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小鹤——小鹤四十八年祭

                忆小鹤

        ——小鹤四十八年祭

    徐小鹤是我同学，很要好。

    我是66届，他低我一届，文革时高二的学生，生于1948年，卒于1970年，华年而逝。

    那年是巴黎公社100周年，他走了——用农药“1605”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一、徒步下乡

    当年的他，给我的印象是“羸弱”。虽然中等以上个子，但身材偏瘦，四肢颀长，高额配着一张略显狭长的脸，加上平时又十分沉静，慢声细语，就给人一种单薄无依和弱柳扶风、病如西施的感觉。

    记得当年有张照片，他钭倚树下，手拈柳丝，垂目而立，一副书生模样，那若有所思的样子，真有如徐志摩再世。有的同学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小资”，因为颇为传神，于是大家就都叫他“小资”了。小资就小资吧，总比腐儒孔乙己好点。但是，后来我看到相书上有“骨厚必富，骨秀必贵，骨弱必夭”的说法，对他这种“小资”形象便一直心存疑虑。他肯定不是属于“骨厚”一类的相，但到底是属于“骨秀”还是“骨弱”？如果“骨弱”，真的就“必夭”吗？

    其实，他下乡时是从常州步行到金坛白塔公社的——这是他的“创举”，当时既无人提倡，也无人诱导或胁迫。有车不坐，夜行90多里，七八个小时，还要背着行囊，对于一个中学生来说，是需要有点体力和毅力的。他以羸弱之躯卒程，几近于苦行僧般的自疟。

    徒步“上山下乡”，在当时充分体现了一个知识青年“响应号召，扎根农村”的决心，因此，便成为学校的一大新闻，校广播站的喇叭为此“高音”了好几天，把他作为推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运动的先进典型和榜样。

    但是，我始终不解，为什么当时豪气冲天的他会在近二年后就用“1605”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为什么如此轰轰烈烈的开头却换来了一个魂归他乡的结果？

    我觉得，“徒步下乡”似乎不应发生在他身上，这种特立独行似与他的性格和形象完全分离。是小资情调浪漫的一时发作，还是长期压抑后偶遇喷口的一次爆发？是不满于现状的体面逃离？还是想抓住想跻身“革命”但久而不得的表现机会？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选择了这种异于常人的下乡方式？这种方式与最后的结果之间又如何联结？对这种联结又该作出怎样的诠释？

        二、府东巷12号——琴棋书画

    我与他不在一个年级，而是在文革中相识并走近的。

    与我卷入文革漩涡不同，他自始至终都比较温和——参加组织但很少活动， 写过文章但非常理性，心性敏感但低调沉稳。文质彬彬的他既没有整过人，也没有被人整过，甚至没有戴过毛泽东像章。因为我与他同年的表弟何永达在一个组织，都积极“运动”，所以经常去何永达家——府东巷12号——东隔壁是当时常州骨伤科名医朱普生的住宅，来来去去，与小鹤的接触也就多了起来。

    那是一幢一看便知的殷实人家的房子。砖雕门楣，北向，进门向南是一间屋宽的过道，过道上面是二层楼。走进过道，往右拐是廊庑，当中一个天井，北廗住人，南面是粮店（50年代房改后给政府收用了）。穿过过道再往里走，又是南院北屋，二层楼加三层阁楼，厅堂、房间、厨房等大大小小有十来间。楼下，是常州书画家程舍予先生的住处，何永达、徐小鹤与程舍予先生都是表兄弟，何永达母亲与小鹤的母亲是亲姐妹，所以，徐小鹤和他母亲住在二楼，何永达家住三楼，二楼还住着程氏的其他兄弟，一楼还有几家厨房。

    程舍予先生一楼的厅堂、侧屋和卧室相通，侧屋中书画桌上有文房四宝及未就之画稿，厅堂是常州一些书画家和文人相聚，高谈阔论的地方，案上还常年摆了一付围棋，闲时与人对弈。何永达与小鹤虽未正式拜师学艺，但耳濡目染，都学会了书画围棋，而且水平都不差。小鹤的书法临何绍基，我没见过，但看过他画的山水，是小写意，留白较多，意境幽远。小鹤的小阿姨程善老师说，当时家中的墙上柜上，多处镶嵌着小鹤的画作。我想，不挂程舍予先生的字画，而敢于在一个名流眼前炫自己的作品，可见其绘画的自信和水平。至于围棋，那时会下的同学不少，但均非何徐两人的对手，估计他们的棋力也应在业余三到四段之间。据何永达说，小鹤的过人之处，是很早就看棋书研究下棋了，所以水平能高人一筹。有同学记得，那时人民公园下棋的人还请小鹤去指导，他的水平在市里是数一数二的。围棋很能反映思维速度和深度，我总觉得，两人的学习成绩与此有关，因为人的思维是可以迁移的。

