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中的美人永远香艳

文/邵信芳 

眼前这个老头，曾经也是个远近闻名的富人，而如今却已家徒四壁。

但和一般的穷人，毕竟有些不同。

他家冲着门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几乎是顶天立地的油画，在空荡荡的屋里，孤零零地，格外抢眼。

“我就是听信了你们这些人的鬼话，才落得倾家荡产！”

画画的人名不见经传，那画却乍一看很像一幅世界名画——印象派大师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但尺度放大到了不能再大，原作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韵味一扫而光，只剩下赤裸裸的欲望。

爱德华·马奈《草地上的午餐》

大尺度的情色绘画曾经是欧洲富人豪宅的展示墙上最让人挪不动脚步的装饰，不过有点品位的，多少都会让画家用光、影、色，或树叶、薄纱略略掩饰一下，把欲望乔装改扮成艺术。比如下面这幅。

                           奥古斯特·雷诺阿《阳光下的裸女》

真是人不可貌相，眼前这个主子，审美口味居然香艳得这般惊天地泣鬼神。

聊了会儿，他便开始回忆当年投资当代艺术品的经历。

大多数时候，他都能低买高卖，日进斗金或者周进斗金基本上是家常便饭。

收成好的时候，他的小蜜多到了要用统称：见了哪个他都叫“宝贝儿”，免得叫错名字。

直到那黑色的一天。

那天，他和一个小蜜共进早餐的时候，冷不丁读到了一篇报道。

说是某某画家将是本世纪最具价值潜力的画家，不出五年，他的作品拍卖价将翻两番以上。报道后面，还跟着好几个体制内人士，很卖力地替他站台吆喝，说是现在国人太不懂艺术，这位潜力画家的作品价值被严重低估了。

这老头一听就信了，冲动之下几乎倾其所有大批大批地买进他的画作。

然而，这位本世纪最具价值潜力的画家，不过是擅长在体制内勾兑各种关系，混了个一官半职，然后摇身一变成了副教授、中青年画家而已。

有些内行人透底说，就像有些地方的书法家协会主席副主席啥的，水平还不如农村集市上写对联的、写坟碑字的，这个画家的基本功，连在成名画家画室里打工的学生都不如。

市场太精明，也太无情，无情得像那堆后来作鸟兽散的小蜜。

这位潜力画家的画卖不动，积压了几年后，老头把另外那些都贱卖了，只剩下眼前这幅。

或许是尺寸太大，或许是尺度太大，所以卖不出去。再或许，是他自己想留个念想，祭奠那个曾经珠环翠绕、软玉温香的富贵人生。

“我就是听信了你们这些人的鬼话，才落得倾家荡产！”这位昨日富人突然激动起来。

“那报道又不是我们写的，冲我们嚷嚷干嘛！”我和同事面面相觑，但又不想火上浇油，也就不和他理论了，只是在心里悄悄嘀咕了一句：“怎么人家说啥你都信哪？”

“天道轮回，谁知道哪片云彩会下雨，艺术品价格的涨跌是很难预测的。”我安慰了他几句。

一个画家能不能红，什么时候能红，根本就不是一个因果问题，而是一个概率问题。也就是说，那是一种随机性。连画家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命，更何况是别人。

梵高生前只卖出过一幅画，死后很多年突然爆发成为天价画家。

成功的原因几万重，但如果他死后留下的那些生前卖不出去的画，他的弟媳不是拿给了画商四处推销，而是论斤卖给了收破烂的，那么：梵高是谁？

随机性，那也得配

 画在画商那里，和在收破烂的人那里，能产生足以改变艺术史的区别，那首先是因为画画的人是梵高。

几年前，应邀去过一个画家的家。因为直到现在都没有红，姑且称他为明日之星。

明日之星的家是几间租住的平房，坐落在北京临近郊县的一个村里，四周是山和冷清。

刚进门，明日之星就点头哈腰地带我们去看他的画。

四十几平米的空间里，分布着卧室、客厅、厨房和卫生间，一家三口的整个世界。

所有能挂画的墙壁都挂上了画，挨挨挤挤地，刚看完一幅，马上就要看下一幅，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

