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开始跟大家分享《易中天中华史 先秦》的第二卷：国家。
易老师这本书虽然称之为中华史，却又没有把视线只停留在当时的中华，而是讲彼时的中华文明与其他同时代的文明进行了比较，这不仅拓宽了读者的视野，也使内容也越发的有趣起来。
西方有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黑铁时代之说，那么对应的中华文明是什么时期呢？
希腊、罗马的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在儒家称之为“大同”。大同之世的特点是天下为公。尧舜时期是大同，大同讲帝道；
希腊、罗马的青铜时代，儒家叫“小康”。小康之世的特点是天下为家。夏商周时期是小康，小康讲王道。
希腊、罗马的黑铁时代，在儒家叫乱世。春秋战国是乱世，乱世讲霸道。
对于先秦时期的国人，君主是核心，道德是力量，国家是归宿，国家与人就这样焊在了一起。对此西方与我们有所不同，他们有国家却并非一定要君主。比如古希腊的城邦就是没有君主的。罗马人的第一任君主屋大维虽然是皇帝但也要自称“第一公民”。
爱情海和地中海环抱的那片土地上，各个城邦星罗棋布，貌似和东周列国很相近，却没有一个天子作为共主。城邦与城邦平起平坐，城邦的事务是由石匠、铁匠、皮匠、商人等人处理。这简直就是无君臣，也无父子。甚至希腊和罗马的神话故事中也充斥着“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内容。
各个文明对治世的理解有相同之处，但在选择执行方式的时候却又不同，可最终都建立了国家，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国家就只能停留在史前时代，国家是文明与史前的分水岭。
不一定是人哦
公民是什么？当时的公民就是“自由的人”，而臣民则大不一样。何为臣？臣最初指的是奴隶，包括战俘和罪人。
奴隶最主要的来源是战俘，对于战俘的处置“男人为臣，女人为妾”。奴隶中的小头目成了征服者最早的臣僚，君臣的臣就是从这里演变而来的。
同样的“民”在当时也并不是好词，在古书中经常被解释为：冥、暝、盲、氓，最早的民同样是战俘和奴隶。比如黎民，就是战败的九黎族；畜民是被商人统治的老奴隶；顽民是被周人打败又冥顽不化的殷商贵族。
这个群体在当时是没有资格被称为“人”的。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被称为人呢？（这句话说得有点饶舌啊），当时的胜利者和统治者才是人。
所以上古时期，人和民是两码事，最高级的是“大人”，其次是“小人”（Wow，这么说那时候小人不是骂人的话？），最低级的才是“万民”。
秦汉以前，人比民贵；秦汉之后，官比民高。所以说孟子在当时能说出“民为贵”，着实是相当的了不起啊！
兄弟，听说你喜欢做奴隶
前面聊到：公民自由平等，臣民服从依附。所以臣民的国家必是君主制，公民则喜欢民主共和。国家模式和政治体制，其实都是人自己的创造和选择。更看重自由的，选择民主制；更看重安全的，选择君主制。
先秦时期为什么君主制在华夏大地盛行，难道大多数人都不要自由喜欢做奴隶？
因为民主的政府必定弱势，非如此不能保证国民的权利不受侵犯，国民的自由不被干涉。不过这样的政府要想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古代便难免力不从心。这是大多数古老民族最终都要选择中央集权的原因之一。
中国原本就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要么有自然灾害需要抗拒，要么有外来强敌需要抵御，管是遇到天灾还是人祸都需要有有号召力，凝聚力的力量来领导大家一起度过难关，更好的活下去，政府非得强势不可。也就是“天下必须有序，群龙不能无首”。
因此不管是人还是民都需要做出牺牲和让步，对高举旗帜的君主俯首称臣。但君主制绝对不等于奴隶制。
儒墨道三家都认为：君主可以有，但得是圣人。孟子甚至提出君主如果不合格，就该让贤。可惜三家主张实行起来还有诸多的问题，比如什么圣人的标准（儒家：仁民爱物，墨家：明察秋毫；道家：清静无为），比如如果君主不合格走什么流程让贤？
