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原创,好文分享)
文章意境的来源,不只需要我们淬炼高质量的情感,还需要我们更深沉地理解人生、理解命运,并对心理现象有意识地搜集裁剪。这考验着写作者在写作散文之外,在日常生活中,是否有足以发现最具“心灵光彩”的生活片段的能力,有撷取人情中最难言说、言说不尽的困境的锐利,及将他们组合成连续不断、起伏变化的文学语言的耐心。
在之前的两讲中,我们谈到了“情”及“情”的复杂性对于散文写作的重要意义。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写作之外没有建立起辨识复杂情感的能力,我们就不会拥有高质量的情感。在理解创作者的写作处境时,如果仅仅停留于文本的外观,那便很可能读不到作家分明看到的、却没有明写出来的事,读不到作家“希望读者看到什么”及其背后的缘故。如果我们没有高质量的情感,那么想要写出高质量的散文是很困难的事。高质量的情感,不会是非黑即白的,它可能是充满矛盾冲突的,在表达上,也可能是曲折的。借中学生们最熟悉的朱自清散文的例子,我们重读了《背影》和《荷塘月色》,读到了曾被忽略或曾被误读的名篇内在的生命力,懂得了作家经由努力平息“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的纷乱之心,在文学的世界中发明的新的“看见”与新的“听见”,那都是通过自然之景呈现出来的。这是现代散文文体所创造的审美形式,让我们通过散文这一文体去“状难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散文引领写作者看到世间“难言”的物象、误入“不尽”(没有尽头)的旅途,窥见人的心灵景观,这是散文这一形式的根本意义。
如果说,文学并不在传递具体的知识,而是在传递心灵的力量的话,那么诗歌呈现了挽回的艺术,即关于停止与重新呈现给我们的仿佛永恒的状态。小说的功能,是可以修葺“挽回”,可以征服那些“挽不回”的结局,虚构是“意志”实践的工具。现代散文,则是要在无法挽回的心灵处境中,重新开凿出一个审美世界。这个世界可能是很私人的,别人进不去;也可能是很女性的,男性进不去;或者是很世故的,年轻人进不去;再或者是很玲珑的,心怀壮阔的人暂时不适合去。它虽不是所有人的需求,却仍有许多人非常喜欢读散文,这说明艺术的创造、美感的形成因人而异,总有一些人接受到了邀请,欣然而往,也有一些人被阻挡在外。许多同学特别欣赏散文优美的“意境”和情景交融的气象,哪怕有些意境语焉不详(不知道到底在说什么),经由汉字本身与形象思维的联结,还是感应到了运用语言的物质性所搭建的美学世界。有的人则更喜欢远离实有之物,在虚构的世界中实现征服的意图。但小说也会遇到写景的问题,写景与人物命运的问题。
我们曾在第一、第二讲中,提到了中学散文鉴赏和叙事文写作教学中语文老师们常常会说到的话:“一切景语皆情语。”具体是什么意思呢,好像很难实现,同学们不知道怎么把自己笔下的景语变成情语。这个困惑,其实我一直到读完研究生也没有真正解开。记得我曾在一堂写作课上问迟子建老师,为什么我不会写景,我写的景是景,人是人,故事是故事。迟子建老师问我,你是不是不太热爱生活。一旁王安忆老师说,他们热爱的,但他们上海的孩子很可怜,他们看到的城市,一望无际都是人。很多年后,我又在香港书展遇到了迟子建老师,非常感慨地打了招呼。当时她演讲的题目是《文学的山河》,我演讲的题目是《那么大的离散,那么小的团圆》。以我非常狭隘的理解,文学对于她意味着“山河”,文学对于我意味的是“人”,当我们要描述“文学”与我们的关系,我们调度的经验也是不一样的,好像是一种宿命。但在那时,因为一段求学的孤寂旅程,我也开始多写了一些景,少写了一些人。我的判断是,异乡让我的寂寞扩大了,于是我与自然走得更近,写得也就更多。我们城市里生活的人,正如王安忆老师曾说的“可怜”,因为我们不写景,来源于我们不会看景,我们不会看景,是因为我们没有景可以看。好像张爱玲在《流言》里说的很有名的话:“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后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我们对于生活的体会往往是第二轮的。”我曾遇到过一个朋友,她不是搞创作的,而是一个上班族。只是在闲聊中,我们都谈起了自己的父亲。她对我说,每次从机场的高速公路开车回家,那段路的风景真的很好,远山淡影,黑色灰色都有层次,好像中国的水墨画,刚画完纸还没有干的那种。但更重要的是,天际的云是彩色的。好像是黑灰的世界里,被神灵眷顾的造物。我原本很惊奇她的文采,然后她突然看着我说:“你知道吗,天边的那片紫色,我知道里面一定有一朵云,是我的爸爸。他在天上看着我。”
好像失眠整夜的人,眼睁睁看着天亮,才听得到小区里一共有几种鸟叫。“心里颇不宁静”的朱自清,看得到“树缝里也漏着一两点路灯光”,且“在烟雾里也辨得出”杨柳的丰姿。命运加诸我们的无可挽回的失去、令我们烦乱的重压,也给予我们领会官能感觉和中枢神经变见(改变其原来的样子而出现)的抽象形象。创作者在创造之时,基于直感而变见的形象再做表现时的整体安排,呈现为造像、投射、隐喻,或仅仅为简单的“联结”(云与父亲),这背后的情感形成机制是十分复杂的,但又是很容易理解的。我所接收到的“力量”,包括了言说者对我的信任、她对于已故亲人的思念,更重要的是,她将自己的想念物化成了风景,物化成了一种由风景而成的情感交流。这也许是“景语与情语”最基础的关系。林黛玉看到的花和林徽因看到的花,一定是不同的。另有许多人,即使身处同样的场景,根本没有看到花。亦有人看到了不同的花,便会想到不同的凋零、不同的身世,想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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