他特地让我看了两幅顶天立地的油画，一幅是鸟巢，另一幅是水立方。

当时奥运话题正热，这也算是追热点了，而且追得政治正确，画家也要讲政治。

为了表示尊重，我从左到右、仰头低头几乎看遍了这两幅画的每一个角落。

千真万确，这真的是鸟巢和水立方！写实主义风格，画得很像。无他。

然而，同样的风景，似乎看看照片、明信片就足够了。

当时，心里只有一个感觉，天分这东西太玄幻，有它的人，终其一生为它所累，甚至还可能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比如米开朗基罗、尼采、顾城之类的，但缺它的人，却连一个付出代价的机会都求不来。

跟求不来的东西较劲，其实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职业画家对天分要求太高，不明白这么擅长搞关系的一个人，为什么不改道去体制内碰碰运气。

这时，明日之星开始介绍他的艺术理念和长达几个月呕心沥血的创作，紧接着就问：“邵老师，您觉得怎样？”

我心里炸开了锅：说真话，得罪别人，说假话，得罪自己，我究竟应该得罪自己，还是得罪别人？

逼急了，我什么都说得出来！

以前看画的时候，也常有这种说不出话的纠结时刻，不过不是因为怕伤了别人，而是怕一开口就暴露自己多么文盲。有时甚至还要小心翼翼地四下望望，生怕被人看穿了内心的慌张。

比如这幅，当代艺术四大天王之首的张晓刚的血缘·大家庭系列。很多人在画廊见到这幅画的时候，会像钉子一样钉在那里，好久都迈不动腿。

这幅画的基础体温是冷。

这种冷，让画里画外的所有人都笼罩在记忆和时间的阴影之中。

老照片式的构图，让人物本身如同一个个扁平的影子。所有的人长着一模一样的脸，都没有表情，而且没有表情得一模一样。一对对呆滞而凄惶的眼睛，以一种惊人的单调感把人引向精神的异乡。

每个人脸上都有一块疤，鲜明而突兀，似乎是一种刻意营造的破坏，让整幅画从一种沉郁得非常和谐的气氛里，突然跳脱出来，构成一种令人无所适从的不和谐，好像芒刺在背。

再比如这幅，艺术家岳敏君的成名作大笑的人系列之一。

大多数人觉得这是在笑，有人却觉得是在哭。要我说，画家记录的可能是一次伟大的忐忑：人们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还没想明白就被画下来了。

或者，同样的表情在这个人脸上是笑，而在另一个人那里却更是一种哭。

再或者，人们同时哭着又笑着，用这种自相矛盾的嘲讽对抗世界的阴阳、黑白和正邪。

哭和笑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反应，通过艺术的夸张实现了巧妙的同构，但他真正想隐藏或显露的究竟什么？

一件作品，如果能让人觉得忐忑、敬畏、三缄其口，还逼得人不得不调动所有的直觉、情绪、经验和想象去辅助观赏和理解，才能获得一丁点儿叫做感受或印象的东西，而那一丁点儿所谓的感受或印象带来的不是舒服，也不是快乐，而是对自身白痴属性的更深刻的痛苦，那么，这可能真的可以叫做艺术品了。

正当我举棋不定的时候，明日之星又催了催，怎样啊？

“我，我……”一连“我”了两声，都没有说出什么名堂来。

他步步紧逼的眼光让我觉得很不安，猛然间我下了一个巨大的决心：哼，逼急了，我什么都说得出来！

“我觉得您的创作视角具有很强的超越性，”这一下子提起了他的兴致，那紧逼的眼光马上变得柔和起来，很像当时刚刚好吹来的那一阵软软的穿堂风。

“现在很多画家都紧盯着过去不放，对眼前光辉的现实视而不见，而您画的，恰好是被他们忽略的今天，而这正是未来时代的艺术家一定会非常重视的昨天。”说完，我就像等待审判一样，惴惴不安地等着他的反应。

他推了推眼镜框，脸僵了几秒，最后仿佛确认了那可以算作是一种赞美，然后就咧开嘴笑了，连声说：“您过奖了，过奖了！”

