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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30 年代，有个美国人格维汉，他在华西大学教书，来到北平就和我讲过三星堆的发现，还给在日本的郭沫若写了信。郭沫若很重视，但那时候也只能是说说，郭先生没能看到真东西。这一次我看到的不光是东西，而且有断面，有了断面就可以把早的、晚的连起来了。
从父亲去北大工作起，我们就逐渐体会到父亲对学生发自内心的爱，甚至超过了对自己的孩子。 60 年代，家里买了一台苏联产的 14 寸黑白电视机，学校里没有，于是不少学生在周末，大老远地来我家，做客、聊家常、看电视，父亲喜形于色。从一些学生的谈话里我知道，父亲的脾气好，学生们愿意和他聊天，没有距离感。还听说有位学生家境困难，他就暗暗给予了关怀，但绝不宣扬。
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可能就是形成华族的核心遗存。花卉图案和彩陶可能就是华族得名的由来，华山则可能是因华族最初所属之地而得名。有位老友许顺湛，也有相近的认识：华山是由于在华族居住的地域中心而称为华山，华族是因为他们崇拜花卉而得名。由此，可以想象五六千年以前，生活在豫西和关中一带的先民，他们的图腾就是花，所以就崇拜花卉，把花的形状画在陶器上，让他们的后人能够识别，用以施福、保佑后代。
福”字现在又流行了。福，在甲骨文里怎么写？一个酒具画在中间，两旁边各有一只手，也可以理解为左右各一个人伸出手，扶持着酒具。什么意思？瓦鬲一般较大，不是现在的碗或杯子，两个手或两个人抱着酒具，意思主要指献给对方喝或给祭祀对象 —— 天地神灵、首长喝，不是自己给自己喝。所以在中国，幸福和氏族、和血缘的亲密关系很大，而不是自己为自己。中国人从老祖宗那里开始，就不是单为自己活着，不强调个人。
从 1986 年初冬开始，他自己、还有我们都发现他体力不足了，走路迟缓，和客人谈话也不那么滔滔不绝了。医院检查说，是心动过缓造成的。用了一阶段药物治疗，到了年底还是效果不佳。医生说，如果还不理想，就得考虑安装心脏起搏器了。
“我很赞赏印度当年的爱国人士甘地说过的一句名言：‘努力学习，犹如你会永远活着；好好工作，犹如你明天就要死去。’”后来我惊讶地发现，这和李济先生所崇拜的话极其相似：“明天就死去又何妨，努力做你的工，就像你永远不会死一样。
鲁明先生根据父亲写给他的一些素材性材料，挑选出其中几句有震撼的话写在了一张纸条上：“西方近代考古学的兴起，如果可以说是直接向神权和基督教义的挑战，我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不妨说是直接对传统史学观点的进攻。”他希望父亲把这几句话写成个正规一点的小条幅，以资纪念。但父亲只是顺手把他的“晋文化颂”，写在了鲁明导演随手携带的大笔记本上了。
辽西为什么会引起父亲的特别关注，甚至成为了他头脑里的兴奋点？从他多次兴高采烈的谈话里，我们逐渐懂得，中国古文化有两个重要区系：一个是源于渭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一个是源于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它们都形成于距今六七千年间，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主脉络。
夏未亡，已经有了商；殷未亡，已经有了周；这是传统历史已有记录的。从文化的继承上说，这里面包含两组性质不同的问题：（一）在某一时期内，未亡的正统文化在地域上虽显有不同的中心，是否尚有交错的区域？（二）在这几个文化系统所达到的区域内，每一个地点文化的演进是否如传说历史所说的那个程序？这些问题显然都是考古学上的问题。
我父母知道，傅吾康夫妇这对佳缘实属难得，他一生的成绩和妻子的贡献密不可分。妻子不仅是他出色的助手和秘书，还能做自己的研究工作，在家里又是贤妻良母。我后来得知，年迈的傅吾康先生以一人之力，又出过几部新作，算是对他妻子最好的纪念吧。
70 年代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两件素纱禅衣，形如蝉翅，很轻很薄。文物局曾立下课题，复制两套。其中遇到的一个难题是找不到那么细、那么轻的真蚕丝线，国内外都没有。照说可以如此下结论，中止这个课题了。然而经过仔细调研从民间了解到，正常的丝线是蜕皮三次的蚕吐的丝，如果这蚕处于某种病态，那么在两次蜕皮后就吐丝，这时的丝就是细而轻的丝线了。
