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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指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巫史传统。巫史传统缘何而生？如何发展？其演变有哪些特点？给风水的传承带来哪些影响？本文将从巫史传统的背景、发展、演变及对风水的影响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巫史传统的背景：北极星崇拜
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这不仅是伏羲画卦的参照依据，也是华夏民族文化发展的一贯模式。
茫茫天地之间，自然的强力深不可测，人类显得如此渺小。华夏先祖在严酷环境下力求生存，试图从看似无序的环境中找出规律，尤其是寻找万变之中不变的、可以作为参照和指引的东西。他们注意到北斗七星有规律地围绕北极星旋转，而北极星恒久不移。于是华夏民族对北极星的崇拜长达几千年之久。
即使是面对同样自然事物的解读，不同的民族气质也会造就截然不同的文化视野。
同是对北天区的观照，希腊人想到了卡利斯托媾和宙斯的风流韵事；中国人则通过北斗围绕北极的规律运动，以及北极的恒定不动，悟出了“永恒的秩序”。希腊人把天界看成奥林匹斯诸神随意封赏的园地，中国人则把它看成是至高无上的“神宫”。——陈江风
毫无疑问，华夏民族早已习惯于“仰观天文”，从自然星象之中寻找规律，并主动要求人类社会秩序与自然相对应协调；而以希腊神话为代表的西方诸民族，则是以人类族群之中的秩序去想象和解读自然，由此创造了浪漫不羁的诸神故事。
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提到，我们以社会事务为模型构想出来的观念，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思考另一部分自然的。从社会推及自然，这正是西方诸民族思维模式。这与他们的生活方式有关。游牧民族惯于迁徙，对自然的依附程度不高，面对变幻无常的生活境遇，他们自觉结成团体以求生存，不可避免地首先要处理社群内部关系。
而农耕文明固着在土地上，更容易受到自然变迁的影响，人们要按天时、季节来组织生产活动，不得不对自然采取合作态度，因此“法自然之道”来组织社会秩序，实是生活经验所赋予。
在自然现象中，最神秘、最深不可测且无法抵挡的力量是浩瀚苍穹。经过长久观察，华夏先民认定：恒定不变的北极星是神圣而至上的天之中心，是宇宙万事万物的本源与最高准则。孔子说过：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卫）之。（《论语·为政》）
北极星崇拜后来发展为以“帝星”为中心，以“三垣、四象、二十八宿”为主干的组织严密、等级森严的庞大的空中社会。它也成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帝王崇拜的理论依据。
巫史传统的发展：从巫君到德君
从《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的思路出发，与涂尔干的结论社会是宗教力的源泉相参照， 得到这样一个推论——自然是巫术力的基础。这一论点不仅得到了弗雷泽的肯定，而且还有李泽厚的佐证。李泽厚在《说巫史传统》一书中，进一步指出，中华民族的文化正是以巫史传统作为发源起步的。
远古先民们从自然崇拜之中找到了人间社会秩序的理论依据，建立了以氏族首领为中心的等级制度。而上古氏族首领都是能够沟通天人的大巫，例如神农氏尝百草、伯鲧腹禹、大禹治水变熊、黄帝大战蚩尤时风伯雨师旱魃相助、西王母接见周穆王等等，这些史书记载的故事，都有很浓厚的巫术色彩。
随着生产发展，社会分工逐渐细化，原来由巫君担任的一部分职能转移到了史官和巫官等人身上，巫君的神秘功能经过上千年的演化被逐渐理性化、人文化，成了对政治首领品格才能的要求。“氏族、部落、部族等的首领们以自己突出的道德和才能的修养，获得氏族成员们心悦诚服的衷心拥戴，从而进行领导和统治。”
彼时各群落之间并无明确国界，若是首领失德、统治无方，百姓会扶老携幼竞相奔逃，依附临近的有德之君，这种情况到春秋战国时代还甚为普遍。而在农耕时代，劳动力尤为重要，人口流失就意味着统治危机，故首领们为期百姓归附，大为注意修德养性。
及至周朝，周公尚有某种巫师事迹的残留，如《尚书·金滕》中所述，为周武王祷病等，但主要是以具有崇高品德和杰出才智而“制礼作乐”的鲜明世俗形象出现了。后来再经过孔子大力提倡“周礼”，进一步修订四书五经、整理礼仪制度，规范上下尊卑、君臣父子、出入规格等；历代儒生士大夫又对孔子学说加以阐发和应用，中国的巫史传统经过了彻底的理性化和理论化，逐渐得以发展完备。
如上所述，巫史文化以“自然”为师，先是以“巫”为尊（沟通天人），后来以“德”为继（“内圣外王”之道），再以严明等级的“礼制”为行为规范，又形成一套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终于形成华夏民族独具特色的主流文化。