也许正是因此中华民族的国家史和文明史是一部不断追求独立、自由、平等的“惆怅史”。
说文解字道家国
易老师在书中提到：古老民族的建国史，同时也就是他们的建城史。
什么是城呢？最早就是建一个土围子把一方土地包围起来保卫起来。表现为汉字，就是或者的“或”。而这个或字其实大有来头，最初它就是国家的“國”，是最早的國字，也是地域的“域”，是最早的域字。
实际上，國、域、或，在甲骨文是同一个字。字形，是左边一个“口”，右边一个“戈”。口，就是一个围子的形状，意思也是“围”，即圈子、围墙、势力范围。戈，则是家丁、打手、保镖、警卫、武装力量。也就是说，一个氏族或部落一旦定居，有了自己的地域和地盘，就会弄个栅栏或墙垣，再挖条沟，派兵看守。这就是“或”。
随着地盘的扩大，人口的增多，为了表示规模就在或旁边加了土，形成了域，在或外加了口成了國。
明明在说城，怎么说着说着就说成国了呢？
实际上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国就是城，城就是口。中国本义是“天下之中”，是全天下的中心城市。
如今的国在古人称之为邦，国家二字原本是邦家。因避汉高祖刘邦的讳才改邦为国。其实国最初指的是都城，邦指的才是全境。也就是说城郭之内曰国，四境之内曰邦。
世界上的文明古国有两种：
城市国家：简称“城邦”，由一个城市和周边的农村构成；（两河流域南部最早出现的就是城市国家）
领土国家：由一个中心城市（都城）加其他城市及农村构成。
城市的出现正是国家不同于部落的地方，以城市为标志，国家诞生。
君主本非神
城市出现了，国家成立了，那么古时的城市和国家由谁来掌管呢？大家为什么服从他的管理呢？
君权神授
东方各国选择的基本上都是君主制，且发展的轨迹都是从部落（或部落联盟）发展成部落国家，然后从城市国家变成领土国家，最终走向中央集权形成王朝或帝国。
其中最早建立集权制的是埃及的美尼斯第一王朝；随后是两河流域萨尔贡的阿卡德王国和汉谟拉比的古巴比伦王国。
印度的孔雀王朝和中国的大秦帝国相对要晚很多。
鹰神荷鲁斯原本是地方的保护神，后来称为上下埃及共同的神，而法老就是其在人间的化身和代表。所以埃及的法老既是国家的统治者也是神明。当时官员和贵族最大的荣耀是亲吻法老的脚印，而法老的名字也是不能被叫出声来的，因为里面有着无法抗拒的魔力。
与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帝王自称是神的化身有所不同，印度国王最初并不自称神或神的儿子。
印度的国王属于“刹帝利”，国王的地位相较于“婆罗门”（祭祀）低。不过到了阿育王时代，印度的国王也开始自称“诸神的宠爱者”。
上述三个古文明的君主制要义在于：主权在君，君权神授。
那么古老的中华文明的君主制与其他三个古文明有什么不同呢？
天子传奇：尹→父→君
上一篇笔记我们聊了其他三个古文明的君权神授，在古老的中华文明的帝王走的是什么路线呢？
在我国最初的君主原本是部落的酋长，并不是什么神，他们起先叫“尹”。尹代表手上拿了根东西，甲骨文的字形跟“父”很相近。
不同的是尹手里拿的是杖，父手上拿的是斧。不管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都象征着指挥权。当尹变成了君主，便要发号施令，因此君字从尹从口。而“主”字，本义是灯芯，当它跟君联在一起时，就变成了主宰。
中国进入国家阶段是从大秦帝国开始的，彼时的君主不是神，而是圣人。他们是“天的儿子”，叫“天子”。天子是“人中之龙”，只在天的面前称臣。因此始于大秦帝国也没有什么祭司或教皇之类的人物，可以凌驾于帝王之上。所以，易老师认为中华帝国是最稳定和最完善的帝国，稳定到不可能被蛮族征服，也不可能在自己内部发生制度性的革命。
虽然人类最初的几个文明古国选择的制度不同，但构成这些制度的要素却是相同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共关系、公共事务、公共权力、公共机关和公共规则。
其中有公民的约法、君主的王法，以及中国的礼法。礼法、王法、约法，原则上都应该是成文法。公权力的行使，也要依靠法令和文书。
