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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寨塬上的人是不过生日的，除非老人过大寿。
我记得很清楚，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夏秋之交的下午，上二年级的我散学归来，却发现祖父早已在王虎家的场边等我了（那时我还住在庄边窑洞）。坐上他那辆骑了多年仍还半新不旧的二八大杠自行车，不紧不慢地向坳里驶去。
到了一看，一大家子人都在，而且满盘珍馐，七大碟八大碗地摆满一桌子，菜肴佳馔、果品干果十分丰富。对于邵寨塬上千百年不变的老规矩——早上馍馍、米汤（冬季或天气寒冷之时会换成糊汤），下午面条（先汤面后干拌面），我早已视若无睹，但那天确实难得，让我闻到了肥鸡、肘子与猪头肉的香味。
我早已垂涎三尺，但碍于饭桌上的规矩，只好老老实实地自个儿端了张小杌子坐在稍远的角落。
父母叔伯姑婶等长辈俱在，远嫁陕西的姑妈也来了。说是远嫁，直线距离粗略估算也就五个“一箭之地”。邵寨紧邻巨家，我们西郭则紧挨上成（现已并入“马家村”）。
逐渐地我也闹清楚了，原来今天是祖父六十大寿，因此全家人齐聚一堂，都来庆贺。
满桌子好饭好菜，自然是姑妈帮着祖母张罗的。祖母育有四子一女，都说“女儿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姑妈一直都是其父母跟前最有心的那一个。
俗话说得好，“礼出大家”，我们属于“小家”，自然没那么多繁文缛节的礼数。我既没有给祖父磕头，也没有送上“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之类的祝福语，只是埋头干饭，咥个痛快！
邵寨塬上很少讲“生日”这个词，一般叫“过岁哩”（在这里，“岁”念zui，四声）。老一辈人习惯上将之称作“头朝下哩”。祖父“头朝下哩”，我却没有跪下叩首，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也不知是孝顺，还是不孝。只是现在早已没有这个机会了，一切都已过去了，成为过眼云烟。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又该是多么痛的领悟！
至于那天到底是几号来着，我怕是早已忘记，唯一记得那是一九九八年，那年我八岁。
此前一年是一九九七，香港这个阔别家乡的游子终于回到了伟大祖国母亲温暖宽大的怀抱。
那年的夏天，阳光格外灿烂，笑容极为绚烂，我正处于孩童的金色年华时期，整天跑来跑去，穿过蓝天白云之下晾衣绳上飘扬的白衬衫，穿过故乡的池塘与起伏的山峦，穿过村边的绿树和芳香的野花，穿过狗尾巴草摇曳着疯长高过年轮的长坡，穿过沉默如铁坚强果敢如同边防哨兵的电线杆，燕子在电线上起飞停留如同五线谱上跳跃的动点，穿过一个少年用纸张自制的“M形镊子”担惊受怕地去捉那黄蜂的油菜花圃，穿过白蝶蹁跹着越过整整齐齐迎风起伏仿佛合唱队一样摇摆的青青麦田，麦苗散发着阳光、雨水和麦芽糖的甜香。
一九九七年的夏天，母亲给我买了一件印有“紫荆花”的背心，此后我一连穿了好多年。
八年后，祖父罹患胃癌，与世长辞。
曾有游方术士路过，给祖父算过命，临别坦言：“终其一生，活不过八十六去。”结果生命定格，止于“六十八”，焉知不是“八十六”的反语——天机不可泄露。
先贤孔子说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祖父经过“知天命”，已然“耳顺”，又何必在乎“寿宴”上是否有子孙磕头呢？该是我想多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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