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宿儒、西学先驱郭嵩焘

第六章第三节

经学宿儒、西学先驱郭嵩焘

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晚号玉池老人，学者称为养知先生。湖南湘阴人。清末外交官，经世派学者，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近代最早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人物之一。

郭嵩焘少有文名，曾求学长沙岳麓书院，与曾国藩同学。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进士。闲居八年中，掌教长沙城南书院和思贤讲舍，从事撰述，不时议论时局，评说洋务。光绪元年（1875）初授福建按察使，未到任，又命入值总理衙门。曾上书条议海防事宜，力陈西方立国之本在政教，单纯船坚炮利不可以自强，并主张民办企业，实为当世宣传变法的先声。同年八月奉诏以侍郎候补充任出使英国大臣（后兼使法），赴英了结马嘉理教案，为中国遣使驻欧之始。未行之时，又署兵部﹑礼部侍郎。

1876年12月至1879年1月使欧期间，认真考察西方“朝廷政教”和历史文化，有六十万言记述，得出“西洋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的结论。后来，记述的极少部分以《使西纪程》书名（又名《英轺纪程》）刊行后，受到守旧派的猛烈攻击，并受清廷申斥毁版，旋被召回国。此后未再起用，居乡讲学时仍向朝廷进言，促成中俄伊犁问题交涉改约。

郭嵩焘一生著述甚丰，有《养知书屋遗集》五十五卷﹑《玉池老人自叙》一卷、《礼记质疑》四十九卷、《大学章句质疑》一卷、《中庸章句质疑》二卷、《订正朱子家礼》五卷、《毛诗余义》、《周易释例》、《思旧录》、《庄子评注》、《性理精义札记》、《湖南褒忠录初稿》五十八卷、《史记札证》五卷、《罪言存略》一卷、《使西纪程》二卷、《郭嵩焘日记》及光绪《湘阴县图志》三十四卷，《湘阴郭氏家谱》十卷、《延边征实》二十四卷等四十多种，并参纂光绪间《湖南通志》等。

一、“汉宋兼采，不主一说”的治学理念

湖湘学人治学，历来门户之见不深，于各家之长均能兼收并蓄而融会贯通，显示出鲜明的湖湘学派特色，如王夫之、陶澍、魏源、曾国藩等。郭嵩焘亦不例外，在治学上也是表现出“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怯而公理出”（《四库全书总目》之《经部总叙》）的特色。他十分推崇阮元倡导的“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的为学主张。然而，可贵的是，郭嵩焘治学能结合时代使命之责任，加之自己的个人心得，将不分门户、取各家之长的传统发扬扩展而具新的意义。

首先，治经玩本，明体达用。
晚清学者特别重视道德与人格修养，希望对社会风气与世道人心有所砥砺转移，强调有学问、政事而至于王道济民，可以说怀抱着满腔热情。郭嵩焘从传统科举仕途出身，其学术情怀大体相当，《清儒学案》写道：“养知始宗晦庵，后致力于考据训诂，其治经先玩本，文采汉宋诸说，以求义之可通，博学慎思归于至当。初不囿于一家之言，故能温故而知新，明体以达用。”（《清儒学案》第五册）可见，郭嵩焘治学刚开始以宗宋学朱熹为本，后受到乾嘉时代学术风气影响而致力于考据训诂，由训诂以求义理；同时注重学问本源之探讨，追求经通之大义，反复赏玩；为求真理至当之言，兼采汉宋，不囿于一家之说而能明辨事理以达致用。显然，这种治学态度在当时是极为开通的，不仅顺应了嘉道时期以来汉宋兼采的学术潮流，而且大力彰显了学术的经世功能。