因此，各文明古国都有自己的文字，比如古埃及的“图画文字”，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克里特的“线形文字”，印度河的“印章文字”，中国的“甲骨文字”。这是文明的界碑。
彼岸希腊
在东方，古印度和古中国，都在走向中央集权一一中国从春秋战国走向大秦帝国，印度从列国时代走向孔雀王朝。
在君主制林立的世界之中有人搞民主吗?有，它的名字叫雅典，当然彼时的雅典只是希腊诸多邦国中的一个。
这不禁就勾起了我的好奇心，雅典在希腊诸邦是特例吗？其他邦是什么样子的呢？
书中写道，彼时在希腊本土有三种政体并行不悖的运行着: 雅典，民主政治；科林斯，寡头政治；斯巴达，贵族政治。这是当时希腊最有实力也是名声在外的三个邦国，但在文明的起点上，他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当时的希腊人虽然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却有着共同的特点：航海，殖民，经商。而即便是选择民主的雅典似乎也只对本国公民民主。
在本家族不得志的希腊公民选择航海，宁愿到外面的世界寻找出路，因此也衍生出了殖民者。他们的态度也很明朗:如果殖民成功，那就分庭抗礼;如果失败，则宁肯到“蛮邦”去当雇佣兵或打工仔，也不会回来做那“凤尾”。
而希腊人当时也并不是无敌的，不可能每到一处就殖民一处，对于实力强大的对手他们采用的手段是经商。从此希腊人经济独立了，经济独立的结果是人格的独立。人格独立的结果，则是意志的自由。
航海让他们体会到自由，殖民让他们懂得了独立，经商让希腊实现最彻底的私有制（财产归个人所有，且神圣不可侵犯）。
事实上，当一个人不必依靠别人的施舍和恩赐过日子，他就不必看别人的眼色，听别人的摆布。也正是因此希腊人才能够自由地处分自己的一切，包括处分自己的身体、思想、言论、政治立场和社会态度。希腊文明的内核和精髓，也就在这里了。
难怪马克思要把希腊的这段历史，称之为人类童年时代“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恩格斯说到希腊人的革命时，使用了“炸毁”两个字。希腊人用航海、殖民和经商这三个炸药包将氏族血缘组织被炸得粉碎，人身依附关系炸得粉碎，史前文明的所有优点和缺点也被炸得粉碎。希腊人，直接从族民变成了公民。
人格独立和意志自由的希腊人获得了解放。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遇到了难题：如何处理人际关系。
与上帝签约
上部分笔记中提到：人格独立和意志自由的希腊人获得了解放。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遇到了难题：如何处理人际关系。
这在氏族社会原本不成问题。因为血缘关系是最天然、最真实、最温情也最和谐。当这种关系被希腊人用三大炸弹炸毁后，希腊人成了宙斯式的“弑君英雄”，俄狄浦斯式的“杀父罪人”，早已“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他们要靠什么来组成社会，结为群体，才能免于因各行其是而天下大乱?
希腊人想到的方法是契约，契约面前人人平等。
作为商业民族，他们很早就意识到处理事务和关系，物比人好。这个“物”就是货币和契约。货币干净利索，契约人我两便。只要大家都信守合同，照价付款，就相安无事。而且，由于它对签约各方具有同样的约束力，因此是公正的，也是公平的。
这样一种好东西，当然可以放之四海。比方说，用来制定研究问题讨论问题的方法和规则。这些方法和规则，比如逻辑，是人与自然的约法，也是人与人的约法。其中，不证自明的叫“公理”，推导的过程叫“推理”，推导出来的叫“定理”，最后的结论叫“真理”。
契约面前人人平等，是没问题的。因为甲方和乙方人格平等，权利对等。谈不拢，可以不签，有情况，可以修改;执行不了，可以认赔毁约。总之，契约是可以商量的，而且只要甲乙双方商量就行。商量不通，还有仲裁机构。
契约虽好，但是范围有限，如何大范围的管理国家呢？法律应运而生，但是法律该如何制定呢？全体公民一起来立约，不可能条条款款都意见相同。如果左也谈不拢右也谈不拢又怎么办?就不要法律了?
