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9月，我正式踏上讲台，成为一名人民教师。被分配在一个普通的公办小学里（那时没有民办），那年我21岁。彼时的我，是个浑身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年轻老师。我教的第一个班级的孩子那年上三年级。他们是一群住在学校附近新村或弄堂里的孩子，父母多半是双职工，孩子的脖子上挂着一把钥匙。三年级的他们，不少已独自上学。那时的学校没有漂亮的课桌，没有塑胶跑道，没有电脑，即使是公开课，也是请美术老师帮忙在透明塑胶纸上画图着色后放在灯光照明的投影仪上，若一堂课需要多幅图配合教学，则需要上课时根据课文内容随时调换图画。（时间一长，投影仪发烫）没有电视，1997年，邓小平同志的去世需要全国人民收看电视直播，而各班教室的电视机都是家住学校对面的家长从家里把电视机搬来学校安装后全班一起收看的。那时的孩子无忧无虑，放学后不是参加各种补习班，而是到好朋友家一起写作业。那时的我，备课一律手写，是那种绿色细格的活页纸，教学用的是H版教材。那时的卷子是用钢针在刻板上一个字一个字刻出来的。那时的我，站在讲台上感到无比荣光。
1998年9月，我通过自己努力正式调到了另一所区中心校。这是一所在本区内很有知名度的学校，校园漂亮，绿树环绕，师资力量强大，家长纷至沓来。在那里有了所谓的分班。孩子是区级领导的远房，是大老板的近亲，优渥的条件让那些在实验班的孩子立刻高人一等。那时是最早一批把电脑引进校园的，随着电脑的步入教室，上课用上了磁盘，校园就有自己的电视台，卷子一律有电脑打印。学校丰富多彩的生活，让那里的孩子开拓眼界。那时的我，备课不再手写，电脑统一输入打印，整齐划一，还可以复制粘贴无数遍，那时的教学用的是S版教材。
2000年前后，随着上海市自主研发教材的试运行，上海九年义务教育的一年级起，强调了“识写分流，大量阅读”的宗旨，一年级新生将拼音作为辅助工具，在一学期80篇课文中不断复习巩固这个语文工具，而至于80篇课文中出现的大量汉字则只需书写小部分。在教育界大力提倡下，第一线的语文老师不断钻研教材，不断推出教法，不断创新思维，不断挖掘兴趣，在本市小学语文界掀起一场“注重大量阅读，先读后写，读写分流”革命。于是，一篇篇教学案例纷纷出炉，一份份教学论文崭露头角，一堂堂教学比赛精心打造。在耕种了几年的试验田后，正式将每学期语文课文压缩至40篇。那时的我，坐在电脑前码字感到无比疲惫。
2011年，我再次跨区调换至又一所区中心校。这里是全市的市中心，集经济与商业一体，比邻而居的学校成了文化的标杆。这里是权贵子女的的聚集地，是富贾子女的集散地，是平民子女的学习地，也是贫民子女的避难地。这里的孩子比的是住几室几厅的房子？家里开什么车？假期到哪里去旅游？如今孩子们上课，教室里不仅有电脑，电视，他们自己都会熟练操作，有些同学对电脑技术的掌握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老师，有的课上索性直接用pad，连视频教学。网络技术的发展带动了教育技能的更新，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而学校更是注重的素质教育，各色活动全面开花，各类比赛竞相参与。
从2019年秋季起，上海市小学初中高中的所有语文课本一律采用全国统一版的部编教材。曾经引以为傲的上海小学语文界，独自摸索了十几年的所谓模式，所谓经验，一律，正式回归全国怀抱。从庶出到嫡出，不仅是地位上变更，更是理念、思维、意识的更迭。于是，各种培训，各种探究，各种研讨再次应运而生。我以花白头发，老花镜再次开启新的一轮教材学习。如今的我，跪着仰望崭新的教材和各色家长，无比心碎。
新的教学生涯已经启程，历史的车轮推动着时代的步伐滚滚向前。每学年开学，减负都会成为一个敏感又有时代气息的语汇。这相，是减负的号角不断被吹响的媒体官宣，那相，是素质教育针对中高高考制度的改革的不断被刷新；这相，是公平教育资源，合理分配优质教育资源的市教委新举措，那相，是特惠生无可探究的隐秘来路。教育，始终牵动着普通百姓，千家万户，因为我们都有孩子，因为我们都是曾经的那个孩子。教育，飞入了寻常百姓家，却很难亲近寻常百姓。
教改的路很长，教育的路更长，好在我离退休的路不长了，唯念这最后十年里不要再出现新一轮教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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