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淡的日子

散淡的日子

公元1972年的秋天，我高中毕业。在参加完自治州知青办组织的学习班之后，我被分到州委驻地附近的一家小造纸厂当工人。一晃，居然在那里渡过了我青春期最好的五年。而五年的工厂生活，也在我记忆中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轶事。

放漂

我上班的车间叫烧碱车间。我的岗位是制漂工段操作工。上游电解工段的工作原理，是用直流电电解食盐水的方法获得烧碱、氯气和氢气。制漂工段是引入氯气，经过与石灰水混合反应之后，产出漂白纸浆用的漂白液。当年，车间在筹建的时候，听说了制漂工段的污染最严重、最容易患职业病，因此，不大有人愿意在这个岗位工作。一直到开机生产之后，众人才知道，这个工段虽说有许多的不好，但毕竟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特权。

那特权就是：能知道或者说能控制在什么时间“放漂”。

所谓的“放漂”，其实就是排污。生产过程中，石灰水在吸附氯气饱和之后，就制成了所需要的漂白液。制好的漂白液要在贮存池中静置几个小时。一直到漂白液中的石灰浆渣沉淀之后，再把面上澄清了的成品漂白液抽走。这时贮存池底部剩下的全是浆状的石灰浆渣。这些浆渣，就是要排放的废弃物。当年，我们往南圣河里排放的废泄物，是不加任何处理的。闸门一打开，任由废浆渣液哗啦啦地顺着排污沟流泻，直接进入山脚下那条清沏的南圣河。那个时代的人完全没有环保意识。在众人的印象中，甚至没有环境污染这么一说。把浆渣往河里排放，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可以随心所欲支配的小事，可是对于那些祖祖辈辈生活在南圣河水中、不知工业污染为何物的鱼子虾孙们来说，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残浆废液，一经从排污沟倾泄进入河道，在与河水混合之后，其中的有效氯成分便在河水中挥发出来，并对河里的鱼、虾形成药杀作用。一两个小时之后，便是药杀效力的高峰期。这个时候，在排污口下游的一两百米外，满河面上都是浮起了头的大鱼小鱼。那些朦头朦脑的鱼，你可以很轻易地逮到。

最初，谁也不知道废液残浆会对河里的鱼有这等的药杀效应。制漂工段在试机生产过程中的第一次放漂，谁也没有去留意。直到隔了一天，河下游沿岸农场的人在河里捞到了成桶成桶的鲜鱼，并把这信息反馈到厂里。众人这才觉悟到这残浆废液真是个好东西，可以药鱼，可以带来荤食。那个时代，六亿神州尽舜尧，一个个都跟着老人家搞文化革命。那革命，居然让一国的人都变得疯疯巅巅。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之后，餐桌上一日三餐已经很难见荤腥。城市居民每月每人定量供应三两冷冻猪肉，而且还未必能够兑现。眼下，那满河的鲜鱼，怎能不叫一班馋荤腥馋得眼晴都发绿的人动心？

一般都是这个规律，每次开机生产刚往河里排放漂液的头几回，河里被药杀的鱼会很多，但随着排放次数的增加，河里被药杀的鱼就越来越少。你也说不清是鱼子鱼孙们的命是练硬了逐渐适应了生存环境还是被赶尽杀绝抑或别处逃生。造纸厂一般每年都会停机两至三次，每次停产时间一至两个月不等。有时是因为枯水季节电力供应不足，有时是因为造纸用的原材料续不上来。在这期间，你也不知是上游的鱼下来抢占地盘，或是本处的鱼儿们在周游列国、外出旅游观光之后海归了，或者是鱼子鱼孙经过休养生息，又繁衍出来了。总之，再生产再施放漂液时候，河里又有了浮头的鱼。如是周而复始。

厂里的人也慢慢地摸清了这个规律。每次停产后要开机，一有头几次放漂的信息，厂子里没轮到班的人便会往河边跑。许多人逮鱼还逮出了经验，特别制做了兜网，再接上根一两米长的竹杆子。有了这家什，再逮那些个浮头的鱼，就十拿九稳了。