当然不行，因此希腊人做两个约定。
第一，法律的制定，只能寻找“最大公约数”，也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或不能容忍的。比方说，不能杀人，不能放火，不能抢劫，不能盗窃，不能强奸，不能私入民宅。这些大家都同意，那就写进法律，成为共识，也成为约定。
这就是“法治原则”。
第二，如果连最大公约数也找不到，那么对不起，投票表决，少数服从多数，以多数人的约定为约定。
这就是“民主原则”。
显然，法治跟民主一定是孪生的。法律能管的，也一定只能是底线。更高的要求，比如见义勇为、救死扶伤、相濡以沫、助人为乐等等，法律就管不着了，只能靠道德。
这就导致了西方人的又一次签约，只不过这回是跟上帝签的。合同的内容是一一人类承诺，做好人不做坏人，做好事不做坏事。上帝承诺:好人上天堂。
古中国，天下主义者
在古希腊串门挺长时间了，我们再回到古中国。
中华民族是文化力量特别强大的民族，中华的历史有过大一统后的群雄割据，有过外族入主中原建立王朝，但中华文化依然如故。外族可以入主，但文化必须认同，“亡国”只关乎一家一姓一政权，文化的毁灭才是天大的事。因此，秦变成汉，隋变成唐，甚至宋变成元，明变成清，只要文化或文化精神不变，天下还是那个天下，中华还是那个中华，中华文明因此未曾中断。
不过与别国不同，我们的文化力量与宗教无关。
中国人也许是世界上最没有宗教意识、宗教观念和宗教信仰的民族。虽然中国人也曾崇拜鬼神，但很快，我们的态度就是非宗教的了。
孔子的说法，是“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民间的观念，是“信则灵，不灵则不信”。说到底，是实用主义的中庸之道。上帝存在吗? 鬼神存在吗?冥冥之中确有神秘力量吗? 我们似乎只在觉得管用的时候才会对其心怀敬畏。
既然提到宗教那就绕不过印度，印度人是先把巫术变成宗教，再把宗教变成哲学的。因此，印度人的宗教尤其是佛教，便极具哲学意味。当然，他们的哲学也极具宗教意味。包括他们的非暴力主义、转世轮回和因果报应，还有瑜伽，都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
古印度有四个比较知名的教派，其中婆罗门教为印度的种姓制度提供了思想武器、理论依据和精神支持。而唱对台戏的是佛教、耆那教和锡克教。
佛，就是“觉悟者”；
耆那，就是“胜利者”；
锡克，就是“学习者”。
他们也都是种姓制度和婆罗门教的“反对者”。佛性常在，众生平等，每个人的血都是红的，为什么要分等级?神在乎的只是你的“觉悟”、你的“胜利”、你的“学习”，而不是你的“出身”。
佛教和耆那教创立之日，也正是孔子大讲仁爱之时。但到中国的西晋变成东晋那会儿，改革后的新婆罗门教(印度教)，却在笈多王朝的大力支持下勃然复兴，以压倒性优势卷土重来，最后变成印度共和国的第一宗教。
其实中国人也保留了巫术只是形式不同。民间喜欢的口彩，皇家喜欢的祥瑞，便都是巫术的遗风。但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巫术不再占据舞台的中心，它也要变。只不过，既没变成科学，也没变成宗教。
在中国巫术变成了礼乐。这种转变其实就是变成道德和审美，或伦理与艺术。因此，其他民族依靠宗教去实现的功能，在中国就靠礼乐来完成。
礼的任务是维持秩序，给我们安全感，乐的作用是保证和谐，给我们自由感;中华民族独有的礼乐文明，则帮我们实现身份认同。
所以，我们没有宗教，也不需要宗教。另外我们民族很长时间没有宗教，也不需要宗教，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条可以肯定:古代的中国人是“天下主义者”。
所谓“天下主义”?就是世界主义，或人类主义。在天下主义者看来，国家不过是天下一分子，就像大家族中的小家庭。因此，真正的人，只属于天下，不属于国家。
至少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的观念如此，因此那时的士人(知识分子)，都是跑来跑去的。孔子、墨子、孟子、荀子，概莫能外，也从未有人骂他们是叛国贼。
诸神之战
下面我们跟着易老师的笔迹来到埃及，虽然这套书名为《易中天中华史 先秦》，但是易老师时不时的就带着读者到同时代的其他古文明去溜达溜达，看看同时代的外国人在干什么，对我来说这是极有趣的阅读体验。
埃及从部落国家到统一王朝，只用了短短几百年靠的是什么？如果我说是靠神力你也许不会相信。