    除了书画围棋，小鹤还能拉琴弹琵琶。

    小鹤与何永达的父母都是教师，何永达父亲的二胡拉得很好，所以何也能独奏《赛马》等曲，还在学校宣传队弹琵琶。小鹤的弹琵琶拉二胡，应该也是熏陶的结果吧。

    我见过小鹤拉琴，在二楼的房间里，翘腿，调音，低首垂目，还未拉，就是一副“酒不醉人我自醉”的样子。他拉的，大多是《二泉映月》和《江河水》之类的曲子，伤感哀怨，如泣如诉，有着明显的个人理解和情感投入。曲谱是手抄本，自制封面，工整清楚，颇为精美，散发出扑面而来的“小资情调”，一看便知是花了心血做成的。

    何永达跳过级，小鹤也很聪明，成绩都很好。但他们显然都不是属于死读书的一类学生，用目前的教育术语来说，他们的素质都非常全面——尽管当时还没造出“素质教育”这个词来。我觉得这种素质的形成，与常州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积淀有关，当然，主要还是得益于程氏家族文化环境的濡染。

    如果小鹤能熬到文革后，他也能考上大学，他也能成为一流的画家和围棋高手，他也会有一个稳定的职业，也可以有所作为有所成就，也会拥有一个温馨的“小资”式的家庭。甚至，他可以在网上下棋、在微信群中聊天，聊民主聊自由聊法治聊阿发狗聊朝核问题聊剩余价值聊量子纠缠……

    但是，他，走了……

    大多人熬过去了，他，却没有熬过。

            三、徐母徐父

    小鹤是跟了母亲在外祖家长大的。外曾祖父曾是常州城内的一个银匠，手艺不错，人也聪明，衣食无忧且小有积蓄，可供儿子读书。后来，小鹤的外祖父中了秀才，本可循此进入科举取仕之途，但清末废了科举，于是就改以经商为业，因为经营有方，殷实起来，成为常州城里的大户。但小鹤外祖父毕竟是读书人，所以对文化教育颇费心机，曾在城内办过学校，还延请名师在家中坐塾，其后辈也大多成了教师、工程师之类的文化人。

    小鹤的母亲程完在民国时经人介绍到江阴墴土小学做教师，有个叫徐泽民的男教师也在这个学校任教，当时都年轻，俩人相识相恋，以后结婚，又生了二个儿子，小儿子便是小鹤。应该说，在当时，这是一个不错的家庭——不算富裕，但夫妻恩爱，衣食无忧。每到周末，徐泽民、程完便与何永达的父母（也都是教师）及其他兄弟姐妹在程宅聚会，吹拉弹唱，纵论世事，其浪漫潇洒，绝不不亚于当今的小资。

    我想，小鹤的父亲应该也是一个风流倜傥的人物，否则，程家的大小姐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看上一个乡下教书匠的。

    但几年后，变故发生了。

    徐泽民的发妻找到了程家，把徐泽民原有家室的事情捅穿了——徐泽民在与程完结合之前，己经有了妻室。程完认为徐泽民欺骗了她，于是，便决绝地提出离婚，办了手续，把大儿子送到徐泽民妹妹那里抚养，自己则带着小鹤在程氏的祖宅里生活。徐泽民的发妻理智而温顺，又把丈夫拉回到墴土的家里。

    以后，徐泽民尽管多次到程宅探望，但都是小鹤的外祖母招待，和顺平静，却礼数周全。而程完则完全视同陌路，冷若冰霜，从不搭理。

    自此，小鹤便等于没有了父亲。

    小鹤的小阿姨说，后来，小鹤在中学期间曾去找过他的父亲，孤身一人去了趟墴土。但是否找到了父亲？如果找到了，又说些什么？现在都已无从知晓了。

    在我的印象中，小鹤的母亲是一个颇易亲近，达观开朗，完全没有架子的知识女性。文革期间，她五十多岁，面容清瞿，态度温和。她话语不多，但表达清晰，因为有点耳背，所以要大声地跟她说话——是对着耳朵叫喊的那种。

