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晓芒｜原载《中华读书报》2001年9月第6版
一说到哲学，国人常自认为是人生哲学的渊薮，在如何做人这一点上，儒道释似乎已经把所有能说的话都说完了。但实际上，对西方哲学的认真了解使我们认识到，还有一系列的人生课题是我们从未深入、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过的，而在现代中国人所面临的新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下，这些课题正日益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迫使我们作出正确的理解和回答。吉林教育出版社最近推出的“生命意识丛书”（包括《超越意识》、《宽容意识》、《悲剧意识》、《死亡意识》），就是在这方面向中国人开出的一份精选的功课表。这四本小书每一本篇幅都不大，但都对现代人的生存之本作出了具有穿透力和震撼力的展示，也可以说，一个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过思考的人，是不具备作一个现代人的资格的。
首先我们来看看“超越意识”。实际上，超越意识涉及的是一个“人是什么”的根本问题。中国人历来把人与动物的区别规定为两者所受到的限制不同，动物受本能欲望的限制，人则受礼义廉耻的限制（儒家），否则人与动物就没有区别（道家）。《超越意识》却指出：“人以外的其他生物的生命存在只是纯粹的‘自然而然’的存在，人的生命存在却不仅是‘自然而然’的存在，而且是‘超越自然’的存在。这就是人的生命活动的‘超越性’”，“人的生活是创造的过程，也就是‘异想天开’、‘离经叛道’、‘无中生有’、‘改天换地’的过程”，而这就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含义。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但为什么缺少“发展”？有人甚至以为我们只要有“历史”足矣，不需要发展。但其实，没有发展的历史是伪历史，必将被真正的历史所吞没，真正的历史不是单纯的时间延续，而是创造，是摆脱原来的状态，是天人大裂变，是“奇迹”（即从来没有过的东西）的发生。作者立足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而阐明了这一深刻的道理，与我们通常对“历史”一词的理解（因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大相径庭，并由此向我们展示了这样的历史观对人的生活世界、精神世界、文化世界和意义世界的全面而丰富的包容能力和解释能力。历史唯物主义在这里从教科书上的僵死的教条变成了人的现实的生存方式，被人性化、感性化了。我以为，这才是马克思当年提出这一观点的本意。
“宽容意识”。作者将“宽容”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仁慈”、“怜悯”作了严格的区分，指出这不是一种高不可攀的神圣道行和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而只是一种理性的、在日常生活中起码的行为方式；但它也不是如同庄子所谓“相忘于江湖”那样毫无原则和无所谓，而是一条坚定的原则，如伏尔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这个观点的权利”。宽容的容量是很大的，作者分析出了三个不同的层次：一是对“不守成规”的观念和行为的容忍；二是能够容忍别人对自己信念和原则的直接反对；三是对人的弱点，如人的软弱、愚蠢、庸俗甚至猥琐之处的容忍。作者特别强调了第三层宽容的人道主义含义，即承认人都是有限的、不完善的，这是人的本性，只有为这种本性留下足够的余地，才会有从不完善变得越来越完善的可能。但宽容又不是无限的，作者认为宽容的限度是公正，即保证机会均等（公平），而不在于言论行为的内容。显然，这里与形式主义的自由观有内在的联系，即一个人的自由行为只要没有妨碍他人的自由，就应当宽容。作者提出的另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是“宽容的资格”问题，即谁有资格宽容？任何一个人（如犹太人）有没有宽容满手血污的纳粹分子的资格？由此可见这的确不是一个情感问题，而是一个理智问题，责任、义务和权限都必须分清楚，单凭“恻隐之心”和“忠恕之道”来做人是远远不够的。
“悲剧意识”。作者的视野从近代以来的百年忧患开始。世纪初的有识之士即已指出，只有剧界多悲剧，才能为社会造福，然而中国历来无悲剧，只有“舞洋洋，笙锵锵”的“喜剧”，所以剧界在为社会种孽，“社会所以有惨剧也”。从王国维、胡适、鲁迅到朱光潜，西方悲剧意识在中国落地而未生根。于是有识之士不幸言中，20世纪下半叶巨大的社会悲剧在“东方红”和“样板戏”的笙歌乐舞中降临于神州大地，暴露了亿万中国人愚昧昏聩的生存方式和缺乏自我意识的人格缺陷。作者的深刻之处在于，揭示出这种没有生气的生存方式原来是植根于中国传统“瞒和骗”的文化心理和艺术趣味中的，中国人历来能够把最悲惨的处境都粉饰得“和和美美”、“团团圆圆”，不爱听鸱枭之声，不敢正视自己的现状。正是这种“乐感”心理，使大多数人在“文革”的灾难和“浩劫”中努力使自己心安理得，甚至一有机会就助纣为虐，以便能在情感上（慧田哲学注：“朴素的阶级感情”）达到“天人合一”。这种看似朴素无害的文化心理却促使许多人不仅成了服从指令的“机器人”，而且变成了巧伪、阴险、狠毒、贪婪的“刁奸的奴隶”，使鲁迅笔下的“吃人”和“互吃”的景象全部变成了现实。中国最大的悲剧是没有悲剧意识，也就是对于现实悲剧的反省意识。作者认为，不论是社会悲剧、性格悲剧还是命运悲剧，从中来反思“文革”的现实悲剧都是我们必不可少的思想任务，可怕的是面对这一悲剧而闭眼无视和迅速遗忘。作者提出，探讨悲剧问题能够“启发人发掘悲剧意识中潜含的平等意识、自由意识、博爱意识，坚持生命本真的生存方式，培养健全的人格、健全的人生态度、健康的灵魂”。我以为，悲剧意识之所以具有这些内涵，是由于它最根本说来是对于自由意志本身的自相矛盾性的意识，这种自相矛盾性是一切真正悲剧的主题，是个体人格能够保持承担痛苦的张力的内在结构，也是人的精神境界战胜一切外界命运而体现其永恒性的力量源泉。
总的来看，这套丛书在国内是第一次由一批新锐的作者如此集中地来讨论人生哲学的相关核心概念的尝试，这是可喜的。
生命意识丛书，吉林教育出版社2001年4月，共四种：孙正聿《超越意识》、贺来《宽容意识》、程亚林《悲剧意识》、孙利天《死亡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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