公元前3100年，世界上大多数民族还没睡醒的时候，纳尔迈(美尼斯)就兼并上下埃及，建立了“第一王朝”。跟中国相比，不但时间早得多，进程也快得多。此后至少还要一千年，中国传说中的夏才会出现，而且还只相当于埃及的“诺姆国家”。秦始皇一统天下，则要到两千八百多年以后。那时，埃及早就先后被波斯和马其顿征服，只剩下落日余晖了。
彼时埃及被称为是“神佑之国”，既然有神的庇佑又怎么会灭亡呢?难道是神不再庇佑埃及了吗？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先要看看埃及的神是从哪儿来的，答案是：埃及的神是图腾变的。
神是图腾演变而来的，这看起来也挺合理的啊，难道图腾不能变成“国家神”吗?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图腾与族民是血缘关系，国家与国民则是公共关系。从原则上讲，变部落为国家，就必须同时变革作为血缘关系纽带的图腾。首先，必须把所有部落的图腾都一笔勾销。然后，要么取其部分重塑一个，比如中国的龙，要么干脆直接另造保护神，比如竞争上岗的雅典娜。
但是埃及没有这样做，埃及人把所有的图腾全部变成了神，正如他们把所有的部落直接变成了国家。于是，原来有多少部落，后来就有多少诺姆，原来有多少图腾，后来就有多少神。如果这诺姆是部落联盟，那么，同一诺姆还会有许多神。再加上后来创造添加的，古埃及的神据说竟有两千之多。
不对吧?几十个诺姆，怎么会有两千多神?
有两个原因。首先，他们的神原本就多，差不多每个村社就有一个，类似于我们的土地公公。其次，古埃及人对待宗教的态度极其开放和开明。他们不但一视同仁地看待其他诺姆的神，就连外国的神来了，也愿意与之共进晚餐。
这么多神不是也挺好的，有这么多大佬照着多幸福啊。可是问题来了，你也是神，他也是神，那谁说了算?
当然是主神说了算，可谁是主神呢？
埃及的主神也有两种。一种是地方性的，一种是全国性的。那么，谁是全国性的主神?哪个诺姆是江湖老大，他们的神就是主神。既然谁的拳头大，谁的神就是主神，那么相当于宣称每个诺姆都有当老大的机会，每个诺姆供奉的神都可以是主神的候选人。于是埃及开始陷入战争，因为每个诺姆的神不同，他们又是神在人间的话事人，于是他们的战争变相的成了“诸神之战”。
神子还是神奴
在埃及，法老被认为是神子，即神的孩子，但怎奈神太多了让法老也很尴尬。但最让法老尴尬的却并非此事，而是神权政治下导致了法老权利被削弱。
神庙和祭司如果强势，法老就会从神子变成神奴。比如十八王朝有一位女王跟她儿子(同时也是她的堂兄弟) 争权夺利，后来把她儿子扶上王位的就是祭司。
埃及王朝后期的祭司就像中国东汉的外戚、晚唐的宦官，有废立皇帝之权，至少不难架空法老。其中阿蒙神庙的某个祭司干脆篡夺了王位，埃及也从此进入“后王朝时期”。
说起来这也是法老们自作自受。因为神庙和祭司原本就是他们自己养肥的，谁知道竟会尾大不掉?问题是他们又不能不仰仗神庙和祭司。因为他们统治的合理性，政权的合法性，都来自神，而且是图腾变成的神。
神权政治，注定只能饮鸩止渴，可以说古埃及政治的成败，也全在图腾变神。
那么同时期的罗马是否也存在埃及的问题呢？图腾在罗马变成了什么呢？
罗马人的智慧
图腾在埃及变成了诸神，那么在罗马图腾变成了什么呢？
图腾制度创立的初衷，原本是“变母系为父系，变氏族为部落”。但正如黑格尔所说，手段总是会高于目的。因此，当图腾当真出现时，便有了一个意外的功能：这就是界定族民的身份。
界定是一点都不困难的。鹰图腾的部落成员，都说自己是“鹰的后代”；龙图腾的部落成员，都说自己是“龙的传人”。鹰是鹰，龙是龙，这就是“区别”，你也是鹰，我也是鹰，这就是“认同”。这跟后来说“我是英国人，你是法国人”是一个道理。
可惜，图腾局限严重。它只认本族，不认他族，只认族民，不认国民。罗马当年面临的，便正是这个问题：他的国民是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这就难办了！使用本族图腾吧，其他民族不认；保留各族图腾吧，天下分崩离析；干脆不要图腾吧，又无法认同身份。
此时罗马人想到了法律。
法律为什么就能代替图腾呢?因为罗马法包括公法和私法，私法又包括人法、物法和诉讼法。
罗马法与图腾的关系，在于“身份认同”。
由此可见以法律代图腾，似乎比“以神祇代图腾”棋高一着、智胜一筹。
那么在中国图腾演变成了什么呢？
祖宗之国
图腾在埃及和罗马有着完全不同的演变，那么在中国是怎样的境遇呢?
