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继续做一些不打粮食的事。写颠覆我们认知的王安石。
他也是很早中科举做官的，但是很长时间他都没有到京城去任职，倒不是说他自己没有能力，而是他自己认为朝廷高手云集，才俊荟萃，国家太平，没有他什么事。他是不愿意屈居人下的。在担任地方官时政绩卓著，在地方实行的一些经济政策使老百姓受惠，深得百姓爱戴。25年间几度拒绝（推辞）朝廷提拔。这25年应该是他最好的时期，随心所欲，把自己的理论在自己掌控的小地方实验了。朝廷及一些官员千呼万唤，终于在1060把这个神一样的人请到朝堂，然而9年后，他把朝堂江湖搅了个天翻地覆，始于经济改革，动用政治手段，打压反对派，十多年间，把北宋朝堂那些满腹经纶的清流，那些被称作“保守派”的人物一个个被铲除，终于剩下除皇帝宋神宗这个后台外一个“孤家寡人”。要干成事情一个人是不行的，于是他启用一些人，比如李定这个人隐瞒母丧不报就是为了能继续做官的人，还有舒亶，邓绾……坏事干绝。这些人是阿谀奉承之辈，居心不良之徒，阳奉阴违的货色。他们除了帮王安石铁腕推行新法，还干一些别的勾当，最后有一个叫做吕慧卿的人揭了王安石的底，最终把新法断送。
对于他所推崇的新政，经济方面的理论我不懂，但也能看到一些合理的地方。关于政治改革，成功例子是有的，比如商鞅（公孙鞅），在秦孝公这个大树下，在秦国用武力拓土开疆，用强硬的手段铁腕治国的传统中，新法几经周折最终推行，这里商鞅的结局暂且不论，这是高层政治斗争的结果。新法适合秦国，这是不争的事实。
王安石的偶像就是商鞅，却不知北宋的朝廷没有秦孝公时代的氛围，北宋的国力民情与那时的秦国大有不同。所以关于变法革新，最初的目的是富国强兵，为了老百姓，政治动机是纯洁的。但是在推进新法的过程中，这个优秀的经济学家转身变成了政客，也曾学着弄虚作假，掩人耳目，欺下瞒上，给当权者海市蜃楼般的美景，封闭了外面的消息，切断了皇帝与外界的联系。
不知道“拗相公”这个名字是谁给他起的，百度一搜，果然有这样的词条，且没有任何争议的说就是王安石。一分为二来看待这件事，一是表现出在中国要施行一项新举措之难，二是“拗相公”其人的坚持与执着。这就是他的魄力。至今人们对王安石这个人物评价不一。笔者认为，他的好，体现在聪明勤奋，也有爱国爱民之心，他的能力有目共睹，他的经济思想有可取之处，在做事的时候坚持不懈，这种个性的确应当入当今“鸡汤文”N次而不能争议，否则也不会得到列宁同志那样高度的评价。
事情坏在了哪里呢，研究历史研究文学的人可以自己判断，然后用“复杂”这个词来总结。没有十全十美的人，而他给当时朝堂高官包括苏轼这样不太高的官员的伤害是有的。我们评价一些人，说他做事是“对事不对人”，这自然就是好人了。比如当时三苏参加科举，有个叫张方平的大人物看中苏轼，他要推荐苏轼，但是推荐给的人物是欧阳修，而欧阳修和张方平他们两人是有过节的，但是在苏轼这件事上，张方平情愿给欧阳修低头，而欧阳修后面也的确看中苏轼，很多年后还把自己的孙女嫁给了苏轼的次子。这件事研究苏轼的人都有提及。事件本身能体现出苏轼其人确有才华，受敌对的双方赏识，另一方面，不正体现出了双方对事不对人的高尚的品质吗？
“对事不对人”是一条处世原则。同样一根筋的王安石却把与自己政见不合的人都给清理了。范仲淹，欧阳修，张方平，韩琦，富弼，韩维……还有一个我们知道的曾公亮。还有北宋整整一个御史台，一年之中不少于6人被处理。他们这些人有的是主动退隐，有的是被迫害，有的是他的恩人，有的是他的朋友，最后都被清除了，“只落得白茫茫大雪真干净”。