我也去逮过两回。

一回是上午，那次是我在上大夜班。早上6点半，在下班的之前一个半小时，我把漂液的残浆排放下河。8点一下班，就赶紧往河边跑。正赶上好时候，满河的鱼正在浮头，有许多半斤左右的河鲤、白膘鱼，正昏头昏脑在水面乱窜。我用身体堵住一条选择好的石缝，一群鱼正在石缝的水里钻来钻去。看着堵住这么多的鱼，一时让人兴奋得不能自己，紧着用脚夹用手捉用背心捞，一小会就捉了两三斤河鱼。之后，我把捞到的河鱼带回到几公里外州府驻地的家。其时，家里的人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偿过淡水鲜鱼的滋味了。母亲见到我带回去的鱼，显得十分高兴，乐巅巅地把鱼拿去厨房烹制了。不过，这些河鱼在吃的时候，有一股子臭青味，就是自来水中加多了漂白粉那股味。

在我们之后，是一批批闻讯急匆匆赶来的人。这时你若站在高处看，满河上下都是来找荤食的人。周围农场、农村的人也都闻讯赶来了，人甚至比鱼还要多。众人捞啊、扑啊、叫啊、抢啊，闹会一般。那些捷足先登的、捉到了很多鱼的人会笑得合不拢嘴。来晚了的、捉得少的或者干脆没捉到的人，便一脸沮丧。见到我们，就会抱怨说，怎么放漂时也不事先打个召呼？

总之，能不能捉到鱼？确切地知道放漂的时间就成了关键。

因着这缘故，在工厂即将开始新一轮生产时，工段里一干人到食堂吃饭、路过别的车间或路上遇见个什么人，总有人会讨好地询问、打探最近一次要放漂的时间。工段里的人或高兴了，就交头接耳、神秘兮兮居实相告，或有看不顺眼的，就故意胡咒个时间，让别人去河边守株待兔一般傻等。有了此等特权，一个个便品偿到了权力的滋味。当然，那只是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权力！但一干人等在厂子里，便一扫从前被人瞧不起的晦气，人前人后，趾高气扬，很有些掌握军国机密的大人物的派头。

一等劳保

在我们车间正式投入生产之后，因是属于接触有毒化学物质的工种，按照国家有关的劳保条例规定，我们这些从事特殊工种的人员，每月要发放劳保健康补贴金。

为了拿到这份福利，车间主任蔡头专程跑了几次自治州劳动局，去找相关人员办理劳保补助金核发手续。对于发放接触化学毒品补助金这件事，双方都认同。但是，在该按国家一等补助标准还是二等标准执行上，蔡头跟劳动局主事的人员有了分歧。那主事人参照自治州直属各厂矿的劳保标准，认为我们套一等标准（每人每日0.15元）的补助太高了。应当是按二等（每人每日0. 10元）标准执行。而一等和二等的之间的差额，是每月一块五角钱。这钱，要是放在现在，那还真不叫钱了。但是在物质普遍匮乏的1970年代初，那还不单单是一块五毛钱的钞票，而是实物，是一斤半猪肉。你想想，在每个人每个月仅仅有三两冷冻猪肉指标的年月，这一块五角钱的分量，那是非同小可的。

这一等与二等之争，让蔡头费尽了周折：说明、查文件、解释、争执、了解其它同类厂家的执行案例。但劳动局主事的人却坚不让步。蔡头在无可奈何之下，去找了主事人的上司——劳动局长。局长在耐心听完蔡头的陈述后，发话了，既然国家的文件上没有写明白，双方又争持不下，那就让主事的人亲自下到工厂去调查，待了解了实际情况后再行决定。

得到劳动局相关人员马上要下来考察的消息，车间的一干人便商定了一个绝招：等主事人一到，就让制漂工段的人把负压阀给关了，让这老小子也偿偿“跑氯”的滋味，给他一个下马威。所谓“跑氯”，那是我们这个行业里专用的术语，是指负压吸收氯气的装置或因为其它问题，导致电解车间生产出来的氯气不能被正常吸收，让氯气散逸到空气中。

