开始,他一定会因为光线过强而睁不开眼睛。但逐渐适应之后,他会看清洞穴外的世界:蓝天白云树木阳光……正所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洞穴中的一切都显得如此局限。

离开了洞穴的人,可能有两种选择——继续留在洞穴外的世界,或者返回洞穴。可是亲眼看见理念世界,摆脱蒙昧的人怎么会愿意重新下降到昏暗的洞穴呢?可是对于哲人王而言,这几乎是“义不容辞”的事情。因为,洞穴就是政治生活本身。哲人返回不仅是为了“洞穴整体的幸福”,更是出于一种无法推脱的责任感,因为“洞穴培养了你”。可是启蒙大众无疑是一项危险的工作,洞穴里的人可能不仅不明白你说的一切,而且会杀死你,就像雅典人杀死了苏格拉底。

洞穴隐喻作为一个“母题”其实已经渗入了生存思考之中。鲁迅在《呐喊》中的“铁屋子”就是对洞穴隐喻的改写和一种回答。那种被先天给定,难以被意识到的局限性,就是洞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洞穴:童年、家庭、教育、职业、种族—民族、集体记忆、家国情怀、语言……问题是,你能意识到你所处的洞穴吗?以及你打算怎么面对洞穴,远走高飞,还是就此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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