图腾在中国又变成了什么?答案是：祖宗。
众所周知，祖宗崇拜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传统社会的中国人，最高的人生目标就是“光宗耀祖”，最起码的社会义务则是“传宗接代”；而一旦犯了错误，遭遇惨败，则会发出“愧对列祖列宗”的感慨。
在中国，祖宗似乎能管我们一辈子。
那么，什么是祖宗?祖宗是最老的父亲。
在中国，祖宗就像图腾一样重要，宗庙则像祭坛一样崇高。因此，建立氏族或家族，都要先建庙。以祖庙为中心，族长率族而居，叫做“籍”。祖立则籍立，祖在则籍在，祖毁则籍亡，叫“毁庙灭籍”。
这样的籍，当然就叫“祖籍”。
进入国家时代以后，祖庙或宗庙又成了国家的象征。以祖庙为中心，国君率民而居，叫做“国”。祖立则国立，祖在则国在，祖毁则国亡，叫“毁庙灭国”。
这样的国，当然就叫“祖国”。
后面的结论便顺理成章:华夏既然是“祖宗之国”，也就不会是天国、神国或者法治国。
那么，华夏的体制是什么?
我们没有像埃及人那样，把图腾变成神，而是变成了祖宗。因此，族民变成国民以后，依旧四世同堂，照样认祖归宗。
实际上，中国古代国家的建立和管理，一直就是家族式的。从西周到春秋，是三个层次的家族：天子的王族，诸侯的公族，大夫的氏族。它们也分别叫做王室、公室和氏室。
秦汉以后，只剩下皇室和皇族。但在地方上，尤其是在广大农村，仍然祠堂遍地，家谱续传。一个人要想安身立命，依靠的还得是父老乡亲。
这就叫“天下为家”，也叫家天下，或家国体制。
家天下，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它解决了一个西方学者认为两难的问题。
益：启，你把椅子还给我
尧、舜、禹禅让的故事一直被传颂，直到启的出现，他没有按套路出牌，自己一屁股坐在了老爹禹曾经坐的位置上。
那么当时父死子继的传统是不是从启着开启的呢？貌似是，有似乎不是。
我们再来回顾下尧、舜、禹三贤禅让时的情景，舜和禹都走了避让前任领导儿子的流程，既然没有父死子继的规矩，这二位避个什么劲儿呢？轮到启这儿了，禹指定的继承人是益，如果没有父死子继那益跑深山里去躲什么？自己是合法的继承人啊，躲避是上任的流程之一呗？
在此处的避让到底是一种美德还是一种虚伪的作秀呢?
对此《史记》中的说法是：启这个孩子，其实是很优秀的。不像尧的儿子丹朱、舜的儿子商均，扶不起来。而且益当二把手的日子短，才干和功劳都还没来得及表现。所以酋长们都拥护启，都说我们的领袖不愧为缔造者大禹的儿子啊!
易老师认为正是这句：“吾君帝禹之子也”!说到了根本，说到了点子上。是的。禹的儿子，这才是关键。
其实，前面讲的那些，什么“禹子启贤”，什么“佐禹日浅”，都不能自圆其说。启优秀，难道益不优秀?不优秀怎么能入禹的法眼?益当副手的时间短，难道启的时间长?他可是一天都干过呢......
