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见到蒲解放先生，是差不多整整两年前，在市医院里。其时，蒲先生已经病入骨髓，面露返照的回光了。
蒲先生收藏有他们家族秘不外传的宗谱，据他自己说他是清代大文豪蒲松龄的后裔。他平日里透着的精明干练与故作高深，以及咬文嚼字的功夫，还真有些乃祖的风范。我曾经说笑让他脑后拖一条三、四尺长的大辫子，颌下蓄一绺山羊胡子，再置一身长袍马褂，那样的话，就如假包换地返祖了。
从蒲先生的名字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年龄，具备“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典型时代特征。是那个年代的体制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代表人物，坚定不移地信奉“最高指示”，信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对亲朋好友们、同事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洞若观火，明察秋毫，随时准备大义灭亲。这些都是在“又红又专”的特级熔炉里得到了修炼与提升的成果。
其实，在许多方面，蒲先生还是很有独到见解与远见的。当年作为“闯将”式的先锋，他拼命地破别人家的四旧，却偷偷地保存下来自己家的族谱。天天高喊“知识越多越反动”、“两手老茧工农兵”，自己却大隐隐于“家”，闭门苦读，从那些收缴来的毒草中破了万卷。可能是应了我们祖上的那句老话：富不丢猪，穷不丢书。他活学活用成了“斗”不丢书。
蒲先生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是十多年前的一个春天。他邀请来了我市众多的当年“臭老九”们，以及文化主管部门的头头脑脑们，在龙眠山中的下雾冲举办了一个名为“像雾像雨又像风”的文学创新座谈会，百花齐放，他亲自主持。
与会者不仅午餐有好菜好饭、好烟好酒，而且人手一斤上等的桐城小花。文人大多嗜茶，因此赴会者甚众，让我才有机会在下雾冲第一次见到了吾邑诸多有头有脸的文人真身。
虽然罗岭迁给安庆，枞阳嫁到铜陵，桐城文化的整体因为区域胡乱划分而显得支离破碎，但桐城的文化中心地位并没有丝毫改变。蒲先生自豪地说咱们文化界人士多姿多彩的写作人材在全市乃至全省，甚至全国都是居高临下的水平。因此锋芒毕露，且傲慢矜持、目中无人的眼神时时闪现。
尤其是文人聚会，经典诗文，华丽篇章，都是脱口而出，涛涛不绝。真的是有来有往，你应我和，铿锵有力，抑扬顿挫。五十多岁的蒲先生周旋其间，显得十分圆滑老到，得心应手。
蒲先生自诩是研究与撰写吾邑人文与自然的排头兵，并且历年来不断有系列丛书问世，基本上还都是多个部门、多个机构踊跃赞助出版(可以百度检索)。但是有一次与蒲先生在宗族谱系文化的讨论交流中，他的思想与考虑问题的方式方法颇具先知先觉，对我的触动颇深。
他说：什么计划生育？什么只生一个好？违背人伦，违背常理，违背祖训。祖宗留了一本宗谱给我，我的这支谱线怎么续下去？他骂了句出口腔，面色凝重。可能在他的心灵深处感到了蒲家生死存亡的危机，他认为香火延续才是人生在世的头等大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有男丁，就是大事不好，就是百年以后没脸去见祖宗。
唉，嘴巴说得狠，他终究还是接受了膝下只有一个女儿的现实，终究没有敢于去以身试法，基本国策还是没有敢违背。不过现在的政策顺应国情民意，对这一块宽松了。只是在可以合情合理合法地优生优育，去传宗接代的时候，蒲先生却不得不要告别这个世界了。对于他而言，这肯定是心底最内疚、最痛苦、最合不上眼的事。否则，我想他一定会老骥伏“丽”，快马加鞭......
这是我与蒲先生生前的最后一次交谈，谈到了他的生命是提前结束在愚昧无知的迷信上。他说他是“老夫聊发少年狂”，花一万八千块买了一辆高级山地自行车，不小心从山上摔到山下，摔断了大腿骨。又鬼使神差般地放弃公费医疗，听信了老家“神医”的祖传偏方。结果几副草药下去，引起股骨头坏死而将时日无多了。
蒲先生灵光活络的大脑好象与他奄奄一息的病躯极不匹配。那天，我摇摇头宽慰了他几句之后欲告辞回家，他却一把握住我的手，要倾诉毕生的衷肠......并且即兴赋诗了一首，诗中虽有无奈，在我浅见，但也无甚遗憾。我特意附在文后，以飨各位乡里乡亲。
上有天堂，下有祠堂。
终究来过，也曾风光。
人生百年，游戏一场。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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