  给我印家最深的是她的笑，笑声爽朗，笑容灿烂，张大了嘴巴：“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从未见过这样笑法的女性，一点也看不出她经历过荆棘坎坷，一点也看不出她曾受过沉重的心理创伤。

    但是，据小鹤的小阿姨说，程完也有偏执的一面，特别是对于儿子的要求十分严格，有时甚至悖于常理。比如，别的知青在农闲时可以返城，在家“休养生息”一二个月，甚至也有家长因农村艰苦而把孩子长年养在家里。但是，程完却决不允许小鹤在家多住几天，她常常急急乎把儿子“赶”下乡去。掛在她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这种人家出身的人……” 言下之意，出身于“正经人家”，就“不能在家吃闲饭”，尽管她完全有能力养活儿子。

    她的理念和行为，是受极左文化的影响，还是对传统道德的坚持？是让儿子淬火成钢的切望，还是出于对政治环境不测的恐惧？

    我绝不怀疑一个母亲的爱子之心，作为一个教师的程完也绝不会没有舐犊之情，况且孤身一人的她也非常需要亲情的抚慰。我也无法揣摩小鹤被母亲催走时的心情——无奈？怨恨？还是理解？我只想说，当一个学生被过早地抛入社会，就如一叶孤舟抛入狂涛，将意味着什么？

    常州的乾嘉第一诗人黄仲则写过一首令人读后心酸的诗——《别老母》：“搴帷拜母河梁去，白发愁看泪眼枯，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  黄仲则与老母离别时，心情是哀怨和悲怆的，母子之间的牵掛与忧心是刻骨铭心的。但在当年，小鹤与母亲之间，连基本的亲情也会遭到残酷的政治冲击，母子之爱链条的厚度也竟会变得如此脆薄！

                四、一个形而上者

    初交，我对小鹤这个十八岁学生的观感是：一个柔弱、敏感的文人——近似于现在的“文青”。

    交往多了，我才知道这个看法是偏颇的。

    的确，小鹤平和而理性，低调而随和，绝无同龄人常有的冲动和任性，即便与人发生激烈的争论，他也只是脸颊微红，稍显口吃而已。但是，不在运动中冲冲杀杀，不等于就漠然于政治；不慷慨激昂高谈阔论，也不等于对社会和人生没有自己的思考。

      他读的书很多，也很杂。他不但看《红楼梦》、《水浒传》，看鲁迅的文章、拜伦、普希金的诗，也看黑格尔的《小逻辑》、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哲学、政治类书籍，还常常跟我谈他的观点，有时甚至惊世骇俗。

    他看过不少我从未看过的书，比如惠特曼的《草叶集》。我是在他的书桌上看到这本诗集的，在此之前，我从未接触过美国文学，对有“自由诗之父”赞誉的惠特曼更是一无所知。《草叶集》曾因对性的大胆描述，在美国引起过争议，但小鹤对诗集的内容却非常熟悉，可以神采飞扬，娓娓道来。可惜，我对当时他讲了什么已毫无记忆。在提到美国就是敌人的政治环境中，在很多人因为一本书甚至一张纸片就罹祸的紧张气氛中，小鹤怎么会对这样的书产生兴趣？怎么会敢于“屙了胆”去看美国人的东西？他又是怎样弄到这本诗集的？我除了感叹于他视野的开阔之外，至今仍茫然无解。

    记得比较清楚的，还有在他二楼的房间里跟我讲的两个故事。

        一个是《药渣》：某朝，皇帝发现后宫佳丽个个无精打采，面容憔悴，便召太医诊断。太医诊毕，开药一剂：精壮男子20名，居后宫一月。一月后，宫女们容光焕发，滋润无比。皇帝大喜，召太医赏之。忽见有干瘦如骨、奄奄一息的男子陆续从后宫抬出，不解而问：此何物？太医答：药渣。讲完，小鹤笑着对我说：“这是鲁迅写的。”

