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苏东坡传》之豁达一生》和《读《苏东坡传》之平生为口忙》中,我们谈到苏东坡一生的风趣以及对吃的情有独钟,那么除了这两个特点,苏东坡还追求“永生”。
苏轼和当时很多“修道”之人一样,追求“永生”。但苏轼追求的方式,就在今天看来也有很多的可取之处。林语堂先生提到了非常有趣的一个点,苏轼是瑜伽爱好者。
有人会说,千年以前就有人研究“瑜伽”吗?其实,我也是颇为怀疑的。谁是第一个练习瑜伽的,书中并未提到,也没有讲中国在当时研习瑜伽比较杰出的大师都有谁,但是,论及代表人物,一定是有苏轼的。苏轼最开始练习瑜伽,其实也是受他的弟弟苏辙的影响。苏辙童年时多病,夏天消化不良,秋天咳嗽,吃药没有任何效果,成年之后,身体也不是十分健康。但在苏轼被贬谪,久未谋面的弟弟为他送行,苏轼意外发现弟弟满面红光,别有一番新气息,究其原因,才知是瑜伽的功效。本身就对追寻“仙丹”和“不死”抱有极大兴趣的苏轼立刻向一位道士好友学习起来。
瑜伽由印度传到中国,被中国道士所吸收,道家强调自然的沉思,简化人生需求而达到心灵的平静,最终达到追求“永生”的效果。没有任何宗教能如此密切地把宗教和体育训练结合在一起,苏轼不喜欢诸如“孔雀姿”“鱼姿”等扭曲的姿势,所以苏轼练习瑜伽,大部分时间是在打坐,默想,这也算是对今天“中国式瑜伽”的一点贡献吧。苏轼曾经去信给苏辙说,打坐、静默所追求的结果是达到一种什么都看不到的状态,在无形中体会到有形。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受道家影响颇深的苏轼,也是位狂热的炼丹爱好者。但是,林语堂写苏轼炼丹可不仅仅只是体现在过程,苏轼的丹药配方也很有趣,药引子里居然还有母乳、枣泥,服丹药的时候,必须是用酒服下,在明知“汞”是一种危险的重金属时,依然小心翼翼、乐此不疲地去尝试提炼……实在是万幸,没有出现诸如误服氯化汞而一命呜呼的悲剧,否则,那真是整个文坛的巨大损失。
如果说幽默的性格是有趣的基础,爱吃的天性是有趣的延伸,那么练习瑜伽和“炼丹”称得上是趣味生活的调味剂了。但苏轼最打动林语堂先生、同时也是最打动许多人的,是他身处逆境,仍“胸怀天下”的人格魅力。在“壮年”部分中,苏轼是以一种英雄的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的。
但苏轼是有些形单影只的孤胆英雄。他有道家风范,洒脱自如举手投足间都是自信,是豪迈;他也是佛教徒,他曾自嘲自己满肚子里装得都是“不合时宜”。但那又如何呢?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因为慈悲,所以愿意“以一敌百”。苏轼的原生家庭,铸就了他与世无争的品格,他甚少发怒,更不用提及戾气。他洞察世事,直抒己见,无害人之心,更无防人之意。他最常做的事情,便是一切从民众出发,上奏朝廷各种为民谋福的奏表。认为不甚妥帖之处,便直击对方要害,这其实也大大地增加了他得罪的人数。新政推行时,王安石“一家独大”,看似如火如荼,实则民不聊生。苏轼对此,不止一次上表,至天子,至太后,不为官爵,仅为普通人的生存。在屡谏无效的情况下,反被王安石参了一本,于是自请出京,远离风暴的中心。
他一生中不止一次自请出京,每次离开都会被再次召回,而每次召回,势必面临着新的风波。他人生里大半的时间,都是在行走来往奔波的路上。但每到一处上任,他都积极整治一方弊病,消除顽疾,肃清不良,从而赢得当地百姓的爱戴。他对政治无任何欲求,如果可以,他愿意尽最大的能力去为百姓谋取利益。
在黄州任职时,得知岳州、武昌等地有一个残忍的风俗,家家户户生孩子,有数量和性别的限制,必须是两男一女,生多了,或者性别不对,就要将襁褓中的婴儿用冷水浸杀,特别是女婴。闻此陋俗,苏轼写信给武昌太守朱寿昌,请求将此陋习禁止革除,并在黄州积极组织救婴活动,自古耕道负责募捐筹款。苏轼在自身经济十分拮据的情况下,也捐款十千,并以为“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
在徐州任职的第二年,赶上了徐州发洪水。黄河突然决堤,洪水滔滔,直逼徐州。城里富人纷纷收拾东西,准备出逃。苏轼见状,匆匆赶到城门口,挡住去路,并对富人们说:“你们不能走。你们一走,城里的人心必然慌乱,徐州城难保。我和大家一起坚决守住我们的家园。”作为太守的苏轼,指挥城内的军民连夜加固城墙,又在城墙里面再做一道土堤,把船都系在城墙外面,防止水直接冲进城墙,日日夜夜都在城墙上面奔走,搭了一个草棚住在城墙上不回家,半个月以后,洪水仍没退,然而城内抗洪人力不够了。
当时徐州城里驻扎着一支军队。北宋军队分两种:一种叫禁军,一种叫厢军,禁军是国家正规军,只有皇帝才能调动。当时在徐州驻扎的是一支禁军。仓促之间,来不及请皇帝下令调动,苏轼就亲自走到禁军军营中对他们说:“你们虽然是禁军,但是今天无论如何要请你们出来帮地方上抗洪。”禁军首领看到,这个在城墙上抗洪的太守,满身泥浆,头发蓬乱,憔悴不堪。禁军首领被苏轼的精神所感动,率领自己的士兵,拿上土筐铁锹,连日奋战抗洪。苏轼战斗在抗洪一线,亲自挑畚箕,百姓大受鼓舞。苏轼睡在大堤上40多天,未曾回过一次家,直到洪水退去,徐州城转危为安。
苏轼一生政绩颇多,跟着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在杭州,他判官妓从良,灭蝗灾,与太守陈襄修浚西湖六井、沈公井,疏浚茅山、盐桥二河,筑西湖堤。在密州,他遇旱灾,祈雨,罢给田募人充役,上书谏言京东河北用盐专卖的害处,平息强盗。在登州,上书天子,请求改食官盐为食自产盐,上书要求固定驻军,教习水军,加强海防建设;写《登州海市》一诗,一时间,天下传阅,使建成仅20年的蓬莱阁蜚声中华,成为天下“四大名楼”之一。在颍州,上书治理颍州西湖,修建颍州西湖、东西二桥。在扬州,苏轼罢扬州芍药万花会,上书或准暂缓催收积欠,使久困之民得以温饱,奏请改革仓法,改不支仓俸金为“重禄法”,奏请降低米价振济灾民及部队。在惠州,向太守建议捐资修建惠州东、西两座铁索桥。在儋州,他传学于海南学子,受教于苏轼门下的学生姜唐佐考中海南历史上第一个进士……
林语堂说,苏轼是英雄,古今看来,都名副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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