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都在聊一件事情，说最近的教科书上，更正了一些人们常见的读音错误。
比如“远上寒山石径斜（xiá）”这句话的正确读音，其实应该是“远上寒山石径斜（xié）”再比如“乡音无改鬓毛衰（cuī）”正确读音，应该是：“乡音无改鬓毛衰（shuāi）。”
但2月19号，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汉字拼音研究室接受采访时解释说，他们最近并没有更新审音表。像“远上寒山石径斜（xiá）”，标准读音早就改成了“远上寒山石径斜（xié）”。
说到“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这首诗你可能很熟悉，是唐朝大诗人杜牧的诗《山行》。
不过，你发现没有，这首诗里的“石径斜（xié）”、“有人家”、“二月花”，“斜”字在这里不押韵。所以好多人说，这个字读应该读xiá。那这个说法对吗？
古诗读起来不押韵，这可不是一个新问题了。早在唐朝以前，古代的大学问家们就发现，好多古诗，读起来都不押韵。大学问家们觉得，这不合理呀？
到了宋朝，有个叫吴棫（yù）的大学问家，就提出一个想法，说古人写诗的时候会不会有一套专门拿来写诗的读音，和平时说话的发音不一样？
比如说“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在诗里，“斜”不读xié，而是读xiá。这不就和“家”押韵了嘛。
这套说法叫“叶（xié）韵说”，这个“叶”写出来就是“叶子”的“叶”，这是多音字，以后看到时，可千万别读错了。
吴棫说完以后，当时的别的大学问家，像朱熹呀什么的，就都信了，这个说法成了当时的语文常识。
不过，这种说法其实是错的。又过了好几百年，到了明朝，有几位特别伟大的语言学家终于发现了真相：原来，语言是会发生变化的。每过几百年，基本上每个字的读音都会和之前完全不一样。
也就是说，假如有个时光机，能帮你回到好几百年前，你就会发现，你完全听不懂那时的中国人说的任何一句话。
当然，那些古人也听不懂你说的话。比如你和古人一起念同一段《论语》，互相根本听不出来对方在念什么。
语言这样变来变去，就把有的押韵的字变得不一样了。
“石径斜xié”在古时候，从来都没有被念为过“石径斜xiá”，xiá是后来的人自己凭空想象出来的，在汉语的历史上，是没有任何依据的。
那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人，坚持要念成“石径斜xiá”呢？因为押韵，好听呀。
像这种情况，还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社会方言”，就是后来人为了好听，临时改一下读音，专门在念诗的时候用，别的时候不用。
这就好像你们当地的方言，只在你们那儿用，到了外地就要说普通话是一样的。
所以，字典里“石径斜”的“斜”没有xiá这个音，考试时也千万不能写这个音。考试时绝对不能写xiá，因为考试考的是普通话，考的不是方言。
那么为什么咱们平时读诗时，还是习惯将斜念成xiá呢？
很简单，当斜念xiá时，与“家、花”两个字押韵，好听呀。能感受古诗的韵律美。
但这时就产生了一个严重问题，那就是忽视了语音对建构我国统一团结，即“大国宪制”的意义。
从信息学角度看，书同文，通过努力，可以做到。但是语同音，就是说话的音调一样，互相听得懂，别说古代，就是今天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比如，今天北方人听广东人说话，还是和外语差不多。但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语言不通，那华夏民族这个超大型国家组织是根本建构不起来的。
为什么呢？我们需要从正反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从正的方面来说，中国古代的读书人虽然通过阅读儒家经典，继承了天下观念和圣贤人格。比如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样的言语虽然有很大的格局和气象，但是在现实中，读书人因为方言问题，是没办法和本地以外的人说话。
所以，如果任由“社会方言”存在，那么读书的士子即不可能成为“横渠四句”里标榜的那种儒家，也不可能成为真正有全国视野的官员。
所以，从这面说，语同音是打造我国大国宪制的必要条件。
再看反的那一面，这就非常危险了。如果一个精英，如果不具备全国视野，那他就必然成为地方上的诸侯。
啥叫精英啊？意思就是一帮不甘于人下的家伙啊。他们是一定要做一番大事的。如果没有机会去做全国性的大事，他们就要去做地方性的大事。
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把地方性的大事办成他们的“全国大事”，说白了，就是闹分裂、闹独立。而且你别觉得这是耸人听闻，看看欧洲的历史就明白了。
欧洲中世纪的时候，书上的文字都是拉丁文。这和中国古代的书同文是差不多的。
但是说话呢？没办法统一，所以各地都有各地的方言。很正常吧？跟中国也差不多吧？结果呢？
结果就是一旦某个地方出现了精英，利用当地的社会方言创造出了伟大的作品，那么这种社会方言就很难再消失了，操这种方言的人也隐隐然就会出现要独立的倾向。
比如莎士比亚对英语，普希金对俄语的贡献就在于此。更典型的例子是马丁路德。
德语原本只是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中欧地区的方言。马丁路德用这种方言翻译了圣经，统一甚至可以说就此创造了标准化的德语和德文，而德国就是依照这种语言才轮廓清晰、逐渐成型的。
听明白这个道理，再回来看我们古代中国，就会倒抽一口凉气啊。如果全国精英之间的语言沟通问题始终解决不了，这个国家可能在历史的中途也就解体了。
但是话说回来，今天我们一开始讲的那个难题还是存在啊。语音统一，今天都做不到，何况那个时候，那又怎么办呢？
