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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21岁的张艺谋结束插队生活，进入陕棉八厂，成为了一名织袜工人。他在这里生活了7年。
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入厂后第一次开会，他被领导点名，在600多人的目光注视下独自离开，因为全车间只有他一人是非党员团员身份。
而这样的情形在日后反复上演着。
70年代是一个盛行集体主义的年代。虽然长期的集体生活让人倍感束缚，但没有人会希望自己被排除在外。而张艺谋夹在其间，既渴望自由，又期待着被接纳。
70年代，工人们集体早起晨练
这段生活里，张艺谋拍摄了许多照片，以此作为个人表达的出口，但他没想过要当导演，而是有更为现实的考量，他想为自己谋条出路——靠摄影完成从车间工人到工会摄影师的跃升。
张艺谋早期摄影作品
1971年，某事件给青年人带来的信仰坍塌和迷惑
进八厂时，张艺谋携带的最“昂贵”的家当是一架“华山”牌相机，他插队时花8块钱买的，这是当时能买到的最便宜的相机。后来他省吃俭用，又买了架“海鸥-4A”，花了近200元。那时，他每月的工资不到40元。
买了新相机不久，张艺谋拍了一张名为“还我自由”的照片，灵感来源于工友吴德功看过的一部法国同名电影的剧照。
照片中5名工友背靠厂区土墙，有人“歪着头宁死不屈”，有人“侧身正视着枪口，视死如归”，有人“眼望蓝天，大义凛然”，有人“心平如水，淡然处之”，有人“面向阳光，充满渴望”。
每个人似乎都在用自己的理解诠释着“自由”。
但事实情况却是，由于大家没有拍摄经验，开始的几次试拍，效果并不理想。之所以会有这张表达丰富的照片，是张艺谋发挥自己“导演天赋”的结果——
他靠近工友，对他们说：“你们五个是我抓来的地下党，现在执行枪决！你们看到了没有，我右边有架轻机枪，全堂上满子弹，只要我一声令下，哒哒哒，你们将全部倒在血泊中！”
他停了一下，继续讲：“年轻人，听着，死就是活不成了！父母亲人见不到啦！现在，你们好好想想，在死之前想些什么？”
5个年轻人生平第一次听到要自己死的一番话，情绪立刻紧张起来，各自进入了角色。
他迅速退到拍摄位，利用夕阳西下时的侧逆光，按下快门，拍下了由他导演的“还我自由”。
张艺谋早期摄影作品“还我自由”
那时的张艺谋，已经显现出天分。虽然只能拍摄黑白照片，但他的精心构图，以及对光影地把控，让照片充满了灵性。更重要的是，这些照片里充满了对时代年轻人的个体关怀。
1974年，好友吴德功要离开厂子，分别之时，他问起张艺谋以后的打算，张艺谋说自己早想好了，以后要开个照相馆，既能养家糊口，还能有个情趣。
张艺谋几乎给身边所有的好友都拍过照片，有些是自己的创作，有些是为工友拍摄的宣传照、结婚照。
他将四人员工宿舍布置成“暗室”，墙上挂满了显影和定影的配方，还成功“公关”了咸阳设备最先进的两家暗室，免费帮大家冲洗照片。
他几乎跑遍了西安和咸阳大大小小的书店，找了所有与摄影有关的书。有些书买不到，就抄下来。他曾不无骄傲地对工友说：咸阳市乃至陕西省所有图书馆关于摄影的资料都没有我这儿全。
张艺谋为好友拍摄的只有背影的“结婚照”，据说3个人骑自行车走了30公里，找到了这处景色
在八厂的7年里，张艺谋没做过“电影梦”。他不是叛逆者，却长期被集体排除在外，成为人们口中“不三不四”的人。这使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养成了一种“自卑、循规蹈矩、很低调、从不出头、不张扬、永远从众、随大流”的性格。
但他有许多优秀的品质，勤奋好学，不断自我突破。他为世俗而努力，试图在规则内改善自己的生活境遇。
他渴望自由，但也接受了时代的设置。
他说：你没有办法辨别什么是机会，就只能做各种各样的准备。
