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礼是形式规范与实质心性的统一
礼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论语》和《礼记》对礼的论述最多，尤其是《礼记》主要就是论述礼的。《说文》：“礼，事神致富，从示从豊，豊亦声。”由此可看出，礼本为初民社会的宗教仪式 ，后来礼的意思发生了变化。《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这里看到了孔子对于礼的知晓程度。《论语·尧曰》：“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从这句话中，可看到“礼”此时已不再是一种宗教仪式，成为了“君子”的行为规范。
《礼记》中载：“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贱轻重皆称者也。”礼于贫贱富贵之间是有差别的，但是同时又是所有人认同的行为规范。礼又不仅有行为规范这一层面的含义，它倾向于对人的行为的外在要求，仅有这些不能认为是合于礼的。这只是礼的外在要求，礼的根本则不在此。《论语·八佾》：“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载问！礼，与其奢，宁俭；丧，与其易，宁戚。’”即是说，礼的根本是内在的真性情，“礼”能够传达人的真实感情，既然要传达人的真实感情，那些个繁文缛节自是不需要了，在亲人的丧礼中，仅有那些娴熟的仪式又有什么用呢，对于逝者的思念之情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论语·阳货》中谈到：“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论语·八佾》载：“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论语·先进》载：“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先进礼乐，则文质得宜，谓质朴，后进于礼乐，文过其质，今反谓之彬彬。”
礼不仅是外在的行为规范，更要求内心的“质朴”，要文质相当，否则礼便有繁琐之嫌。故吾言，礼是形式规范与实质心性的统一。因此，可以说礼是处理长幼、尊卑、亲疏之间关系的具有等级性的伦常规范，这种伦常规范是形式规范与实质心性的统一，该规范要求人们控制欲望以达到争端的禁绝。
二、唐律一准乎礼
礼的基本要求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是儒家的理想状态，通过各自内心的约束和修炼，达到人与人各自不越礼的边界，在属于自己的礼的范围内活动，以此来达到社会的安定有序。一般而言，秦的法律是以法家的作为理论指导的，汉初期所制定的九章律也是本于法家精神。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的提倡，儒学开始进入官方的视野，作为立国的理论基础，此后汉朝的取士也以儒生为主，这从客观上提供了儒家思想指导立法的条件，因为儒生的地位提高，法律的解释制定等工作由儒生担任。
汉武帝后，以儒术为正统，朝中取士多为儒生，“礼”自然为儒生所推崇，到曹魏，礼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处理人与人关系的纲纪，立法自然也要以礼为指导，一场法律儒家化的运动开始了。从曹魏到北周，到齐律，再到隋唐，法律的儒家化逐渐完成，在这过程中，法律的制定是以礼作为指导原则的。
父子有亲，立法则要求一次来规定家长与家庭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法律规定了家长权，要求家庭成员之间要恪守边界，赋予家长的惩罚权和处理家庭内部纠纷的权力，有家长以身作则，行使家长的教化式的权力，训诫那些不守边界遣返他人的家庭成员，以实现家庭的安稳与安宁。
君臣有义，则要求君有君礼，臣行臣礼，臣不能越界，立法中规定了臣要尊君，“十恶”中的“谋反”、“谋大逆”、“谋叛”“大不敬”都是对臣未行臣礼的而规定的罪，并且对于此种违礼的行为是不在“八议”之限；如果君王违礼，则臣下进谏也是合于礼的，故不能臣的行为是对立的僭越。再者，立法所规定的君臣之间的服制、房屋的建造、舆马以及墓碑都是有差别的，这也是根据礼的要求所做的规定。
夫妇有别，这在法律中的体现则为夫权的主体性，妻的地位的依从性，更为重要的则体现在婚姻法中，夫妇之别，对于婚姻的成立则要有“六礼”的程序，否则便为淫奔，婚姻的解除条件规定的“七出”，都是因为妇的行为越出了礼的边界，这些立法是以“礼”作为理论基础的。
长幼有序，则要求幼尊长、长爱幼，长幼各有其行为规范，这在立法中则规定有“不孝”、“不睦”、“内乱”的罪行，因为这些行为违礼了。五服作为确定亲疏关系的儒家规范，法律规定有“准五服以治罪”，根据尊长卑幼之间的关系，来确定行为人的刑罚轻重，也因为行为人违礼的轻重有所不同。以礼作为立法的指导原则，对于违礼的行为法律一般要加以处罚，对于合于礼的行为法律自然不能加以处罚，“容隐”的确立便是基于此，“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则直在其中矣。”父子、长幼、夫妇之间基于礼的要求，对于他们的犯罪行为互相隐瞒并不违礼，这是他们之间“亲”、“仁”的体现，所以对于合于礼的容隐法律当然是不能禁止的。
因此，礼是立法的指导原则，故《四库全书提要》说：唐律一准乎礼。
三、“礼治”的无奈
作为儒家核心的礼，其包括外在的规范与内在的仁义，从理论上来说是非常完美的。然而随着帝国皇朝的建立，以儒术作为正统的思想，礼开始偏离原有的意思，孔孟称颂周礼，赞扬文王之德，同时强调个人性情自由的重要性。荀子性恶论提出，要求严格的执王法，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君权神授的思想，强调君主的绝对权威。君主的绝对权威再加上礼所要求的贵贱有别，为君主专制提供理论基础，君主既是最高的行政管理者，又是最高家长，具有双重权力。这时原来所倡导的君臣之义，便发生了变异，成为臣对君主的绝对服从，君主对臣是无礼、无义可言的，礼所倡导的个人性情自由，只是一种美好的理想，人们所面对的是残酷的现实。
美好的“礼治”实际上成了残酷的法制，儒家的仁德的美好理想，实际上成为了覆盖血腥事实的面皮，礼治成为了制度层面的礼治，心性层面的礼治消失了。制度层面的礼治与行政权力相结合，心性层面的礼治消失了。制度层面的礼治成为了君主专制的工具，最后演变成了吃人的礼教。谭嗣同说道：“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美好的理想遭遇君主专制，虽能够影响法律，结果也只不过是乡愿罢了。君主的肆虐，礼要求的“尊长亲幼”为了减少纷争，以礼入法后，缺少“缓冲地带”的设置，人们的生活中充斥了许些的斑斑血迹。这是礼治的无奈，追求理想的社会秩序，却为等级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要求刑仁讲让，却也出现君主滥权。
四、传统法律也无处可逃
礼对中国的传统法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为立法指导原则，许多法律制度的设立，都以礼作为理论基础的。礼的核心为仁，要求讲仁宽刑，一定意义上防止了滥施刑罚。同时礼又是乡愿，君主的绝对权威，以礼入法，礼失去了原有的性情，成为了刚猛的制度。礼失去了其本体价值，成为了维护特权与等级的工具，传统法律也不能逃此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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