他家隔壁，和隔壁的隔壁，都住着像他这样的明日之星。所有的房子不仅长得一模一样，功能也高度雷同，都是家和画室两用。远远望去，根本分不清谁是谁，单调得让人头晕。

一见有生人来，没什么差别的门框里立马有一个个脑袋探出来张望，还有的，站在院子里的画架旁，齐刷刷扭头往这边看过来，举着手中的画笔，愣着。

在资本的铁蹄下

“当代艺术圈就是一个名利场，”一位朱姓策展人、艺术评论家给浮夸的当代艺术定了性。

那些明日之星拼了命要挤进去的，正是这个名利场。

在那里，很多成名艺术家的作品拍卖价动辄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并成为国际顶级艺术展和名流聚会的常客，过上了香车宝马的富豪生活。

 2014年香港苏富比春拍，张晓刚《血缘：大家庭3号》含佣金成交价9420万港元。

2013年香港苏富比亚洲四十周年晚间拍卖，曾梵志《最后的晚餐》含佣金拍卖价1.8亿港元。

《2018胡润艺术榜》前十名中，曾梵志、周春芽、黄建南、张晓刚、刘炜、罗中立均为当代油画家。

而在三十年前，中国当代艺术则是一番截然不同的命运。

老照片：圆明园画家村的画家们晒太阳。

1989年至1995年期间，方力钧、丁方、田彬、伊灵等怀揣艺术之梦的年轻人，放弃铁饭碗，从全国各地聚集到北京圆明园附近，以流浪艺术家身份寄住那些废墟遗址之上的密密麻麻的小平房里，破衣烂衫地扎堆在一起，靠着本能画画，青春的冲动和理想的释放驱使着他们大胆地针砭时弊、探索艺术和精神流浪。这个名震一时的“圆明园画家村”于1995年被强行取缔，被驱赶出来的圆明园艺术家流离失所，迫不得已向宋庄转移和撤退。

不被官方意识形态接纳，没有资金支持，市场还没有形成，流浪艺术家们继续画画，继续漂流。

转机出现在西方投机商涌入的那一刻。

1987年，英国商人尤伦斯首次来到北京，开启了他投资生涯里一次重要的转折———收藏当代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他利用当时流通于外宾手中的外汇兑换券，一种在物资极其匮乏的年代里，能买到很多人民币无法买到的紧俏商品的特殊货币，兑换了大量中国艺术家手中的艺术品。

那时他周一至周五谈生意，周末就和一些非常有创造力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在一起。他说，让他惊讶的是即使是很著名的画家仍然屈居在小小的画室中工作，要和别人共用走廊尽头的公共浴室，“但他们从集体主义中解放出来以后的创作非常有活力。”

乌里希克，1995年至1998年被任命为瑞士驻中国大使，被称为完整收藏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人，他在瑞士的城堡被誉为中国当代艺术博物馆。

“我偶然了解到，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在这世界上最大的文化空间里，居然没人关注当代艺术家，我觉得我对中国一无所知，因此我需要一些了解中国的途径，而可供我选择的途径又不多，因此我寄望于中国当代艺术，能给我一条了解中国的新途径。”

在这些西方推手的作用下，中国当代艺术开始在威尼斯双年展、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等国际舞台上频频亮相。同时，华人资金和尤伦斯等海外资金共同制造了当代艺术的拍卖价格神话，中国当代艺术家日益受到国际收藏界追捧，而来自中国的新晋富豪，也各自怀揣着或投资、或投机、或附庸风雅、或热爱艺术的目的，开始入市当代艺术收藏，加入了西方投资客的游戏圈。

暴富梦几乎左右着艺术圈里全部的市场生态。名与利的双重成功，制造了一个职业画家富豪群体，也刺激着一个个更大的、蠢蠢欲动的追名逐利的群体。

成名艺术家富起来之后，逐渐偏离了当年足以让他们鹤立鸡群的那种先锋姿态、与社会主流的距离、鲜明的批判性和悲天悯人的情怀。急功近利的商业化和批量复制的创作惰性，替换了曾经的遗世独立和陋室里的挑灯夜战。媚俗、庸俗和恶俗开始在当代艺术界大行其道，也逐渐消解着好不容易才获得的艺术价格和价值认定，天价做局、拍卖操纵、艺术家创作后劲乏力等怀疑论调不绝于耳。