同年秋，我去昆明出差，回来后和父母谈起那里自然条件的变迁，我感叹道：冬季也下雪了，我又去了黑龙潭咱们常去挖蘑菇的那个小山坳了，却没有了蘑菇的踪影，土地明显干枯，也显得苍老了，“缺少了湿气和灵气，是那里的最大变化”。父亲听后，略带伤感地说：变，是这个世界永恒的主题啊。我们考察的空间越大，就越要考虑环境的差异。考察的时间越长，就越要考虑环境变化的因素。
许多这类的事情，反复地刺激着他思索。他说从六七十年代起，“环境考古”新学科的概念逐渐传入我国，它涉及了人类学、历史地理学诸多学科。可惜那个时期没能很好地开展，尽管在我国历史上，古人也有过关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关系的探索，也有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
有人的言行已经深深地戳到我的良心上了。在香港开设文物咨询部门是可以的，但其目的首先而且主要应该是如何刹住文物的走私的风气，抢救回国宝，减少损失。可现在胳膊肘往外拐了，开始帮助买到走私文物的买家鉴定起真伪来了。面对这样的事，我还能麻木不仁、保持沉默吗？我坚信多数民众都会有同我们一样的良知，不会接受这样的蠢人、恶事。
华觉明先生 2008 年在“皖南古文化研究会”上的讲话指出：“以前，学术界都以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起源地。 20 世纪 40 年代郭沫若则认为华夏文明起源于江淮流域。现在看来，郭老很有远见。 80 年代，苏秉琦先生认为两河同时起源。铜陵古矿冶遗址的发现意义十分重大，它对探索中国冶金史和青铜文化的起源、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现今的桑干河上中游，在几百万年前是一大片湖泊、沼泽地，那时黄河还几乎没有 —— 黄河是由于青藏高原的隆起，才使得原本向南流去的河流改向东流了，成为了现在的黄河。长江也是如此。这湖泊旁，一定很适合人类生存，因而有着很漫长时期的文化遗存。
埃及文明诞生于尼罗河流域，巴比伦文明发生于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流域，古印度文明发生在恒河流域，而中国黄河流域的文明在大陆上并不是最早的，原来黄河的历史没有其他河流的岁数大。我也懂得了，中国大陆由于地质地理的环境变迁，使得文明的诞生和发展中心不会自始至终在一个河流附近。
也就是这一年，在他准备赴北大参加庆祝活动换鞋时，我们突然发现，父亲的脚面出现了浮肿，这绝非小事。次日去医院检查，说是长期高血压导致的肾脏功能失调。这一情况，让全家人心里一震，隐隐有些不祥的预感。尽管父亲总说没有什么，但我们明白他是在宽慰我们。
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扎根并中国化，也和中国的世俗文化传统基底有很大关联。中国的世俗文化有很强的包容性质，中国的多元一体、中庸、和谐、朴素的道德观与辩证观，也表现在对各个宗教的宽容性，而不是奉行这个而排斥那个。于是在中国，是由世俗文化主导宗教，而不是由宗教主导世俗，佛教进入中国扎根也是受到了中国世俗的洗礼。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创建中国考古学理论，建立中国考古学派，我原本以为是中国考古学无可置疑的总体奋斗目标。不想进入新世纪以后，直接或间接听到了一些议论。无论是当前不再提起它，还是我父亲当年的“学术情结”，以及对这情结的不理解或曲解，我想都有其合理的成分。
在 1992 年前后，当父亲情系中国特色考古并呼出了“重建中国史前史”时，他或许意识到，实现这个目标或将继续成为新世纪中国考古学的一条主线。所以他多次深情地说：“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我看到了。”我坚信，无论发展道路如何曲折反复，终会在正确方向上前行，他所期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不但会在祖国大地上阔步前行，而且还会与世界接轨并在世界考古之林熠熠生辉
三联书店曾于 1999 年出版了父亲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文简体版。在发行仪式上，孙晓林编辑对我说，真没料到，有那么多苏秉琦的学生由衷热爱着老师，认真为老师的书埋头做了大量细致工作，着实让人感动。现在，本书又得到三联书店总编辑翟德芳先生和编辑曹明明女士的鼎力协助，对行文做了诸多重要的润色。在此一并特致诚挚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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