其次，汉宋兼采，不主一说。
同光时期，经学上的汉宋融合已成学术界普遍现象，郭嵩焘最能体现这种情况的是其《礼记质疑》一书，该书对《礼记》郑玄《注》、孔颖达《疏》作了大量的辩驳，是一部重要的清代《礼记》研究著作。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认为，清代的《礼记》研究“其可述者”，仅杭世骏的《续礼记集说》和郭嵩焘的《礼记质疑》。因为此书兼采诸义，平心无私，故能受到广泛的好评和赞誉。潘祖荫为是书作序评价说：“兹读郭伯琛丈所著《礼记质疑》，条条其说，栉疏帚弝，务融会于六艺，贯通于诸子，兼采宋以后诸家之义；平心衡量，无门户骑墙之见，无攻击争胜之心。”（《礼记质疑·潘祖荫序》）事实上，郭嵩焘认为汉学和宋学各有所长，反对“各据一端以相胜”的门户之见。他既肯定“考求名物象数”的汉学“其制行必皆卓绝”；又肯定“言性理者”的宋学“学问之深”，充分肯定汉学、宋学各自的学术价值。所以，他所著经学著作一方面务求训诂考订，一方面寻绎义理，两者相得益彰，形成特色，“折衷群经，淹惯三礼，括历代制度之大，得诸家训诂之通，实秦惠田、王引之二家所长，卓然理学大师”（《玉池老人自叙》）。

再次，一准之经，实事求是。
承上所述，郭嵩焘训诂考证的著作很多，涉及经学、子学等方面，故有人说“其以封疆大吏退归田里而精治经学，则惜之经师所未有也”。（《礼记质疑·陈醴序》）而其经学成果与学术特色乃至质疑精神，来自于对经典的“一准之经”，实事求是。他说：“嵩焘区区，时有疑义，一准之经，以校注之有合与否，不敢意为从违。……即经以求之，而后儒所以为离合得失可循考而知也。嵩焘于此粗涉其藩篱，所以乐发其疑，将徐竢其有悟焉，庶以求益矣。”（郭嵩焘：《礼记质疑·自序》）可见，郭嵩焘在学术探求中，细绎源流，详考得失，辅以经典来推测、发明旨趣；同时疑义之处不敢以己意相合，“一准之经”，力图符合古代典籍原义而不妄下己说；注重前人研究成果之余，也能突破旧说，提出新解，乐发其疑，这是非常积极进步的治学态度。他所著《礼记质疑》就是对郑玄注、孔颖达疏的质疑，而郑氏恰恰是清代汉学家所推崇的偶像。更有甚者，他还对最有权威性的朱熹《四书集注》提出质疑，著有《大学章句质疑》和《中庸章句质疑》，并认为“《章句》之书，求之过密，析之过纷”（《郭嵩焘诗文集》），同时指出其中一些解释不合经典原意。至于《校订朱子家礼》更是对朱熹本人著作的检讨。这不仅显示了郭嵩焘治学敢于质疑，向权威挑战的精神，更为重要的是他“一准之经，以校注之”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二、“立身制行，一本于学”的治学目标

晚清学风旨在“通经致用”，以解决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郭嵩焘通过读经观史、为官从政、出使西欧、掌教书院的人生历练，产生并形成了经邦济世的思想，其学术旨趣充满了强烈的经世精神。他曾经说：“嵩焘于朱子之书，沉潜有年，而知圣人尽性以尽人物之性，统于明德、新民二者，而其道一裕之学。学者，致知、诚意，极于修身，止矣。”（《郭嵩焘诗文集》）这说明他为学治经是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对学生是这样说的：“读书必自经始，读经书必自训诂始，学问本原，必由于此。要之，训诂考订，著书名家，学中之一艺耳，其本原在立身制行。”（《郭嵩焘日记》第四卷）读书，尤其是读经书必须先从考据训诂入手，方能得义理，务求实际了解，得心之所安。因此，读书的目标就是“立身制行”，修身成己，求为世用且能为世用，不可拘泥于文字义理。他还认为化民成俗，也需立学。他说：“推《大学》之精义，于‘明明德’、‘亲民’二者以发明圣人立学之原，人才之所以成，风俗之所以厚，一本之于学。”（《礼记质疑》卷四十二）可见，郭嵩焘非常重视学问根底，其可成就人才教育、人心风俗之用。他“立身制行”的通经致用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重视对前辈乡贤经世思想的传承。

郭嵩焘就读于岳麓书院，岳麓书院乃湖湘文化中心，自南宋朱熹、张栻以来，学风上的经世致用，薪火相传，深深影响了来此就学之士。后来又有陶澍、贺长龄、魏源等将理学经世发扬光大。郭嵩焘、曾国藩、刘蓉等继承了这一学术传统。郭嵩焘广泛阅读鸦片战争时期的经世著作，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环志略》。他评价魏源《海国图志》，“要其大旨在考览形势，通知洋情，以为应敌制胜之资”（《郭嵩焘诗文集》）。

