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们所弹奏的旋律，画的画儿，无须经过翻译，不胫而走，就飞到另一个国家去。但文学却不能。语言文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的围墙。作家们大多在墙里边走来走去，要想翻越这面墙，必需通过一道道桥。造桥者就是翻译家。
然而，由一种文字变为另一种文字谈何容易，此中是优是劣，就全凭翻译的本领了。碰上好的翻译，原作的形神俱在，不会受到损失；碰上差的翻译，便驴唇不对马嘴，一切全毁。一次我去某一德语国家，拿着我的一种德文版的小说送人。我的翻译翻了翻便对我说：“这本书你千万别送人了。”我问：“为什么？”他说：“译得太差了。人家看了会说，冯骥才的小说怎么这样糟！”气得我把带去的书都扔在旅店里。
但是，俄罗斯作家是幸运的。当他们的作品进入中国，正赶上那一代的俄文翻译人人笔精墨妙，那真是千载难逢！
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一家出版社想出版契诃夫的作品，因与翻译契诃夫作品的专家汝龙谈不拢，便绕过汝龙，邀请了一些俄文专家，试译契诃夫的《套中人》。大家全都译这篇小说，为了看谁译得好。结果没有一人能够把契诃夫的味道译出来，最终还得去找汝龙。好像唱《失空斩》，只有马连良才是孔明的味儿。
汝龙几乎译了契诃夫的全部作品。早在1952年他就出版了25卷本的契诃夫作品选集。契诃夫那种感觉——那种悲悯的、轻灵的、忧伤的、精微的感觉只存在于汝龙的字里行间。还有一种俏皮、聪明、绝妙的短句子，也非汝龙不可。感觉的事物只能感觉到，尤其是对于契诃夫这种凭感觉写作的作家，只有能够神会到作家特有的感觉的译者，才能去译，否则一伸手就全乱套。汝龙还译过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和库普林的《石榴石手镯》，也都译得十分出色，但在人们的印象中他还是契诃夫的专家。
中国的翻译界很有意思，针对俄罗斯每一位大师，都有一两位“专职”的译者。比如普希金的诗译者是查良镛和戈宝权，果戈理的译者是满涛，列夫·托尔斯泰的译者是草婴，肖洛霍夫的译者是金人等等。他们的译本所达的高席就是原作的高度，很难逾越。莱蒙托夫的诗译者是余振；莱蒙托夫只写了一本小说《当代英雄》，译者是翟松年。我看有了翟松年这个译本，就永远不需要别人再译了。
据说，近年国内有一家出版社邀集一批人重译世界名著。一人一本，分工合作，速度惊人，结果很快就生产出一大套三流的“世界文学名著”。看来他们不懂得翻译是不折不扣的再创作，而决不是一种技术性的文字转换。翻译是要有个性的，而且要求译者的个性符合原作者的个性；还要求译者对原作及其作者先要做深入的研究与理解，决不能拿起来就干。更不能像当今写电视连续剧那样，找一批写手（俗称枪手），分集包干。市场只能制造畅销书，却产生不了纯文学。
俄罗斯文学中有两位作家的长句子很难把握。一是果戈理那种定语成串的缤纷而流畅的长句子，一是列夫·托尔斯泰那种结构复杂、因果来回转换的长句子。但各有一位译者对此得心应手。前者是满涛，后者是草婴。能够对这种高难度的长句子驾轻就熟，能是一日之功吗？所以这一代翻译家都是把一个或几个俄罗斯作家作为自己终生工作对象的！
当然，也有某一位俄罗斯作家同时有几个译者的，比如屠洛涅夫。可能屠格涅夫进入中国较早，早在1933年屠格涅夫逝世50周年时，上海出版的《文学》期刊就出过“屠格涅夫纪念”专号。他的研究者肯定很多，译者自然也多。尤其是他那种抒情的句子太富于诱惑力了，所以他的作品很早就被不同的译者所“瓜分”。丽尼译了他的《贵族之家》和《前夜》，陆蠡译了他的《罗亭》与《烟》，马宗融译了他的《春潮》，巴金译了他的《父与子》，巴金还与妻子肖珊合译了他的《中短篇小说集》。这些译本至今仍是质量极高的精品。再比如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一书，周扬、高植和草婴三位都译过，这三种译本各有所长，而且都抓住了列夫·托尔斯泰的精魂。
当然，有的译者还会从他专攻的作家那里走出去，去寻找另外一些他喜欢的、气质相近的作家，做些研究，并把他们的作品译出来。比如巴金翻译赫尔岑的《家庭的戏剧》，李林翻译库普林的《阿列霞》，草婴翻译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等等。这些并不是偶然为之，相反正是这些作家最好的译本。
应该说不少译本都是翻译史上的经典——
除上述的译作之外还很多。比如肖珊的《别尔金小说集》（普希金），蒋路的《怎么办？》（车尔尼雪夫斯基），荃麟的《被侮辱和被损害的》（陀斯妥耶夫斯基），李林的《悬崖》（冈察洛夫），丰子恺的《猎人笔记》（屠洛涅夫），刘辽逸的《啥吉穆拉特》（列夫·托尔斯泰）等等，都是文字精湛，神采飞扬的上佳译品。对此任何重译都将劳而无功。打开这些译本时，我们坚信原作的气质和气息就是这样的，换了译本就成了假冒伪劣。中国这样的高水准的俄文翻译一直延续到廿世纪80年代。直到我们阅读帕斯捷尔纳克、艾伊特马托夫、巴乌斯托夫斯基、瓦西里耶夫、舒佳耶夫、拉克莎等廿世纪中后半期作家的中文本，仍然能够享受到这些译作高贵与精美的文学性。
我想，俄罗斯的作家应该感谢中国的翻译家。他们既是作品的高水准的译者，也是研究这些作家的专家。他们个个都倾尽了心中的金银绯紫，打造出一座座真金的桥，从而把这些俄罗斯文学大师引入中国，使他们赢得广泛的钦慕与景仰。
五四时期以来，西洋文学潮水般进入中国。当时的知识界介绍这些作品并非出于纯文学的目的，而是为了将民主和自由的思想注入我们在上千年封建时代里变得僵化的民族肌体。而那一代知识分子，学养很好，学贯中西。他们在私塾中磨炼出炉火纯青的国学功力，又留洋海外，西文的能力也一样是一流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待这些国外的文学经典十分严肃。这就造就出一批翻译大家。
然而初期，中国正经历着白话文运动，翻译语言不免有些生涩之感。比如鲁迅先生翻译的果戈理的《死魂灵》，就算是一个不成功的译本。但到了２０世纪四五十年代，中西文化渐渐融通，欧化的翻译语言独立出来，我国的文学翻译便进入历史性的黄金时代。特别是在介绍苏俄文学方面，由于政治杠杆的倾斜而一直得到很大的优惠。俄文翻译自然就居于领先的地位。一时我国的俄文翻译家俊杰并起，状似群星灿烂。
依我看，翻译不从属于原作，相反倒是原作生命的再创者。所以，优秀的译本应该与杰出原作放在同一个位置上。我们应当给这些优秀的翻译很高的文学地位，还要重视与研究这个廿世纪外国文学翻译的黄金时代。
可惜至今还没有一部《中国翻译史》，这倒是翻译界该做的事了。我说的决不仅仅是俄文翻译。别忘了，还有为法、德、美、英等国文学进入中国而“造桥”的一批翻译大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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