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之仁本无错，只怨当时底气薄

宋襄公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个异数，别人讲仁义道德，名留后世，他讲仁义却成为千秋笑柄。何也，不自量力罢了！假使该公生在地大物博的楚国，抑或中原翘楚晋国，那他一定会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名副其实的春秋霸主，可他偏偏生在了弱小的宋国，欲效仿齐桓公“尊王攘夷，匡扶华夏”，却是一辱再败，最终身亡的可笑下场，他最大的贡献便是给后人留下了“宋襄之仁”这个成语典故。

宋襄公，宋桓公次子，子姓，宋氏，名兹甫，公元前65O一前637在位。该公也是一位横空岀世的人物，少时即有孝名，其母是卫国人，在其母被父王驱逐回卫国后，少年的宋兹甫在边境筑望母台，附近百姓感其孝，都来义务帮忙，五天台成。他仁义之名有两点：一是让位之美。他是嫡长子，理应立为太子，他却谦让其兄目夷，在国人中享有仁让美名；二是扶齐之功。齐桓公死后，齐国大乱，五公子争位，以致一代霸主齐桓公停尸六十七天不能入土。宋襄公号召宋、卫、曹、邾四国军队，扶持太子昭登位，一时在诸侯中仁义之名大盛。这是他一生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亮点。

该公最遗憾的是公元前639年的盂地会盟。几个月前的鹿地会盟中，宋襄公以盟主自居，招致齐、楚大国不满。这次盂地会盟，几个诸侯国虽然勉强应召，但心有不服。结果楚国心怀叵测，率先发难，当场拘获了不带护卫的宋襄公，后来在鲁僖公的调停之下宋襄公被释放回国，但颜面扫地，故此愤恨不已。

该公最失败的即是公元前638年的泓水之战（《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宋襄公为报丟脸之仇，先找与楚国粘乎的郑国蹉儿，最后与救郑的楚军对战，本来宋军很有机会赢的，可宋襄公一再不听司马子鱼良策，固守所谓的“贵族战法”，不肯半渡而击，又不肯趁楚军立足未稳，尚未列阵时出击，一误再误，错失良机，导致全军惨败，自己也身负重创，于次年身亡，宋国自此更加一蹶不振。

以今人的眼光，宋襄公愚不可及。尤其是毛主席老人家极不赞同他这种两军对阵、你死我活，还在讲仁义道德的做法。那么，宋襄之仁，是对是错，只待拨开历史迷雾，还原干年本真。

宋襄公之仁本无大错。他所处时代正是春秋初期，周王室虽衰微，但仍是天下共主，早期有郑庄公护持征伐，接着有齐桓公“尊王攘夷”，九合诸侯，华夏一脉仍是礼义之帮。宋国是殷商后商，封爵又高（古代封爵公、侯、伯、子、男），一直恪守自周以来的仁义道德，这并不是缺点，相反比起三晋的无休止动乱残杀；比起楚国的蛮横无理，并吞周边，自立为王，宋人文明多了。当时诸侯间贵族战法，讲究提前约战，不斩来使，布阵厮杀，追击不超五十步，不杀年老兵士等等。只是春秋以来，礼崩乐坏，别国早不守了，自以为有中原文明的宋国还在守这样的礼法传统。正如今天的“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楚人凶悍不讲理，宋人哪是对手，兵败是必然的。泓水一战，宋人虽败，但舆论却站在了宋这一边，天下皆知楚人野蛮，随后在晋楚城濮之战中，楚人即自食其果，被中原大国晋国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宋襄之误，在于拘泥，宋襄之败，输在实力。大国相争，自来拼的就是家底。春秋时往往以战车来衡量国力，所以有“干乘之国”和“百乘之国”的区分，大国兵车干乘，甲士数十万，中等之国，兵车数百，甲士十万，其他小国相比之下，兵车百乘也难有。春秋初期，封国一百四十多个，最强的有齐、楚、晋、秦、吴、越等国；宋国地处中原（今商丘），最多算中等偏上，欺负周边卫、曹、许、邾、滕这些小国还行，和郑、鲁、燕势均力敌，对抗晋、楚、齐这些大国强国，简直是以卵击石。随后的楚国问鼎中原，是因为拥有大半个南中国；秦人大出天下，一统六国，是操了五百年的苦心，加上商鞅变法的辅垫；齐桓公九合诸侯，凭的是管仲良相，国富兵强；越灭吴，靠的是勾践卧薪尝胆，十年若心经营。宋国有什么，仁义道德虽感人，毕竟不能阻挡甲兵。齐桓公死后，宋襄公即蠢蠢欲动，要争霸。当时其兄目夷即劝他：“以小国之力会合诸侯，是祸患。”但宋襄公不听，仗着有仁义之名，国人支持，一心要当霸主。齐国好说，有旧恩；楚和晋可是超级大国，与宋国可没交情，小小宋国想坐上位，当盟主，可能吗？

宋襄公之所以被史书列为“春秋五霸”，实是太史公司马迁的功劳。齐、楚、秦、晋四国霸主都是靠武力征伐得来的。唯有宋襄公虽实力不够，也没真正当上盟主，但他恪守仁义道德，讲诚信，算是当时的道德模范；齐桓公九合诸侯，宋国场场不缺，说明对周王室的忠诚和保卫中原文明的决心；加上盂地会盟时，其他国虽不情愿，最终也到场了，仍然是宋襄公号召之力，所以司马迁将其列为五霸之一。

综合说来，宋襄公只能是个悲剧人物。楚国大将成得臣出征前就笑他：不自量！可他偏偏志向大，也想争霸，正是应了现代一句套话：理想很丰满，现实很丟脸。宋襄公的悲剧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要量力而行，不要夜郎自大！同时也警告那些怀异志、搞分裂的异端分子以及那些上窜下跳的弹丸小国，省省力气，别学宋襄公，妄想争霸，最终落下国败身亡的可悲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