很简单，就是退而求其次，在读书人推广就行了。而这就是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唐代推广“河洛话”、民国政府推广国语，今天我们推广普通话，我国几千年来的传统。
比如，虽然最早的的官话，西周的“雅言”具体怎么读，现在已经不是清楚了。但至少我们知道，战国时代的苏秦、张仪是可以到处游说的，孙武、伍子胥、商鞅这些人也是可以换个国家做官的。
可见，那个时代的精英，已经部分地做到了“语同音”，毕竟互相之间也已经能听得懂了，而这也使春秋战国能统一于秦朝的根本。
而到了汉代，推广官话多了一种手段，就是有了京城的太学。
太学看起来就像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普通大学，它的一个重要职能，以往为人所忽视，那就是把全国各地的大量读书人全部集中到京城，让他们做面对面的交流，同时，集中诵读、研习经典。
这些人的人数从最初的几十人，渐渐增加到几百上千，到东汉时，已经发展到三万多人，这是个啥过程？这在客观上就是个校正各地方言，校正语音的标准化过程啊。
于是很多人就又有了个忧虑，那就是：这样推广官话，不就有可能消灭方言吗？
其实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因为推广“官话”的目的，只是要让读书人通过这样的训练能互相听懂、可以直接交流。
就像今天四川人说普通话，叫川普，广东人说普通话，广普，虽然不标准，但是交流已经没问题了。
不要小看这一点，正是因为官话的推广，中国古代政治中的一个重要措施才得以实行。那就是“异地当官”的制度。
如果读书人在本地当官，就很容易造成官民勾结、地方势力固化。所以，中国各朝各代一直坚持“异地当官”。
就是你在这个地方出生，但你就不能在这个地方当官，一定要到其他地方。这已经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基础观念之一。
但是这时有就又有个问题了，你想，外地来了一个官员，跟当地人语言不通，平时的政务怎么处理呢？
所以，中国自古就又有一个规定，就是官员的属吏，都要用本地人。
这两项制度，再加上推行官话，这第三维的制度，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局面。
首先，其他地方来的官员，处理政务，靠手下的属吏。他们之间说话用官话。这样，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调动官员，大家的适应成本都很低。
其次，由于方言阻隔，官员很难和地方上的民众直接交流。要交流就必须通过属吏来进行。这样，官员要想和地方豪强的勾结就多了一层障碍，不那么好办了。
第三，属吏虽然很熟悉当地的情况，也容易勾结豪强，生出各种弊端。但是他们手里没有权力。说到底，他们还是要听官员的。
于是，这三条加起来，时间久了，就会产生一个对华夏文明传承，有极其重要的精巧的互相制衡的结构。
一方面是方言的民俗化。
比如春晚的小品中，也往往是用北方方言，像山东话、天津话、东北话来表演，好像演出效果就更逗乐一些，而用普通话演小品说相声，喜剧效果就是差点意思。
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普通话听上去总是显得很正式，很高大上。
即使是发音和普通话区别不大的北京话，听上去也比普通话更有趣、更接地气，而这使得同一地区的人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由于方言是地区性的“社会语言”，所以久而久之，地方方言是不登这些大雅之堂的，只用来表达种种日常生活的琐碎内容。
另一方面是官话（普通话）在国家层面的正统化。
比如新闻联播、重大活动上听到的都是普通话，普通话经常用来念国家法律法规、发布官方消息。总之表达的都是权威、正式、官方的内容，是经常用来说“大词”的。
时间一长，普通话在人们听来，就等于高大上，而地方方言，也就日常化、鄙俗化了。普通话也就因此具备了一种“软权威”。
因此，官话并不需要你说得标准，也不用替代你原来的方言，只需要你谈论国家大事和正式问题的时候使用这种语言，而这就够了。
因此，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即在说日常琐事的时候，习惯用老家方言。但当大家说正经事的时候，尤其是说“大词”的时候，都不得不用普通话。
这样方言与官话的社会属性不同，就使得，莎士比亚在英语中、普希金在俄语中、马丁路德在德语中起到的那些作用，在汉语中就不太可能出现。
因此，伟大的、正式的作品，只能在出现在官话、普通话这样的通用语言中。因此我国第一部蒙学书籍《颜氏家训》在“言辞篇”这样说：
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已来,固常然矣。自《春秋》标齐言之传,《离骚》目《楚词》之经,此盖其较明之初也。后有扬雄著《方言》,其言大备。
然皆考名物之同异,不显声读之是非也。逮郑玄注《六经》,高诱解《吕览》、《淮南》,许慎造《说文》,刘熹制《释名》,始有譬况假借以证音字耳。
而古语与今殊别,其间轻重清浊,犹未可晓；加以内言外言、急言徐言、读若之类,益使人疑。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高贵乡公不解反语,以为怪异。
自兹厥后,音韵锋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指马之谕,未知孰是。
其结论就是：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覈古今,为之折衷。
对，正是这个原因，让官话成了中国精英共享的语言系统，而且还会越来越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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