也许，没有命运的眷顾，张艺谋也做好了在八厂长久生活下去的准备——开一个小照相馆，靠为工友们拍照养家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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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高考恢复后，北京电影学院给陕西省纺织系统分配了一个报考名额。当时，陕纺系统下有13个工厂，但仅有的名额恰巧落在了张艺谋所在的八厂。
1977年，高考恢复后的北京考点外
面对突如其来的机会，最初的张艺谋有些犹豫，他觉得自己不懂表演。
工友们鼓励他去报考摄影系。他去找“老大哥”吴德功商量，两人从傍晚谈至深夜，权衡利弊后，张艺谋决定试上一试。
他选了自己过去拍摄的100多张照片，从卫生所借来了白胶布和棉线，按人物、风景、特写装订成册，并将每一张照片的拍摄经过写成文字，附在其中。
然而，28岁的张艺谋没想到自己早已超过了报考年龄的上线。自觉在陕西报名无望的他，别无选择，唯有“进京赶考”。
利用一次出差的机会，张艺谋背上了自己的作品，来到了北京。
招生老师看到他的作品后赞叹不已，认为自摄影系报名以来，还从未见过作品数量如此之多、技术如此专业、基础如此之好的考生。但当得知他超龄时，老师也无可奈何，只是表示会向学院反映他的情况。
张艺谋回到了陕西，等了几周，杳无音信，于是决定在次进京。这次他托亲戚找到了电影学院摄影系教授赵凤玺。
赵凤玺对张艺谋的作品很是欣赏，但自己并没有能力帮助他成功报名。于是，便推荐他报考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前身）摄影专业。
张艺谋满怀期待来到了远郊的“北广”，但再次被泼了一盆冷水，北广的老师告诉他：“电影学院做不到的事儿，我们同样做不到。”
倔强的张艺谋就这样在北京和西安跑了几个来回，最后终于将自己的作品递到文化部长黄镇的手里。黄镇爱才，做出批示：成绩优异，特殊处理。
几经辗转后，张艺谋终于被破格录取，进入摄影系78班学习两年。
听闻此消息的张艺谋说：“我真是受宠若惊，突然变成一个大学生，这是我原来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太偶然、太幸运了！”
但不好的消息是，北京电影学院“仅同意其旁听两年，而后自谋职业”，并且没有约定在学业结束后为其颁发证书。
在入学一周后，就有人贴出大字报，称学院扩招和破格录取为“走后门”，虽未直接指向张艺谋，但这让他再次感受到身在“八厂”时的压力。他又一次成为了“合法”规则中的异类。
这种“边缘人”的身份，让张艺谋始终找不到安全的生存姿态。他只能一直向前奔跑。
在校期间，勤奋的张艺谋是学院图书馆借书最多的人；两年时间，他完成了22门课程，是全系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当时，张艺谋已经做好了离校的准备，心想“给我个大专文凭我就走。”
他曾对导演系的田壮壮等人悲壮地说：“学院已经跟我谈了，哥儿们这一走，就可能回不来了。你们多保重，我以后永远也见不着你们了。”
但最终，北京电影学院还是为成绩优异的张艺谋补办了入学手续，他也正式成为“北影”78级中的一员。
后排右三张艺谋
北京电影学院这一年的招生，后来被法国权威杂志《电影手册》评为“世界电影史上100个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与张艺谋同级的还有：田壮壮、陈凯歌、顾长卫、张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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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时代气氛逐渐缓和，大批刚出校园的青年开始释放内心长久的压抑，才华也随之一泻而出。
这批电影人后来被人们用“第五代”来统称。
“第五代”深受西方电影美学影响，他们发现电影不再是用来宣传的工具，不在聚焦于集体主义，开始用电影来关怀个体。
他们抵制样板戏的程式化，开始在电影中运用大量新颖的符号和意象。