二是既注重通经致用，又讲究以史经世。

郭嵩焘在研究历史、著述文章时，十分重视以史经世。他非常推崇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国朝王船山先生《通鉴论》出，尽古今之变，达人事之宜，通德类情，易简以知险阻，指论明确。粹然以出于正，使后人无复可以置议。”（《郭嵩焘诗文集》）他强调的是王夫之的经世致用思想。所以，他写就多部史学著作，在编订《绥边征实》一书时指出：“其于经世致远之略，粗有发明。……此书出，后世必有信吾之说以求利济于天下者。此鄙人之志事也。”（《郭嵩焘诗文集》），以史为鉴，以史经世，这正是郭嵩焘的治学研史的目的。

三是强调读经治史必于修身成己的自我修养。

郭嵩焘认为修身、齐家、治国三者是一致的，毕其功于一役，他说：“圣人之学，成己成物而已。……大学之道兼成己成物二者，而成物之功用一皆所以自明其明德，而无待外求。故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礼记质疑》），为学必须用于修身成己。他非常注重修身之道，认为“慎独”对于人生修养至关重要，慎于独处就是要遏禁私欲，即使非常微小的方面也不放过；循理而行，就是要人的一言一行都完全符合伦理道德。他还指出，身处乱世，君子要以身作则，从细微处下功夫。

四是关切国计民生等社稷大政。

郭嵩焘是晚清学者型的社会政治活动家，“上忧朝廷，下念民生之艰，无日不以疚心”（《郭嵩焘日记》第四卷）。所以，他对禁烟、河务、漕运、钱粮、刑名、兵制、海防、饷役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国家大事，都有认真研究，并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思想言论，希望由“内圣”而“外王”。他曾整顿两淮盐政、厘务，严禁贪污；在广东禁革私卡，剔除中饱；倡减苏州、松江、太仓三府赋税。他奏请朝廷严禁鸦片，并在出使欧洲期间，同英国朝野人士联络，推动英国政府禁贩鸦片。即使晚年家居，也积极组建禁烟公社，在家乡宗族中厉行禁烟，并留下遗言，子孙后代不准吸食鸦片，“有犯此者，先请改姓，勿为吾子孙”（《玉池老人自叙》）。尤其是在湘军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郭嵩焘积极出谋划策，在开厘筹饷、创办水师两件事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知情、顺势、求理的洋务思想

郭嵩焘面对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比起同时代的很多官僚，保持了较为清醒的意识，以敏锐的目光审视当时形势，大胆办理各项洋务，主张全面向西方学习。他的洋务思想，萌发于鸦片战争爆发之际，酝酿于国内为官期间，而出使英法的特殊经历，更使得这一思想发生了飞跃式的发展。

郭嵩焘认为：“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郭嵩焘诗文集》）可以看出，郭嵩焘已意识到中国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国际局势里，认为即便是“圣人生于今日，亦无能攘而去之，其机要全在应付之当否。诚得其要，可保百年无事，否则其祸亦立见”，所以必须通知夷情，兴办洋务，才能求得应付之方与自强之道。1875年，他在上奏总理衙门的《条议海防事宜》中，更明确地提出：“中国与洋人交涉，必先究知其国政、军政之得先，商情之利病，而后可以师其用兵制器之方，以求积渐之功……能通知洋人之情而后可以应变，能博考洋人之法而后可以审机。”（《郭嵩焘奏稿》）可见，郭嵩焘把努力考察世界情势，“通知夷情”作为办好洋务的一个首要前提。

与此同时，郭嵩焘认为办好洋务必须顺其势而求其理。其过人之处在于他不仅承认洋人入中国，即洋患，是中国千古未有之变局和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认为既然洋患已入中国，就应当正视这个社会现实，应当去了解他们，考察世界大势，从而找出一个“善处之方”，这就是郭嵩焘说的“求其理”。同样，在《条议海防事宜》中，也曾谈到顺势求理的问题，即他在任广东巡抚期间，曾与英国领事谈论制轮船、机器、铁路的方法及利弊得失，从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造船、制器当师洋人之所以利民，其法在令沿海商人广开机器局”。因此，他建议中国也应当认清这是一条国家富强的好办法。由此可见，知情、顺势、求理是郭嵩焘兴办洋务的根本见解和主张。

