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一纸调令将范仲淹从东南调到了大西北。之后的三四年（到1043年），范仲淹在他年过半百时，创下了文臣守边的辉煌战绩。可以说，如果没有守边的这几年，范仲淹在历史上的地位就会微不足道，不会跻身于名臣的行列。
关于西夏
西夏人属于党项族。早在唐末，其首领拓跋思恭率部众参加了平定黄巢起义的战争，因功被唐朝授予夏州节度使，赐姓李，封夏国公，统辖夏、绥、银、宥四州（相当于今陕西北部与内蒙伊克昭盟南部）。从唐末到北宋初年，拓跋氏世代相传，一直是该行政辖区的统治者。
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夏州节度使李继捧将所辖四州献给宋朝，宋太宗乘机派遣官员直接管理夏州，削弱当地党项势力，夺取拓跋贵族的兵权，强迫党项族人内迁。宋朝廷的这些措施引起当地拓跋贵族和党项百姓的不满，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等率众逃往夏州，势力逐渐扩张。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李继迁攻陷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改灵州为西平府，作为夏国都城。李继迁死后，其子李德明继位，上表归顺宋朝，宋朝用每年赐银给夏州的方式，来保持自己的宗主国地位。
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元昊继位。元昊是个有雄心大略的人，不甘心做宋朝的从属国。宝元元年（1038），元昊正式立国称帝，国号大夏。西夏国力迅速强大，开始了一系列扩张领土战争，西夏与北宋之间大规模的战争因此爆发。
康定元年（1040）正月，元昊经过精心的策划和准备，发起了对延州方面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宋夏发生了“三川口之战”，宋军大败。朝廷于是对西北边防做了重新的调整和部署。范仲淹的调动就是这次调整的结果。
主持鄜延路
在朝廷的调动中，韩琦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韩琦又举荐了范仲淹，于是朝廷先是命范仲淹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上任途中又改为都陕西转运使，负责西北军事战争的一切后勤财政工作。但范仲淹的视野并不局限于后勤财政方面，他从整局观念出发，调查前线形势，五月向朝廷提出应对西夏的战略方针。最终，朝廷任命夏竦为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作为西北前线的主帅；任命韩琦和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作为夏竦的副手。韩琦负责泾原路防务（治所在今甘肃平凉），范仲淹负责鄜延路防务（治所即今延安），夏竦驻扎在永兴军（今西安市）。三方成犄角之势，抵御西夏。
更改军队旧制
范仲淹到延州上任后，首先更改了军队旧制。宋朝建立之初，赵匡胤以唐末藩镇割据、最终造成唐朝灭亡的事实为鉴戒，实行更戍法，但凡遇到屯戍、调动或者作战时，军队的编制往往会打乱，从各地调不同的军队临时组成军队，并委任新的统兵将领。如此以往，造成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将领不知手下士兵战斗力如何，临战时，就不能做出适当的调度。而且按照原来的兵制，总管领军队万人，钤辖领五千，都监领三千，凡有战斗，不管敌方形势如何，一律是官位低、领兵少的先应战。
范仲淹改变了这种军队建制，将手下军队一万八千人分为六路，派六位将领管理，分部训练，根据敌军人数的多寡，轮流御敌，从而大大提高了抵御契丹的能力。夏人称“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老子就是之前的守臣范雍。同时，这种新的建制也有利于发现人才，在守边时，范仲淹和韩琦曾经联名向朝廷举荐了狄青、种世衡等人，以后都成为北宋著名将领。
修城固寨，防守为主