文化的力量
文化，就是“和平演变”。体面的说法叫“以文明去教化”，简称“文化”，是动词。刘向的《说苑·指武篇》讲得很清楚，“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也就是说，我好心好意用文明去教化你，你还死不改悔，那就看刀!
和平演变的背后，则是武力的征服。所以，商周都要发动战争。但，只征服，不消灭。
商人的做法，是先驱逐，后同化，周人的做法，则是先安顿，再同化。总之，所谓“三代”，其实是夏商周先后取得了文化的主导权，在历史舞台上唱主角。原因，则因为后来居上，这才轮流坐庄。
显然，所谓“中央之国”，其实就是个“T型台”。夏商周，都要粉墨登场走猫步，担任中华文明的模特儿，给周边的各个民族做榜样。
不同的，是风格。
殷商文明，诡异而绚烂。它是由青铜铸就，甲骨绘成。
正如罗马最宝贵的遗产是基督教和罗马法，殷商最伟大的发明是青铜器和甲骨文。尤其是甲骨文，它就是现代汉字的直系祖先。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知道它们的准确读音，但能够知道它们的意思，因为甲骨文不是拼音文字。而且，正因为不是拼音文字，当时那些说着不同方言的部落或部落国家，才有可能迅速地接受殷商文明，中华文明也才能延续三千多年不中断。
汉字，是一种神奇的符号。因为它原本就是“通神”的。通神在古代是一件大事。沟通的对象有两个，神祇和祖宗; 方式则有两种，占卜和祭祀。占卜用龟甲兽骨，这就有了“甲骨文”。祭祀用青铜礼器，这就有了“钟鼎文”。后来还有刻在石头上的，则叫“石鼓文”。但无论甲骨、钟鼎、石鼓，都能通灵，既通神灵，又通心灵，是我们民族的“通灵宝玉”。
说完甲骨文，我们再来看看青铜器，它们的任务是为了炫耀。炫耀什么？英武、富有、权威！于是它们以兵器和礼器的形式被呈现。
兵器是杀人的，礼器则是吓人的。所以他们的青铜礼器上，满是妖魔精怪、牛鬼蛇神、魑魅魍魉，比如有头无身的食人怪兽“饕餮”，一头两身的怪蛇“肥遗”，一只脚的“夔”和两只角的“虬”，全都面目狰狞形象恐怖，不是“杀人不眨眼睛”，就是“吃人不吐骨头”。
这是一种“狞厉的美”。
商，一个神奇的王朝
之前我们提到，殷商文明，诡异而绚烂。商的这种气质，不太像中国。
殷商的统治跟埃及一样，也是“神权政治”。在中国历史上，也只有商的王宫里，会有那么多“神职人员”。他们相当于埃及的祭司，叫“巫”。另一类高级知识分子，则叫“史”，也叫“士”。
史，是管人事的；巫，是通鬼神的。巫和史，就构成了两种文化系统和文化传统------巫官文化和史官文化。
商是重巫官的，巫官的任务，是揣摩神意，预测凶吉。方法有两个:龟与筮，也叫“占龟”与“祝筮”。筮，就是用筮草占卜;龟，则是先在兽骨或龟甲上钻眼，再放进火里烧，然后根据裂纹来解释神意。这些解释都要刻在兽骨或龟甲上，所以叫“甲骨文”。
但与埃及不同，商王并不为巫官另建神庙。他的神庙就是他的王宫，他自己则是最伟大的“与神沟通者”。因此礼器属于王，不属于巫。王宫所在地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祭祀中心。这就把王权和神权统一起来了。
同样，在商人那里，祖宗崇拜和鬼神崇拜也是统一的。因为在天上，最善于也最能够与神祇沟通的，是商王的祖先;在地上，最善于也最能够与祖先沟通的，则是商王自己。因此，不是祭司而是商王，或者说“时王”(在任商王)，才与神祇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契合。
同事商人还喜欢喜欢折腾。张衡的《西京赋》就说：“殷人屡迁，前八后五”，也就是商汤之前迁徙八次，商汤之后迁都五回。是的，这个民族有可能起源于河北易水流域，后来迁徙到渤海沿岸和山东半岛。他们来到中原有如当年的炎帝族，也经过了万里长征。只不过，炎帝是西戎，他们是东夷；炎帝的图腾是兽(牛)，他们的是禽(玄鸟)。但敢想敢干，一样。
这是一个富有想象力、创造力、探索精神、开拓精神甚至叛逆精神的民族。他们几乎把所有的可能都尝试了一遍，结果弄得自己一半像中国，一半像外国: 神权政治像埃及，等级观念像印度，制定法典像巴比伦，商品经济像腓尼基，奴隶制度像罗马。根据卜辞的记载，他们甚至可能有罗马那样的角斗表演，让沦为奴隶的战俘自相残杀，供商王和贵族观赏。
但最“不像中国”的，还是他们的工商业城市经济。殷商的工艺水平极高，手工业也相当发达。就连马缨和篱笆的制作都有专门的工匠，完全达到了专业化的程度。这些产品除了满足商王和贵族的骄奢淫逸，也拿到市场上买卖。生意最好的时候，庙宇都会变成市场。更多的商品则被成群结队的商旅驾着牛车骑着象，运往五湖四海世界各地。这种盛况，在上古唯独殷商，以至于后人会以轻蔑的口气把做生意的称为“商人”。
殷商六百年，浓缩了世界古代史。如果不是周人异军突起，殷商会不会发展为罗马帝国?