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时，那些呈淡黄色的气体就会从电解槽上端的玻璃曲管里泄漏出来。氯气气体散逸在空气中，人一但吸入含有氯气的空气，就会剌激呼吸道，使人剧烈咳嗽和产生窒息感。战史书上，就记载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国的某一方使用大量的氯气作为武器，开创毒气战的历史。氯气不单单是对人体呼吸系统有剧烈的剌激作用，就是对周围的植物，也会产生强烈的毒杀作用。每次车间氯气气体泄漏之后，车间周围的灌木、乔木、野草的叶子，在第二天就像被烈火炙烤过一样，会蔫萎，然后渐渐干枯、脱落。

再说了，劳动局主管劳保事务的人来到的这一天，一干人正策划着人为制造一次小事故，让这家伙对我们的工作环境有一个深刻的、清醒的认识。谁知，当蔡头陪着主事人刚刚走进车间大门，制漂工段抽负压的设备却自行出了故障。管道失去了负压，电解工段十二只电解槽里的氯气，大量地从槽顶端的水封曲管中逃逸出来，并溶入到四周的空气中。负责分管负压设备的车间人员赶紧戴上防毒面具，去处理故障。车间里其它的人也随即往上风处躲避。

主事人与蔡头行来之处正好是处在下风头。主事人也许作梦也没想到，他的脚刚一踏进厂房，就有这等“好东西”在等着他。他蓦地吸入了一口含有氯气的空气。想必此人是平生第一次嗅到这种怪异的气味。他先是惊骇地原地定住，神情中透着恐怖，干咳了几声，鼻涕眼泪也跟着一起往外淌；然后赶紧用手绢捂着口鼻，头一扭，像是见了鬼似的赶紧往回跑。蔡头急得在后面追赶，边追还边喊叫道，“喂、喂、等一等张同志，你怎么就这么走了？”那张姓主事人巅得头也不回，边跑边朝后摆着手，一叠连声说，“别说了，别说了，一等一等。”

一干人就站在上风头处看着这戏剧性的一幕。特别是主事人的那一副狼狈相，令人忍俊不禁，哈哈大笑。有人因此大发感慨，说，真是人算不如天算。有的则学着主事人那一副狼狈相，左手捂口鼻，朝后摇着右手，一叠连地“别说了，别说了，一等一等”。总之，过了许多时日，这件事还一直是车间里工友们的笑料。

事隔数日，蔡头终于喜滋滋地向众人宣布，我们车间的劳保标准批下来了：一等。按每人每天一毛五分钱的标准发放。

到了劳保食品发放的日子，全车间的人都像过节一样喜气洋洋。众人分到的都是实物。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否则，在每人每个月仅仅配给三两冻猪肉指标的年代，有钱，你也未必能买得到东西。每个人分得的食品计有：冰冻猪肉二斤，白糖一斤、花生油半斤。

在发放劳保食品的当天，车间里那些分到了冰冻猪肉的单身青工，都会把冰冻猪肉一次性全部烹煮了（没冰箱，没办法贮存），之后邀请厂子里那些没有劳保猪肉的好友或同宿舍的工友们共餐，痛痛快快地开一次荤。吃完拉倒。剩下来的白糖和花生油，一般都会留着，供日后慢慢享用。

长夜

工厂在正常开机生产的时候，我们的上班时间是按每星期一轮的办法实行三班倒。如果是轮到白班或小夜班，那上班时间就好过一些。如果是轮到上大夜班（0时——8时），那时间就会觉得特别的漫长。尤其是在山区的冬夜。

主厂区和我们车间隔着一个山头。在暮色笼罩的群山中，你看不见主厂区的灯光也看不见周围有任何村落。一两百平方米车间面对的是一片黑魃魃的群山。明亮的厂房，就如同一艘孤零零的夜航船，正行驶在黑幕沉沉的大海上。

若大的车间，上大夜班时统共也就是五个或六个人。只要机器不出故障，便没有更多的事情可作。就算你把你应该做的一应杂锁事干完，甚至是把个人带到班上洗涤的脏衣服、脏枕巾、脏被套洗完，（车间有蒸气管排出的热水，操作工们都喜欢上班时把衣物带过来洗涤）你会发觉，时间最多也才刚刚过了一个或一个半个小时。文化革命时期，没有什么可供消遣的书报杂志可读。人一闲着，便觉得十分无聊。事实上，没事可做，也是一件顶烦人的事。这时，上大夜班的几个工人便会聚在一起煮点东西吃，然后聊聊天。即便是加上煮东西、吃东西和聊天的时间，那漫长的夜也还是打发不完。