范仲淹对待西夏的战略是“积极防御”，具体来说就是：步步为营，进逼西夏。为此，范仲淹在训练士兵的同时，还多次派部将抢占周围的军事要点，修筑了清涧城，并恢复了承平、永平旧寨，以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权。
韩琦和范仲淹虽然都是有力的守边将领，二人私交也很好，但他们对待西夏的战略思想很不同。范仲淹主张防御，而韩琦则主张进攻。随着西北军事力量的加强，仁宗也急于求成，对西夏是战是守，朝廷大臣和守将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最终决定攻打西夏。
庆历元年（1041）二月，韩琦派部将任福进攻西夏，事先叮嘱不可轻易与敌交战。但任福贪功冒进，落入了西夏军队在好水川设下的包围圈，宋军大败，阵亡一万多人。
主持环庆路
庆历元年（1041）五月，范仲淹改知庆州（治所今甘肃庆阳）、兼管勾环庆路部署司事，成为环庆路最高行政和军事长官。
范仲淹到任庆州，迅速团结周边诸羌部落，巡视各部落，检阅他们的部队，给予必要的犒赏，与他们订立盟约，明确赏罚制度。从此以后，诸羌部落为宋朝所用，削弱了西夏力量。
为进一步稳固边防，范仲淹还修筑了大顺城（今庆阳华池县境内）。庆州西北方向的军事要塞马铺寨，深入西夏境内。占领此地，可以将庆州防线向前推进，形成庆州周边的牢固防线。庆历二年（1042）三月，范仲淹秘密派遣儿子范纯祐和部将赵明率军抢占此地。部队出发时，随身携带筑城工具，但将领们都不知道此行目的。范纯佑到达目的地后，才宣布在此地修筑新城。部队在十日之间就快速修筑起新的城寨，命名为大顺城。西夏出动三万多大军前来争夺此城，还采取佯败引诱宋军入包围圈的习惯作战方式。但之前范仲淹就猜到这一层，并命令范纯祐和赵明不许追赶西夏军队过河，于是西夏军队没能得逞。范仲淹亲自到大顺城视察，返程中作诗一首：“三月二十七，羌山始见花。将军了边事，春老未还家。”二十多年后的1066年，宋朝将领蔡挺在大顺城成功抵御住了西夏军队的一次进攻。
在庆州，范仲淹根据这几年自己与西夏交兵的实战经验，向朝廷上呈了《攻守议》和《再议攻守疏》，集中阐明了他守边的总体策略和军事思想。其主要策略是，对西夏用兵应注重固守，兼之以攻；而且视其战争的发展形势，灵活运用，攻中有守，守中有攻；守则必固，攻则必克。
最终朝廷采用了范仲淹的建议，庆历二年（1042年）十一月，将西北防线重新划分为秦凤（陕西宝鸡凤县）、泾原（甘肃平凉泾川）、环庆（甘肃庆阳）、鄜延（陕西延安）四路，分别以韩琦、王沿、范仲淹、庞籍负责四路军务，重新在西北组织起新的防线，范仲淹依旧负责环庆路。朝廷还授予韩琦、范仲淹便宜处事的权限，凡军情紧急不及奏报者，允许韩琦和范仲淹随机处理。
庆历二年（1042）闰九月，西夏十万大军分兵两路南侵，进攻宋朝防御线中最薄弱的泾原路（平凉，由王沿镇守）。宋夏军队在定川寨会战，宋军大败，又损失近一万人。范仲淹率军前来救援，最终西夏军队撤退。经此一战，宋军虽然损失惨重，但也让元昊明白了攻占中原的不切实际。
庆历三年（1043），宋夏开始议和，边境战事逐渐平息，范仲淹和韩琦被调往京城任职。至此，范仲淹离开了他建功立业的大西北。
西北守边对范仲淹的意义
经常有那么一段经历、一个地点，会成为一个人一生的转折点，成就他后来的人格。苏轼的转折点在黄州，有人说，没有黄州就没有后来的“苏东坡”；欧阳修的转折点是在滁州，而范仲淹的转折点是在西北。
西北守边的经历给范仲淹带来了很高的政治声望。当然，这些声望不是平白无故降到他头上的，这是范仲淹付出了多少思考、多少精力得来的。在西北，他要考虑对西夏是攻、是守还是和。他要分析敌我双方力量的强弱以及各自的优缺点，攻的话，胜利的可能性有多少；守的话，如何守才能处于不败之地；一旦议和的话，哪些条件可以谈。而且，范仲淹不仅要考虑军事问题，作为边将，作为西夏和朝廷之间的传话人，他还肩负着对西夏的外交使命。
因为处理的事情多而重大，他必须凡事考虑周全。在此过程中，他应该理解了吕夷简身居相位的不易，反省过自己当初遇事直谏的行为。因为，“做事”和“论事”毕竟是两回事，在一旁指手画脚永远比实际做事容易得多。经过这段经历，范仲淹从一个论事者转变成做事者，不再有以前的那股冲劲儿，这和他的年纪也有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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