第一，认识到西方列强非“蛮夷之邦”，而是先进的文明国家。出使期间，他通过自己两年多的实际观察，对西方社会进行了深入的了解，认为当时中外关系，不同于历史上的夷夏关系，他说：“西洋立国两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郭嵩焘日记》第三卷）强调中西情势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承认中国在文化上已经落后于西方，这是中国历史上出现最早否定几千年来盲目虚骄的夷夏传统观念。

第二，主张全面学习西方。他曾极力称赞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天下卓论。后来他很快发现，单纯学习西方的一些长技，远远不足以使自己的国家真正富强，必须从各方面学习西方，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1876年，他在考察了英国的政教文明后，给李鸿章写信强调学习西方不单是军事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冶铁、采煤、铁路、对外贸易、电报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制度、法律和新式教育等方面，应该说，这样的主张相较于当时洋务派更先进了一步。

第三，最早提出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郭嵩焘批评当时士大夫普遍接受的“中体西用”观，说：“就嵩焘所见，凡名为知洋务者，粗知其情势而已，无通知其本末者。”“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自强。”（《郭嵩焘奏稿》）他认为中国学习西方富强之术，应从根本上效法西方的政治制度。他在考察西方的政治制度后，认识到西方的民主制度明显优越于中国当时君主专制制度。因为西方的民主政治体现的是法治，而不是人治。他十分赞赏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说：“西洋立国，有君主、民主之分，而其事权一操之议院，是以民气为强，等威无辨，刑罚尤轻。”“西洋议院之有异党相与驳难，以求一是，用意至美。”他特别欣赏西方国家在政体方面实行三权分立的特点，“或为君主，或为民主，或为君民共主之国，其定法、执法、审法之权，分而任之，不责于一身；权不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粲然可观。……人人有自立之权，即人人有自爱之意。”（《郭嵩焘日记》）他认为这种政治制度正是西方国家日益强盛的根本原因。
第四，主张学习西方以通商为本的经济制度。郭嵩焘在对西方国家的考察中发现，西方国家的发达富强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发达基础之上的，即所谓“行商为治国之本”。所以，主张中国应以工商为本，大力发展商业经济。可贵的是，郭嵩焘的洋务思想与同时代的洋务派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不仅注重发展官办工商业，而且注重发展民营工商业，走商人自办兴业的道路。这使得郭嵩焘向西方学习的洋务思想大大超越了当时其他洋务派的思想，加深了人们对工商经济的认识。

第五，主张学习西方应该大力发展近代教育事业，培养新式人才。郭嵩焘认识到西方国家之所以国富民强，主要还在于教育事业发达，培养了大批新式人才。他指出：“西洋之法，通国士民一出于学，律法、军政、船政，下及工艺，皆由学开而专习之。”（《郭嵩焘奏稿》）为此，他严厉批评中国的科举教育，“自秦汉以来，学校之不修，二千年流极败坏以至今日”，科举制度“图务虚文”，导致“人心风俗所以日坏”。因此，他积极主张改革科举教育模式，创办新式学校，培养中国所急需的实用人才。他还提出了兴学校、派留学生等具体建议。

综上所述，郭嵩焘一生正好经历近代中国危机四伏、新旧思想交替的时代。他在清廷为官不过十年，生平绝大部分时间在湖南办学、讲学、著书，但他以敏锐的眼光、开阔的视野、博大的胸怀，提出了很多超越时代的见解，于学术研究多有创获，并用以指导实践。他由中学而西学，由开眼看世界而走向世界，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追求国富民强、寻求真理的筚路蓝缕之功是不言而喻的，正如学者评价的：“郭则进一步涉及到体制的改革，并且批评到传统士大夫的灵魂深处。他又不避赞美西方之讳，而且择善固执，于私函中自谓，虽‘谤毁遍天下，而吾心泰然’；因自觉‘所犯以骂讥笑侮而不悔者，求有益国家也’。于此可见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辈虽亦遭世诟骂，远不如郭之甚。……当时人觉其独醉而众醒，但今日视之，实众醉而斯人独醒！郭嵩焘确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