操作工基本上都是年轻人。觉得无聊了，我们就会想出一些歪点子，搞点恶作剧来寻开心。我们主要捉弄的对象是一个在车间配电房上班的六六级大学生。大学生是福建人，姓林。 他个高，但背有些驼，寸头白脸高鼻梁薄咀唇，外加上一副茶色镜框，边用胶布缠着的断了眼镜腿的近视眼镜。他说话带着浓重闽南口音，总把吃饭念成“吃唤”，飞机念成“灰机”。一干人跟他照面时，都爱学着他的口吻，用那句当年中国人见面时使用频率最高的问候语问他，“喂，老林，吃唤（饭）了没有？”正因为他人性情敦厚、平和，又纳于言语，所以常常成为我们恶作剧时捉弄的对象。

正是大讲血统论的时代。林大学生是1966届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也算是阴差阳错吧，他学的专业居然是电子导航。因着家庭成份高了，毕业时上头没有准许他去飞机场干他所学的专业。你想想，一个富农的儿子，按照那血统论的逻辑，让他去导航，要是把飞机导到了台湾，那还了得？于是，就被发配到我们这家山区小造纸厂工作。他先是在造纸车间而后调到我们车间。厂里领导把他安排在配电房，只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电工使用。

林大学生夫妻是双职工，有两个孩子。情况正常时，电房几乎是无事可作的。他白天要忙家务、忙自家菜地里的活，劳累了一天，上大夜班时，一到车间，倒头就睡，又常常是过到电解工段大厂房这边的长椅上睡觉。电解工段的厂房相对其它工段要宽敞一些，只有一溜两行并排着十几只电解槽。在电解里工段值班的是两个和我们一块分来的年轻女工。其中的一个长得很秀气，有一双勾魂摄魄的大眼睛，让年轻的我们看了心里总在发跳。我们那恶作剧的念头，除了无聊的取乐之外，还多少带有一点在她面前呈能的性质。林大学生安睡了，我们从药箱找出药用红汞水，在他的两只镜片上涂上一层红色。停会，找个缘由把他叫醒。这时，他双眼逶过眼镜片的目光就带会着惊谔和迷惘。想必是见到了眼前满世界都是红色的！那窘态，十分有趣。一干人因笑说，看见祖国山河一片红了吗？林大学生应该是这时才醒悟到眼镜片被我们作了手脚。如果涂的是龙胆紫药水，我们就会说，老林同志啊，知识分子带着有色眼镜看社会可是不行滴！有回是剪了些白纸条子，粘到他的下巴，他醒了，我们便说，你看看，你看看，一觉睡到胡子都白了，你还不觉悟！或有时给他安个尾巴，他没查觉，醒了后在车间四处走动时，屁股后面的尾巴一晃一晃的，一干人就看着取乐。

当然，也有他捉弄我们的时候。一回，我在我们工段的一块木板上睡着了，翻身时，忽然手触到一个冰凉、柔软、条状的物体，惊醒之后看时，竟是一条死蛇。顿时睡意全消。我当然知道是林大学生干的。笑笑，又想歪点子报复他。

有一年，海南岛中部地区也闹起了地震，弄得人心惶惶。整个地区的人都搬到露天地里搭塑料棚睡觉，以防范地震。工厂里的班还是要照上。林大学生一上班照例在长椅上睡着了。一干人无聊了，又想出新点子捉弄他。我们先把桌子拉倾斜，然后一松手，桌子就依着惯性晃动起来，模拟成地震时的状态。林大学生正睡得迷迷糊糊，却也条件反射马上惊醒，昏头昏脑爬起来就往门外逃，直到见了一干人在一傍大笑，这才醒悟到是受了我们捉弄。然后他就笑骂道，你蒙（们）这些外（坏）小子啊！我们则调侃道，老林同志，你到底不愧是牛田洋逃过难的人哦，果然是训练有素。如果你用这种速度参加短跑比赛，肯定是要破世界记录了。我们这样调侃他，自然是有其典故的。