一位非常出名的当代艺术领军人物曾感叹：“很多西方的订单要的都是同一幅画，一批一批地画，我都画得块吐了！”

由于天价当代艺术家中油画家居多，所以尽管油画在国际当代艺术格局中已经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了，但在中国还保持着千军万马“练”油画的盛况。画家靳尚谊曾在一次采访中说，美术学院油画专业的报考人数总是第一。

然而，美院大部分毕业生根本当不了职业艺术家，很多人只能在美院旁办办画班，供下一代艺术考生备考，而这些人毕业后还是当不上画家，于是就再办画班，让下下一代考生备考，于是考学、上学、办班就业，形成了一条自给自足、自产自销的产业链。

逐利性对职业规划的侵蚀也非常深入。几年前，在一个美术论坛上，一个年轻的美院毕业生用一种资本主义工具理性，仔细地算了算自己在上美院、毕业、然后“下海”卖画的过程中，每一步的成本和收益，比如要花多少学费，混入体制内的成本，混市场的潜在收益，在混市场成功后，怎么把自己的作品进一步包装成为资本等价物和市场品牌。

躺着挣了钱

富豪画家的背后，还有一个规模不小的食利者群体，他们神奇地富了起来，而钱几乎是躺着挣的。

黄某，因为曾经玩过摇滚，姑且称他为黄摇滚。

黄摇滚有一支生花妙笔。

很多今天很贵很贵的画家，在那些年还都是一幅居无定所、饱一顿饥一顿的落魄样。为了出名，常常找到黄摇滚，借他手中的笔炒作溢美一番。

因为无以为报，反正自己的画也卖不出去，卖出去也卖不了几个钱，索性就送给黄摇滚，作为稿费和报答。

到了2000年以后，当代艺术突然屡屡拍出天价，这些落魄画家摇身一变成为画坛呼风唤雨的新贵，当年送出去的画作一下子洛阳纸贵。

黄摇滚神奇地发了，他用手中积攒的画作在北京开了一个画廊，干起了艺术商人的行当。

神奇发迹的人群里还有张某，因为有富翁的实力，更有富翁的做派，姑且叫他张富翁。

张富翁挣了第一桶金之后，打起了艺术品投资的主意。

和黄摇滚一样，他也是在那些艺术家人生最低谷的时候碰到了他们。

他没有黄摇滚的生花妙笔，但他有资本实力，就用极其低廉的价格吃进了一大批穷画家的画，有的几百，有的几千一幅，成本极低地成了他们的财神爷。

“那些年，他们见了我呀，就像见了财神一样，‘哎呀，老张来了，快请快请’，迎我上座喝酒，我不动筷，他们谁也不敢动。”张富翁聊起当年那些画家对他的恭敬时，满脸上泛着红光。

“有时候啊，我抹不开面子，就买两张回来。”拯救者的那种得意劲儿一点都不藏。

河东河西，这些画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是天价拍品，这回轮到穷画家们嘚瑟了。

他们时不时嘴里叼着烟，拍拍张富翁的肩，玩世不恭地刺儿上一句：“老张，我们那些画让你赚大发了吧！”

用那些低价购进的画作，张富翁开了饭店、办了画廊，买了别墅，别墅里摆满了天价艺术品，成了京城小有名气的私人当代艺术馆。

当代艺术家方力钧作品

去采访那天，阳光正好斜斜地照了进来，给墙上那些富贵的油画打上了一层金光，满屋都飘着钱的气味。

“我还有一处别墅，那里的画比这儿还多，你们想看也可以去。”

和张富翁的顺风顺水不同，明日之星折腾了十多年还没有出名的迹象，于是渐渐失了锐气，带起了小学生，补贴家用。

资本不傻，它的苍蝇只盯着天分的鲜血横飞。

昨日富人那幅大尺度油画还没卖出去，据说他常常一个人在屋里一待就是大半天，那种失意仿佛有了点“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哀怨感。

小蜜们风流云散，画中的美人永远香艳。

（文中图片均来自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