巫史传统的演变：从王道到霸道
由于儒家文化在历朝历代的统治中大多占主流地位，看起来巫史传统的发展似乎一脉相承。但事实上，以北极星崇拜为前提和背景的帝制，在历史进程的曲折中早已偏离原本的走向。
华夏远古氏族首领作为大巫君，通神明，有法力，能沟通天人，求雨治病，祛灾降福，领导氏族的生存发展。也即是说，首领往往是智慧通达、德才兼备、仁爱百姓、身为表率的。到了夏商周时代，先民掌握一定的生产生活技能之后，对自然的依赖性减弱，巫君巫史渐渐褪去巫术色彩，后人仍以上古圣王的传说作为道德范本和历代帝王之训。
自夏启“家天下”，以往禅让制那种选贤任能、以自身道德修为来感化百姓的情况逐渐不复存在。至西周时期周公“制礼作乐”，基本上完成了巫史传统的理性化与制度化。等级制度逐渐确立，群臣如众星拱卫一般围绕在“天子”（北极帝星）周围。
由于“天子”之位凌驾于诸臣之上，缺乏有效的外部制约，“内圣外王”的道德要求又全凭自我熏陶和自觉内省，本意在规范“君臣秩序”的礼制在后来的实践中对“君王”的约束作用逐渐被忽略，成为单方面规范和约束臣民的工具。再随着朝代更替历史发展，礼制法度大多成为形式上的走过场。
孔子呼吁“克己复礼”，实是要求回复到周天子时代那种谦恭的内心状态去。提倡“仁”“礼”，其实也就是注重内心情感的培养。由“内圣外王”的要求引申而来的“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本是对于首领、君主提出的要求，作为君子规范普及到了文人士大夫，而君王本人却从这要求里缺席了。
东周末年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失威，礼崩乐坏，诸侯开始以“武力”夺权而非以“德”服众。后世在这方面做到最极致的莫过于宋太祖赵匡胤，他手握重军，兵变夺位，坐上王位后担心旧事重演，于是广开科举，以分散官员职权，以至于国家冗兵冗员，积贫积弱。这样单凭君王意愿操纵君臣秩序的行为，早已悖离了北极星崇拜中巫君养德的前提条件。
纵观几千年来，封建王朝的制度建立得越来越完善，随之发展的一套文化解释也越来越系统化，但是与“内圣外王”的上古巫君传统已经所涉不多了。提倡恢复周礼的孔子门生在历代沦为帝王的统治、宣传工具，孔子所谓“君子不器”的教诲也许只有在他那个时代才成为可能。
巫史传统影响下的风水史：从独立到附庸
在生产力低下，防御能力极为落后的远古年代，择居无疑是一门事关生死的学问。在与相邻聚落的对比之中，华夏先祖们注意到一些特征类似的居所（低洼、湿冷、透风等）会明显导致群体抵抗力变弱甚至死亡，于是细心观察实践、总结经验，逐渐形成一套不断完善的风水理论。
远古时代的巫君和贵族，大都了解一些堪舆常识。随着生产发展社会分工细化，出现了专司其职的“地理先生”。作为事关重大的专门技能，地理堪舆与天文观测一样为官方所垄断，民间不得私授。
有名的堪舆家深受统治者重视，如著名堪舆家杨筠松曾为唐代国师，授“金紫光禄大夫”。后来由于统治者控制程度减弱，风水才有机会流入民间。
最初，风水作为华夏先祖总结的避风保暖、便利饮食与生产活动的经验之谈，后来随着住地迁移，生产居住条件改善而加入了许多新的内容。
随着夏商周时代封建制度的发展，“礼制”的提倡、“君臣父子”之道引申出“孝道”（尤其汉代选官实行举孝廉制度），于是选择墓地也成为“风水”的重要话题。但这时墓地择址并不与子孙兴旺或做官为政产生必然联系。
何况春秋战国到三国两晋南北朝，尊卑等级分明，家族门阀势力雄厚者世代为官，等闲百姓最好如孔子所言，各安其职，休存非分之想。隋唐开科举取士，也有筛选条件需要考察出身背景。
只有自宋朝开始，科举政策放宽，平民百姓也可参加考试。在这一时期，风水才更普遍地与后代的功名福禄挂上钩，从此被附会以神秘色彩。
纵览风水史，可以说，如果没有巫史传统的经验传播，风水理论不会作为“官学”如此完整地一脉相承下来；
如果没有巫史传统的“礼制”提倡君臣父子而及“孝道”，阴宅择址观念不会如此受到格外重视；
若是没有“霸道”的统治者改变科举政策、放宽参与考试的出身和年限，若是父爵子袭的悠久传统仍有沿用，阳宅观念与功名福禄也未必会关联那么紧密。
科举制度给人看似平等的机会入朝为官，改变命运，于是百姓一门心思熟读经书参加科考，从初识笔墨考到垂垂老矣。不仅如此，他们还费尽心思择地而葬，意图荫蔽子孙“官运亨通”，为统治阶级服务。唐太宗曾得意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至此，原本独立发展的风水，成为统治阶级文化政策的工具，其基本精神受到世俗名利欲望的熏染。
在除了科举出仕少有其他改善生活出路的封建时代，这种情况难免，需要我们客观看待。而今天研究风水的首要任务，就是正本清源，辨明不符合时代的部分，接纳并传承风水的合理成分。
这篇文章意在整理思路，也仅仅是研究风水学问的一个开始。日后的研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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