新法的废除也是必然的，但是废除的过程极具戏剧性。突破口却是一个小小的门吏，方式不是几经波折地上奏章做辩论，而是姓郑的名侠的门吏两次采用图画的形式，把皇城门口百姓在新法下的惨状画了下来呈给皇帝（神宗），面对这些画面（真正的画面），在前朝有异议后宫有质疑而王臣相坚决认为形势一片大好的状况下，一把手神宗皇帝幡然悟了。我猜测不来，当事实真相摆在面前时，曾经血气方刚的年轻皇帝会不会因为自己错误的判断或者独断或者执拗的偏见而后悔到吐血。“在任何政治斗争中，正人君子必败，而小人必占上风，因为正人君子为道义而争，小人则为权利而争，结果双方各得其所，好人去位，小人得权。”林语堂先生的这段总结有点偏颇，但是对这个政治事件本身概括比较准确。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为了推销他的经济理论而变成面目狰狞的政客，这正是症结所在。帮凶们固然可恨，比如说刀子与杀人犯，还有决定是否动刀子的人，到底谁要付更大的责任呢？
再补充一点知识：王安石好学聪慧，“徒有基督救世之心，而无圆通机智处人治世之术，除与他本人之外，与天下人无可以相处”。还有可爆料的是他衣裳肮脏，须发纷乱，仪表邋遢，是一个把精力全部倾注在思想上的人，吃饭穿衣方面在圈子里演绎了很多趣闻。苏洵在《辩奸论》中概括为“衣臣虏之衣，食狗彘之食”“囚首丧面”。其实即使在现代生活中我们也可以常见一些特殊的怪人，比如留着长发梳着小辫子衣着仿佛褴褛面色黧黑蓄着长胡子但是比较年轻的“艺术家”们，或唱歌或画画。（与小鲜肉完全相反）他们就是自古以来中国的外国的特殊人范儿。
“在世界各国，怪人，狂想家，精神分裂者，总是相信邋遢脏乱才是天才的标志，而最能使自己获有千秋万岁名的办法，就是拒绝正人君子般的装束。还有一种怪想法，就是肮脏污秽就表示轻视物质环境，因此也就是精神崇高，于是合理的结论必然是：天堂者，恶臭熏人的天使集中处也。”林先生如是总结。
那么上天要把王安石塑造成这样一个怪人来搅动北宋的朝局吧，来成就如苏轼一样的巨人们吧。他给他们带来了磨难或者说开启了他们磨难的模式，也最终在实质上成就了他们在文学在哲学甚至书画方面的令名。东方不亮西方亮，我们中国人很会用道家的思想安慰自己，实际上在那个朝堂文官特别多能打仗的武将缺乏仅有杨姓一家得不到足够的信任的时期，文官被贬谪，反而在文学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足迹。真真是福祸谁说得来呢。
1085年，已经赋闲在江宁（南京）的王安石接待了他的“政敌”——远道而来、继续被朝廷保守派贬谪的苏轼。“历经劫难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两人在一起待了几天的时间。卸下朝堂的乌纱，把起乡间的杯盏，从前的种种过往都还曾慢慢提起，又轻轻放下。江宁的山水，最后销蚀了多年的块垒，“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这是送行的王安石给远去的苏轼的评价。可见公道他心中还是有的。
“女人何必为难女人！”这句话是说女人之间相处，大家都是女人，都不容易，就不要互相为难使绊子了。其实这个话可以扩大使用——都不容易，最初都是为了人家的江山社稷，为了天下人，又没有杀父之仇，文人何必为难文人！人何必为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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