周：商，请靠边停车，您闯红灯了！
之前提到：史，是管人事的；巫，是通鬼神的。巫和史，就构成了两种文化系统和文化传统------巫官文化和史官文化。
商周之分野，便在于此。商重巫官，而周是重史官的。而把商赶下历史舞台的周又是怎样的呢？
周人的气质与商人完全不同。正如后世儒家所言，周人很可能是“文质彬彬”的。孔子就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相比较而言，夏则“朴而不文”，商则“荡而不静”。换句话说，夏质朴，商放荡，周文雅。夏的时代毕竟原始，想华丽也华丽不了。意识形态更不成熟，只好听天由命，甚至傻里呱唧。
在周人看来，商人的作为就是在“闯红灯”。罪行是确凿无疑的，其中最为严重的有三条。
第一是“析财而居”，也就是父母在世的时候，就分家过日子，包产到户，甚至析财到人。就连妇女，也有自己独立所有的土地和财产。
第二是“以业为氏”，也就是从事什么行业，就采用什么氏，比如制陶的是陶氏，制绳的是索氏，做旗帜的是施氏，编篱笆的是樊氏。
第三是“以国为姓”，诸侯封在某国就姓某，商王也不管他们是不是自家人。谁的实力强，谁就是大爷。
毫无疑问，这是对祖宗家法的背叛，这是对家国体制的破坏，这是对中华传统的挑战。想想看嘛!以业为氏，还有“父”吗? 以国为姓，还有“君”吗? 析财而居，还有“家”吗?家都没了，还有“国”吗?家国、君臣、父子都没有了，还有“天下”吗?照他们这样下去，变图腾为祖宗，岂不是白干了?
于是后起之秀周，要为中华文明立法、立范、立规矩。
中华文明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巫术没有变成科学，也没有变成宗教，而是变成了伦理和艺术，即礼乐。图腾则既没有变成神，也没有变成法，而是变成了祖宗。从生殖崇拜(女娲、伏羲)，到图腾崇拜(炎帝、黄帝)，再到祖宗崇拜，就是我们走过的道路。
换句话说，其他民族的身份认同，或者靠神，或者靠法，或者靠信仰，靠观念，唯独我们是“认祖归宗”。夏后启能废除禅让制，尧舜禹会变成夏商周，原因就在这里。从秦汉到明清，君主制坚如磐石，原因也在这里。
有了祖宗崇拜，才有了家国体制，也才有了从夏商周到元明清的三千七百年文明史。就连什么叫“中国”，也得以弄清。所谓“中国”，就是“当时先进文化的中心”，夏商周则是“三个代表”。他们前赴后继，不断探索，轮流坐庄，终于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
基础是牢固的，影响也是持久的。今天的一切，都可以追溯到那时，包括文字符号和文化心理，文明方式和核心价值。
因此，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哈拉巴、玛雅、波斯、拜占庭等先后毁灭、中断、消亡、失落的文明相比，也与不断更新的西方文明相比，我们的文明“超级稳定”。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