平时上班，一干人最多的就是在一起聊天。

闲聊也颇能杀时间。

我们这些人很多都是从校门到厂门的人。武斗、大串连的时候才上小学五、六年级，阅历浅、经历少。倒是林大学生经历过的事情要多一些。他参加过武斗、大串连；特别是经历过牛田洋事件。他就曾经给我们讲过他在牛田洋的惊险遭遇：他在1966年大学毕业分配之前，曾经被发配到广东省潮汕地区的牛田洋军垦农场改造。当年的牛田洋，是一块围海造田造出来的土地。时年，曾经发生过一次震惊全国的台风海潮造成的崩堤事件。据他说，台风海潮崩堤的那天早上，他们所在的连队已经因为抢险救灾忙碌了好些天。所有的人都累得在营房里面酣睡。在听到了崩堤的报警枪声之后，他惊醒了，什么也没来得及带，只穿着一件裤衩就冲出宿舍。此时，破堤的海潮已经是铺天盖地一般席卷过来。他幸运地在门后找到一只篮球抱着，让回流的潮水把他冲到了断堤之上。惊魂未定，他回望这片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宿舍、食堂、球场，以及围海造出的地、地里长的水稻以及他个人所有物具，这一切，全在一瞬之间毁掉了。连队里只有几个幸运存活下来的人。林大学生还谈到他的专业和他童年生活、学习过的清华园。有时，他也谈一点电子技术发展和运用的现状。这算是给我们浑沌的人生洞开了一扇了解外部世界、科技世界的小窗口。

长夜漫漫，一干人常常用聊天这种方式，让时间在不觉中消磨掉。

蔡头

蔡头是我们烧碱车间的车间主任。

蔡头人长得身短、粗壮；脱下外衣，那胳膊差不多要赶上我的大腿粗了。他人生就一张马脸，一对小眼，一个发脚理得很高、让他显得十分土气的中分头。印象中，他总是不停地干活，不大言语。我刚分到工厂时，就在蔡头手下当一名操作工。我们这一拨1970年代初的高中毕业生，人生阅历肤浅、思想单纯。但当时我们这些人，确实是想按老人家的指示，诚心诚意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认认真真、彻彻底底地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

当年的蔡头，就是我心目中标准的工人阶级形象。

一起干活时，脏活、重活，他总是不声不响抢先做了。比如搬铸铁管，我们两个人抬一头，他一人抬一头，而且还是重头。集体宿舍的地，每天都是他早早起床，不声不响把地给扫了。他人有胃病，但每天上班，又总是他去得最早。下班又是他走的最晚。他虽说是车间主任，是我们的领导，却从来不摆架子，从来不训斥我们。总之，工人阶级的许多优秀品质，在他身上都体现出来了。

我们是八个人同居在一间茅屋集体宿舍里。每天晚上，我总能见到他在灯下认真学习毛著——准确的说，是在用红铅笔在给《毛泽东选集》上的文字划杠杠（划重点线），或者趴在桌子上写一点什么（大约是读书笔记之类）。偶尔瞄一眼他那本已经翻得卷了角的《毛泽东选集》，看到上面几乎通篇都是被他划出来的、标示着重点的红线。想想，也正合了当年林彪的“句句是真理” 的吹捧。后来，我辗转从别人那里听说了他的身世、经历。蔡头出身雇农，当兵前是个文盲，直到当兵之后才在部队里学文化，脱了盲。

我那时还常常用稚气的小资笔调，在日记里记下了许多关于蔡头事迹以及学习心得，并且在日记中虔诚地表白：一定要好好向蔡主任学习，向工人师傅学习，认真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一回，工厂停机期间，我们车间的人被派去给抄车间卸浆板（一种造纸用的半成品原料）。回来之后，我甚至心血来潮，创作了一首记述蔡头先进事迹的叙事诗：