1983年，对色彩和造型敏感的张艺谋掌镜了张军钊导演的《一个和八个》，这部电影被公认为是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
其后，他又在陈凯歌的《黄土地》和《大阅兵》中担任摄影。
《黄土地》拍摄现场
张艺谋在这些电影中大胆使用了许多先锋的镜头表现形式，和样板戏呆板的镜头设计产生了强烈对比。这种革新，成为第五代导演创作的重要特征。
《红高粱》开启了张艺谋的导演生涯，在这部电影中，他将自己的电影美学贯彻到了极致，浓郁的大红色衬托着西北的荒凉，强烈冲击着人们的感官。
《红高粱》剧照
之后，张艺谋相继拍摄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这些作品都在关怀着大时代里的个体命运。
对自己经历的历史做出反思和回应，成为了第五代导演的集体意识。
时间来到90年代，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东西方结束对立，福山在此时写出了《历史的终结》。人们集体陷入了“世界大同”的幻觉。
第五代导演的作品也更加“世界主义”，这一时期的他们在国际上大出风头，摘金夺银。这是属于第五代的黄金时代，相继有人成为“大师”，张艺谋是其中之一。
之后，第五代的光芒迅速褪去。在完成对历史的反思之后，新的电影美学开始进入，“千禧一代”的审美趣味已彻底改变。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电影作为大众消费品的属性愈加显现。“大片时代”已然来临。
而张艺谋成为第五代中率先拥抱新时代的人，《英雄》成功将中国电影带入了亿元时代。
这也是张艺谋备受争议的开端，尽管电影的造型和色彩都无可挑剔，张艺谋的美学造诣被发挥到了极致，但影片被诟病为“歌颂暴君”。人们不能接受第五代反思历史的代表，开始虚构历史。
《英雄》剧照
之后，陈凯歌、冯小刚也在票房的感召下拍起了大片；冯小刚拍了《夜宴》，陈凯歌拍了《无极》。但涌入电影市场的“热钱”成为了一剂毒药，第五代口碑跌入谷底。
2008年是张艺谋生命中的一个重要年份，他作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总导演，为全世界奉献了一场视觉盛宴。“国师”成为了张艺谋身上另一个沉重而亮眼的标签。
后奥运时代，张艺谋依旧高产。
2009年，他与正当红的赵家班结合，打造的土味“莎士比亚”悲剧，成为了导演生涯的“污点”。
2010年的《山楂树之恋》被认为是平庸之作。
2011年的《金陵十三钗》以6亿票房拿下了当年票房冠军，但被广大互联网女权主义者抨击“三观不正”。
在经历“超生”风波，沉寂三年之后，张艺谋于2014年《归来》，他找回了最初的创作状态，却没了当年的锐气。
而对于《长城》，张艺谋说这部电影让他明白了一个朴实的道理——“做回自己”。
张艺谋坦诚自己“不太爱惜自己的羽毛”。
“大师”、“国师”、“世界级电影导演”，有诸多标签贴在他身上，只需守住一个，便可享受赞誉，但他没有选择拍一辈子《活着》，他一直在时代洪流中不断自我革新。
80年代的反思，90年代的世界主义，新千年的大片时代，张艺谋一直是先行者，而先行往往意味着以身犯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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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三邀》中，张艺谋透露了新电影《影》是一个关于替身的故事。
电影讨论了“我是谁”这样一个现代哲学命题。当被问及处理小人物的身份焦虑问题时最难的部分，张艺谋的回答是：活下来，取得暂时性的胜利。
“我是谁”这个问题，或许从八厂开始就一直困扰着张艺谋，但在不同时代地裹挟设置下，他一直在奔跑着为自己谋一条出路。
在第五代普遍丧失创造力时，他活了下来，且取得了许多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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