    还有一个《红楼梦》87回的段子”：妙玉在与惜春下完棋后回到栊翠庵坐禅，受到“猫号春”声音的刺激，魂不守舍，春情爆发。讲完，他说：“尼姑听到猫叫也坐不住了。”然后，俩人相对大笑。

    当然，和我谈得比较多的，还是哲学和政治。比如对“一分为二”的看法。

    当时，讨论这个问题是十分危险的，三中在文革初期就有一个叫沈聚豪的年轻教师，因贴出了对“一分为二”提出异议的大字报而被打成“牛鬼蛇神”。但小鹤居然还坚定地站在“合二而一”一边。他说：雌花和雄花授粉结子，不就是“合二而一”吗？他显然对此进行过研究并作了深入的思考。在杨献珍已经遭到批判，“合二而一”已定性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哲学”，赞同者遭到残酷政治迫害的情况下，敢于这样是需要有巨大勇气的。

    对于人人戴戴毛泽东像章，他也很不以为然。他对我说：“为什么人人都戴毛主席像章？有的人不就是为了好看嘛。”

    这时，我才知道在柔弱外表下这个十八岁学生桀骜不驯的一面。

    在运动中，谈哲学、读马列既是一种时髦，也是一种需要。因为写大字报、开辨论会都少不了用本本上的言语去证明自己的“政治正确”。但对小鹤而言，我觉得，他似乎只是出于天生的兴趣，一种与生俱来探求真相的欲望，而并非作为参与政治运动的工具。 他可以淡然于运动，但不会放弃思考。他始终活在不断的思考之中，喜欢在形而上的空间里徜徉，他始终迷恋于思考带来的愉悦。与他相伴的琴棋书画、文艺哲学，其实都是他思考的载体。

    他对物质需求似乎从不关心，从未像我们那样，身上难得有了几毛钱就呼拥着去啜碗荒面或者切二两猪头肉解馋，在粮食定量的年代，他对“吃”的欲望并不像我们那样“猴急”。他也很大方，从不为小利小事与人斤斤计较。

    作为一个“人”，小鹤只是活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顶层，毫无世俗之气和恶俗之气，甚至毫无尘俗之气。 他是那种“只落幽香不落尘”的读书种子，一个纯粹的精神动物，一个绝对空灵的形而上者。

    也许，稍微降底一点精神层面的需求，他就不会有以后的结果。

                  五、绝尘

    22岁，小鹤便一唳飞天，绝尘而去。

    1970年6月的麦收季节，某日上午，小鹤没有出工。同组知青夏逸楠干活回来，看到隔壁关闭的门，觉得蹊跷。打开屋门，一股“1605”的农药味扑鼻而来，小鹤仰面躺在床上，走了！床边滚着一个装“1605”的搪瓷杯，残液从杯口流淌出来，洇湿了一片黄土……

    茅屋极其简陋，一张床、一张桌、一叠书、一个从城里带来存放衣物的五斗柜，就是小鹤的所有家当。茅屋是知青屋，一人一间，他和恽自求，夏逸南每人一间，他的那间在当中。

    离小鹤茅屋二三里路的知青都赶了过来，他的恋人也赶了过来，但小鹤的身体己经僵硬，到底是清晨还是晚上吞下的农药，已不得而知。

    我无法想象他的勇气，如何能吞下那剧毒的液体，我也没有资格去评价他的决绝，因为“夏虫不可与语寒冰”。但是，他的去世给了我极大的冲击，在得知他去世消息后的一个多月中，我几乎每天睡觉时都会闪现出他的身影。

    小鹤有一份遗书，口传有几个版本，但有一句话是一致的：“我这一生，唯一对不起的是我的母亲……”我未见过他的遗书，以后去看他的母亲，也决不忍心向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母亲启齿叩问遗书的内容。遗书也没有涉及他自杀的原因——也许，至死都不说或说不出遭遇的窘境和决绝于人世的缘由，这才是一个人最深的痛！

    在他绝尘而去的前一周，我还收到过他的一封信，信中除了写到低矮的茅屋、飒飒的竹林、昏黄的油灯，还附了一首长达数页的自由诗。诗的内容是关于巴黎公社的，因为当年是巴黎公社革命100周年。但是，他的信，除了情绪欠佳外，并无自绝的迹像。这封信我一直藏在抽屉里，但从1984年起，因为搬过十多次家，到今年十月翻箱倒柜了好几次，却始终没有找到。

