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毛泽东41岁。
于都调查
1934年7月，从会昌回沙洲坝后不久，为避敌机轰炸，迁居瑞金西面的高围云石山。这时，临时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搬到瑞金西面的梅坑岩背。
湘赣革命根据地在敌人围攻下日益缩小，红六军团处境危殆，中共中央讨论红六军团的行动方针问题。
当时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建议：中央红军往西边去，“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中央主要负责人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只赞成红六军团突围向湖南中部转移。
【1934年7月下旬，红6军团奉命撤离湘赣苏区，向湖南省中部转移。23日，成立了以任弼时为主席，萧克、王震为委员的军政委员会，领导红6军团的行动。8月7日，红6军团第17、第18师和红军学校共9700余人，由遂川县横石和新江口地区出发西征。10月24日，在贵州省印江县木黄同红3军（红2军团）会师。】
9月上旬，因前线吃紧，日夜忧思，对战局放心不下，向中央提出到于都视察，得到同意，中央要他注意军事情况。中旬，带着秘书和警卫员抵达于都。调查于都、赣县等地区的敌情，了解苏区红军和地方武装的情况，了解敌军调动情况，为中共中央选择战略转移的行军路线提供调查情况。
9月20日，在于都复电周恩来，报告中央革命根据地西南部于都、赣县、登贤（在今于都境内）等地的敌情，详细叙述敌军小队、地主武装及小股散匪在何地侵扰或潜伏的情况；同时报告红军和地方武装的防务，其任务是对敌军小队进行戒备，对地主武装和小股散匪迅速进行打击、驱逐和肃清；最后报告于都、登贤全境没有赤色戒严，敌探容易出入，现正抓紧西南两方各区建立日夜哨及肃反。
这个电报为中央下决心长征开始时从于都方向突围，起了探路的作用。
突发疾病
9月底，在繁忙的工作中，突然患恶性疟疾，高烧数日不退。
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得知后，立即派傅连暲医生从瑞金赶到于都。经过治疗，毛泽东病刚好，又开始翻阅文件，对劝阻他的傅医生说：局势很紧张，休息是做不到的。
准备转移
9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准备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前往湘鄂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10月上旬，在于都接到中共中央有关准备转移的秘密通知。派警卫员到瑞金云石山通知贺子珍，中央已批准她随部队出发，同总卫生部休养连的同志一起行动。孩子小毛毛只能托付给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的毛泽覃、贺怡照顾了。在战争环境中，这个孩子被寄养在当地老乡家，后来再没有找到。
同时，毛泽东立即赶回瑞金梅坑，召集临时中央政府各部的领导人开会，布置善后工作，宣布和说明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决定，强调两点：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强革命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继续革命斗争，更好地联系群众。随后，毛泽东返回于都县城。
当时，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瞿秋白希望随主力红军一起转移，但博古等不让他走。瞿秋白请求毛泽东给中央说说。毛泽东说，我已经同他们讲过，但“不顶事”。
接近张闻天
在转移出发前，得知张闻天对中央最高“三人团”将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政治局成员分散到各军团去有意见，立即向中央提议，转移时将他们安排在一起，“三人团”采纳了这个意见。
当时张闻天对秦邦宪“左”倾错误的不满，在同毛泽东闲谈时说出来了。从此，张闻天同毛泽东接近起来。
项英留守
10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印发毛泽东写的《游击战争》小册子。这个小册子当时曾题名《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游击队动作的指示》，全书约三万字，共三章。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分局和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四师和地方部队一万六干余人坚持斗争。
踏上长征
10月10日，晚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八万六千余人，开始从瑞金等地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
10月11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将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队组成第一野战纵队，与主力红军组成野战军一同行动，叶剑英任司令员。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编在一纵队所属的中央队。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将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和军委后勤部门、工会、共青团等单位组成第二野战纵队，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委。
10月18日傍晚，毛泽东带着警卫班离开于都城，踏上长征的路途。
伟人胸襟
从1931年11月赣南会议到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整整三年内，毛泽东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尽管他出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实际上一直身处逆境，遭受着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
毛泽东在这些日子里，一直表现得十分从容沉着。他坚持原则，决不放弃自己正确的符合实际的主张，同时又顾全大局，遵守纪律，尽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亲眼目睹这一切的李维汉曾描述道：“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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