昨晚卸浆板，二百斤一包。几位老工人，争把重担挑。浆板软且沉，包装具成方；搬难挪也难，实在不好扛。老蔡出主意，带头负背上。忧他年纪大，唯恐吃不消。浆板压他身，如压我心上。车上轻轻挪，向肩慢慢放；只恨力不济，未能代其劳。在他带动下，众人斗志高；任务虽然重，半天完成了。老蔡拚命干，不幸闪了腰；至今独卧床，饮涂跌打药。老蔡觉悟好，相比愧得慌；老蔡风格高，让人热泪淌。他却不介意，笑把道理讲：若要干革命，吃苦免不了。问他力量源？毛泽东思想！

这首诗，是我从当年的笔记本上摘抄下来的，基本上是原汁原味。我这在说“基本”，是指有些地方太差，我看着不好意思，改了一下。但它还是明显地带着那个时代的痕迹，从艺术角度来说，无非是个涂鸦之作。但是，从这诗中，也可以看出当年我对蔡头的那一份真挚、感佩之情，却也跃然于纸上。而那时的蔡头对我也十分器重，比如，他让我当学习小组长及当工段长什么的。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竟让蔡头对我黑着脸，生分了一段时间。

是一件很小、很无意识的事。一日，蔡头让我带几人去厂部仓库领某种规格的塑料管子。我们去到时，仓库保管员说，这种管子还没运回来。就在一干人空着手返回车间的路上，碰到了蔡头。他问我们怎么不把管子搬回来？我开玩笑地对他说，蔡主任啊，你也太官僚了吧！那种规格的塑料管还没运回来，让我们怎么领嘛？蔡头几乎是悖然色变，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然后，黑着脸一言不发，走了。之后，他几乎有一个月都没有理睬我。我主动跟他说话，他也不搭理。这让我好生纳闷。我总是在忐忑不安地想：我什么事情做错了？我什么地方得罪他了？

直到近一个月之后，事情才有了转折的契机。

那是来了一场台风。我们车间附近的一间茅草房小仓库里正好存放着几吨水泥。工厂防台时没来得及转移。台风临了，蔡头担心风雨浸湿了水泥会造成损失，于是亲自到仓库检查。我则是自发地跟在蔡头的身后。当时我是这么想，如果碰到仓库有事、需要人手，我也可以帮他叫人。到了仓库一看，台风果然把小仓库的茅草顶给欣翻了。我们一块往水泥堆上盖帆布，并且用石块把帆布的周边压实。事情忙完以后，我们就一块坐在被台风掀了顶的茅屋里歇息。

就因着一块抢险，又是处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人的心似乎就特别容易贴近。好一会，蔡头终于闷闷地说了一句，你知不知道那天我差点揍你？我在惊愕之际，不安地问他，我怎么了？他说，领塑料管的那天，你说我是什么？我这才恍然想起来，那天我跟他开的玩笑了，说他“太官僚”。但随即又陷入了更深的迷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一直都想不明白，一个“官僚”的词汇，怎么会那么严重的冒犯了他？伤害了他的自尊？并且让这个我心中最敬服的老工人——工人阶级的代表人物为此恼恨了我这么长的时间？

这件事我反反复复地想了很久。

后来，我也想明白了：在蔡头那既单纯又浑沌的心灵世界里，所谓的“官僚”，跟“资产阶级”、“剥削”、“反动派”这一类词汇的词义、词性是一样的，抑或是接近的。你说他“官僚”，无异于说他是“地主、资产阶级、反动派”，那就是在把他往剥削阶级的队列里推啊。而像他这种具有朴素的阶级感情、贫苦出身、文化程度仅仅达到识字水准，又受了多年极左教育的人，当然是不能容忍这种阶级混淆的说法的。那是对他人格的最大侮辱。那怕仅仅是开玩笑，是善意的。

同时，我也开始怀疑了：像他们这种类型的、所谓的工人阶级，能否改造我们？我们是否有必要让他们这一类人来改造？应该说，在那种时代，我和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一样，并没有什么先知先觉。但有一点我心里是清楚的：蔡头他们这一类老工人，往往缺少一种支撑人类文明所必须的东西——知识。

此后，他在我的心目中，就不像从前那么高大、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