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史上，“茶道”一词最早是由身在释门，心融儒道的唐代诗僧皎然大师提出的，皎然为中国茶道的开山之人。在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中皎然首次提出了“茶道”这一概念，并且高度肯定了道人丹丘子识得茶之真谛进而得葆素全真之果：“此物清高世莫知”，“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丹丘即陆羽《茶经》转录《神异记》中所载叫作丹丘子的道人：“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予丹丘子也。闻子善具饮，常思见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牺之余，乞相遗也。’因立奠祀，后常令家人入山，获大茗焉。”在《饮茶歌送郑容》中皎然接着说：“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名藏仙府世空知，骨化云宫人不识。”这个故事体现了道家对自然之趣的追求，亦即老子《道德经》所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天人合一的哲思。
与李商隐齐名，时称“温李”的唐代著名诗人温庭筠于《西陵道士茶歌》中言：“仙翁白扇霜鸟翎，拂坛夜读黄庭经。疏香皓齿有余味，更觉鹤心通杳冥。”可见，中国的茶道在诞生之初即契合了本土道教清静无为、返璞归真之理念。
皎然对丹丘子的肯定是建立在自己“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这三碗神思相连的茶饮基础之上的，即已然明心见性、禅茶一味的基础之上的。由此间皎然亦首次将“去痰热、止渴、利小便，消食下气，清神少睡”的农产品茶饮带入了滋养性灵的精神世界，这也直接导致了妇孺皆知的晚唐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一诗中最精彩部分“七碗茶歌”的诞生。
“一碗喉吻润， 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七碗茶环环相扣，把饮茶的精神世界作了完美动人的诠释。日本人对卢仝推崇备至，常常将之与“茶圣”陆羽相提并论。
让唐代“茶道大行”的陆羽三岁被僧人收养，长于佛寺，对佛事耳濡目染，后离寺入伶门，终了从士。陆羽为人重友谊，《新唐书》记其：“闻人善，若在己；见有过者，规切至忤人...与人期，雨雪虎狼不避也。”陆羽一生交友无数，除“与吴兴释皎然为缁素忘年之交”，与颜真卿、黄甫冉、张志和等官员、隐者往来密切外，还与著名的女道士李秀兰熟识。
陆羽的思想儒释道三家并汇而偏儒。在其《陆文学自传》中陆羽曾说：“始三岁...育于大师积公之禅院...积公示以佛书出世之业。予答曰：‘终鲜兄弟，无复后嗣，染衣削发，号为释氏，使儒者闻之，得称为孝乎？羽将校孔氏之文可乎？’公曰：‘善哉！子为孝，殊不知西方之道，其名大矣。’公执释典不屈，予执儒典不屈。”安史之乱时，山河破碎，人民流离，陆羽“行哭涕泗”，于悲愤中写就了忠君忧民的《四悲诗》：“欲悲天失纲，胡尘蔽上苍；欲悲地失常，烽烟纵虎狼；欲悲民失所，被驱若犬羊；悲盈五湖山失色，梦魂和泪绕西江。”
在《茶经》中陆羽更多地体现出了儒家的人格思想，《茶经.一之源》即开宗明义地提出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这与儒家看重君子的品德修养高度一致。
后图:宋.龙泉窑青瓷斗笠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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