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俗话说“孩生日娘苦日”，我不由的想起去世多年的母亲和许多往事。

母亲是一个极和蔼极善良的人。她待人接物总是和颜悦色，用带点韵味的好听的平阴话给人家交谈。她从娘家带来了一些民间医术，有谁家的孩子口腔溃疡，大家叫长口疮，他用一块干净布缠到手上沾点用麻油调和的药面伸到孩子口中三抹两抹，二三天就好。本家二奶奶经常头晕头痛难忍，现代医学应该就是高血压头疼。常常是二奶奶被儿女扶着哎声叹气而来，妈妈将缝衣针在火上烧上，在二奶奶的头上扎几下，放几股黑血出来，再静静坐一会，一准会满脸轻松地自已回去。孩子不吃奶了，找我母亲，孩子拉不下屎，找我母亲。对门的爷爷患鼻息肉，每年都要一至二次让母亲从他鼻腔中将息肉挖出来，这样才会通气，不再用口喘气。也许是感于母亲的付出，他老人家是我和妻子的月老。由于母亲的医术为本村乃至邻村的乡亲解除了病痛，乡亲们也会拿些稀罕物回报母亲，因此我小时候也会吃到十分稀缺的鸡蛋、白面馒头、点心等。

母亲是一个极聪慧极灵巧的人。家中许多生活用品都出自母亲的双手，扫地的扫把、刷锅的炊帚是用高梁穗绑成的，放水饺面条的盖垫、盛馒头炸鱼的别绑（音）是用高粱杆做的，盛地瓜胡萝卜的筐是用紫穗槐、白腊条枝条编的，就连炕上的席子也是用高梁篾编成的。全家的被褥铺盖，我们兄弟姊妹的衣服鞋袜无一不是母亲亲手缝制、修补的。小时候我们穿虎头鞋、袢头裤、织毛衣，在小朋友中间都是最时兴的，也是最完整、干净的。

母亲是极吃苦极耐劳的一个人。母亲以其山里人的强壮身板几乎撑起了全家三分之二的体力活，爸爸常说我母亲，“像个牛，不知道疲也不知道倦。”白天下地劳动挣工分，晚上去生产队粉房去生产粉条，不仅是多挣几分工，更重要的是能偷偷给我们拿回几块烧熟了的地瓜粉面饼。爸爸是个白面书生，因为经常犯头疼病而辍学回家，一些重活干不来，母亲却农村各种活都干，挖机井，收麦打麦场，堆草垛，割秧子刨地瓜，挑水浇地，水中割苇子等等与男劳力一样敢上手，而且干的又快又好。

母亲是从平阴县白云峪一个位于两面山前峪底的小山村嫁到在平原地我们家。就是我们那里的人们常说的山里姑娘嫁到了洼里。 白云峪自古缺水，从我记事起就记得姥爷家的男女劳力的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每天早晨要到五六里外的外村去挑满家里那口足足可以盛4担水的大水缸。只所以要买这么大的水缸，是因为姥爷家有十多口人每天要喝水。洗衣服和喂牲口的水是从院内的地井里取用的，我清楚地记得，那口井很粗很深，借着建在山坡上的院子的自然倾斜度收集下雨时的雨水，井口用一个铁篦子罩着，入水口有一个用树条编织的拦挡，可以把院子里的鸡屎羊粪枯叶杂草拦住。

每到麦收时节，山里的麦比我们那里要早半个多月，早早过完麦的姥爷就会挑一副小担子，两头挂两个小筐子，里面是我们平原很少见的杏、干软枣（君迁子）。姥爷来住几天就是来照看我们，让父母有时间把子麦割完。这时候也是母亲最高兴的时候，但分家后的日子也不好过，给姥爷吃的什么我一点也没有印象了，反正不是现在的鸡鸭鱼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