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是一篇小说。算是吧，没怎么写过。
写这篇小说很费劲，从2006年开始构思，后来开始落笔，写了一年多，才只写了一万多字，被其他事一打搅，放下不写了。五六年之后，忽然有了一点空闲，才又拿起来。硬着头皮写完，一看日历，已经是2014年了。
最初，只是因为看到听到一些事儿，想写一点感受，没打算写小说。
真实的生活，有时候也就如同所有乏味的小说那样，两个原本素不相识的男人，由于他们共同认识一个女人，于是在这两个男人之间，会有很多事发生。但最终，他们谁也不认识谁。
他们甚至不认识自己。
许多时间就这样消逝了，连同生命。
在时间看来，活跃在它怀抱里的这些家伙，在其短促的生命里，什么也没有做，他们的活动毫无意义，包括他们视如生命的爱恨情仇。
但他们自己不这样想。
于是，就产生了很多过度的行为。
过度。
度是什么？
在社会中，度是什么？
在家庭中，度是什么？
在爱情里、亲情里、道德里、性格里……度，又是什么？
过了这个度，将会怎样？
忠诚与背叛，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爱与死，误会与宿命。在生活的天平上，生命的砝码到底有多重？
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我想写下来的感受，可一直不大清楚到底该怎么写，我看到听到的事儿很凌乱，是同一类事件，分别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记述和阐述都很难。后来我想，如果让这些事情集中起来发生在甲乙丙丁这么一组人之间，比如，三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他们谁跟谁认识，谁跟谁是夫妻，谁跟谁是陌生人，什么机缘让他们凑在一起，等等，写一个就像那些八卦的都市情感剧一样的东西，是不是会好一点？
于是，小说的开头不大像小说，倒像是个剧本儿。
但是写剧本儿也异常艰难。我不大擅长去体会别人的心理活动，据说这是情商低的表现，剧本儿断断续续，写得很慢，几乎变成小学生练习作文时候的描写训练。
但我不急。我想耐心地等待着他们的灵魂从文字无法企及的深渊里慢慢浮上来，漂在水面上，象池塘里的泡沫，在阳光下闪耀着彩色的光，然后破灭。这是一个艰辛而又宁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才知道，我其实一点也不了解我的作品中的人物。
我不知道他们下一步要做什么。
我甚至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为什么会这么想。
即使是小说里的人物，他们也是有生命的，当他们活起来的时候，会有一种逻辑或者规律产生并主宰着他们的命运。这不是我在创作，而是他们自己在活动。故事一旦开始，它就成了一个独立的存在，我不像是在编故事、写小说，倒像是在记录另一个平行世界里真实的生活。
我把这部小说的题目定为《午后》。
午后，是最热的时候，也是最浮躁、最沉闷、最无聊、最无所事事的时候，太阳正红，但已经在往下走了。
小说的时代背景和人物命运，似乎都与午后有关。算是一种暗示或者象征吧。实际上象征意义并不十分明显。
杀手，一直是我的隐秘的梦想之一。有自己的原则，为了某种目的，以不为人知的方法去剥夺别人的生命，是杀戮，更是惩戒。
所以，我让舒岩成为杀手。象“阿荣仔”那样无情，象“天使”那样神秘。
有杀手，就会有命案。
把这个故事放在一个破案的过程中，是为了设置一个旁观的角度，便于叙事。同时，可以理直气壮地设置悬念，以便勾起读者的兴趣。但我本人实在不是一个好的悬念大师，我是学会计学的，总是习惯于把事情说得清清楚楚，顺序的颠倒对我是一种灾难，平铺直叙才不会让我惊慌失措。显然，我只不过是个象会计记帐一样写小说的伪作家。所以，在写作的过程中，我逐渐明白，我给自己找了个天大的麻烦。
驾驭这样的题材真的非我所长。
但故事已经开始，我别无选择。
我无法放下这个小说不写，那些人物都在那里活着，我不能无限期地把他们囚禁起来。
但是，如果要写，我写什么才好？
柳影与张伟的婚外情是一条线，张英与舒欣的恋爱是第二条线，理论上讲，这是两条平行线，彼此之间没有什么联系，邵枫雇佣舒岩杀张伟是第三条线，这条线与另外两条平行线相交，三条生命化为乌有……
中间搁置的那几年，有时候也会想起来这个烂尾楼。我想，如果有一天写完了这本书，大概会写到爱，写到死，写到尊严，写到道义，写到卑劣，写到忠诚和欺骗，写到善恶果报。里面有我珍视的东西，也有唾弃的。在生活中，我往往无法坚持这些立场。所以，让书里的他们去坚持吧。
现在写完了，看了看，好像预想的那些都写到了。于是觉得还算满意。
故事是2006年发生的，所以里面的人都在发短信，那时候还没有微信。写完之后，我也想过把故事整体向后推八年，让它发生在2014年，不难，只要修改几处年代和通信手段即可，但我这人懒惰得很，于是就这样了。
我不知道这篇小说会在2015年还是2020年才会被人看到，如果你现在看到了，请不要惊讶它为什么有点跟时代脱节的感觉。就当那个平行世界离地球有八光年的距离好了。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八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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