    小鹤的亲友和其他知青后来回忆了他在金坛县白塔公社劳动近二年的境况，讲到了他在下放期间的处境和孤独。

    开始，他与同班的恽自求，夏逸南被分派在一个生产队。恽自求的父亲当时是反革命，小鹤也有因有舅舅表兄在台湾美国而涉“黑”，两人的学习都很优秀，而且都喜欢文史哲，所以走得很近，成为最要好的朋友和知己。下放后，小鹤与恽自求继续沉迷于哲学和文学，除了干活、烧饭、洗衣，就是看书、讨论、写作。小鹤还因为能拉二胡弹琵琶参加了大队的宣传队，在演出时伴奏。但是，因为身体单薄，小鹤于农活是力不能胜的。对于以“力气”和“能做”作为取人标准的农民而言，他的文才哲思和琴棋书画，在与泥巴打交道的战天斗地中不但一钱不值，还可能与他们的理念和审美情趣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所以，这个有着极高精神需求、有着“耿介拔俗之标，潇洒出尘之想”的文人，很难融入到农民之中，很难在“接受再教育中”成为一个真正农民。他的思想和性格甚至会让他难以找到一个农民朋友，他也很难在黄土地里觅得合乎自己精神世界的乐趣。队里有个读过初中的农民，本来常去他们的住处谈天说地，但后来因为小鹤怀疑他是公社派来监视的“探子”，以后也就不去了。他与生产队社员之间的关系一般，他很孤独。

    一年之后，恽自求因父母全家下放而随之去了高淳。本来还有一个趣味相投的同行者，现在却知音分离，小鹤的孤独更甚。

    后来，不知是因为他的海外关系还是其他原因，大队宣传队连二胡也不要他拉，知青会议都不让他参加了。他成了另类，陷入了形影相吊，茕茕孑立的境地。

    于是，小鹤去了趟高淳。 据小鹤的小阿姨程善说，他是去找表兄程雍如的。程雍如先生在文革前是一名化工工程师，57年被评为右派，所以文革中也全家发配到了高淳。小鹤此行，目的是想离开金坛，迁到表兄处落户。况且，恽自求也在高淳。但是，“戴罪之身”的程雍如，怎么可能在自顾不暇中收留小鹤呢？

    回金坛不久，小鹤就喝了农药。但可以肯定，不是到了走投无路的绝境，他是不会用如此决绝的方式离世的。高淳之行证明，为了生命的延续，他狼奔豕突般地寻找一个能安放生命的栖息之所，但是，他失败了。

              六、迟到的反思

    写完关于小鹤的这些文字，我仍无法平静。

    我写得很慢，很困难，从11月底至今，已有2月之久。其中的原因，一是常有杂事缠身；二是想使回忆的文字真实可靠，就必须花时间去了解、核实当时的情况；三是因为回忆的过程是痛苦的，这是一个把旧伤疤翻割撒盐的过程，有一种刻骨之痛在折磨着自己。

    但写完之后，这种痛并未缓解。除了对一个生命消逝的惋惜和哀思，还有对这个生命为什么被吞噬的追问。

    我想，再卑微的蝼蚁，也有享受生命过程的欲望；再低级的鸟禽，也有护卫生命存在的本能。小鹤会没有？但是，为什么他要以这样的方式匆匆离去呢？

    当时的知青，大部分都还未满十八岁，在没有选择，没有训练，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的情况下就被抛入穷乡僻壤，既没有体制的保障和社会的呵护，也没有时间上的平稳过渡，结果是70年代末的返城浪潮，我们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样教训？

    小鹤的早逝，可以从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等角度作出各种不同的理解和诠释，但是，恕我直言，我至今仍感到茫然，我无法从各个维度对此一一作出全面精准的分析。我只觉得，我们必须对此进行反思！因为当任何一个普通的生命放到一定的环境和背景之中时，就有了研究和反思的标本意义。

    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又一波纪念浪潮在掀起，又一些知青园在全国建立，又一股“青春无悔“的豪情在勃发，又一曲知青赞歌在唱响。但是，我只想说一句：知青啊，请不要捂着伤口唱赞歌。

                    2018年2月14于随园

忆小鹤——小鹤四十八年祭 忆小鹤——小鹤四十八年祭 忆小鹤——小鹤四十八年祭 忆小鹤——小鹤四十八年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