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过是在读着自己的信件，享受着代基里酒，和任何一个平常的下午无异。接着临街的门开了，阳光射进来，是她。
但那时引起他注意的，却是她那一头颜色宛如麦田的金发，还有那肌肤的光泽，仿佛某个储藏在罐子里的整个世纪的炽热夏日，顷刻间全部释放了出来。
—— 《我不可能只是仰望着你》
这样的初见，在海明威眼里，无疑是传达了一种魔力，一种被攫住了的魔力。玛莎·盖尔霍恩，在这一年，就这样如基韦斯特橙汁般颜色的阳光一样，进入了海明威的生活。
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初见，往前推十几年，年轻的海明威在巴黎圣米歇尔广场的咖啡馆里，早已预设好了剧本：
我见到了你，美人儿，不管你是在等谁，也不管今后再不会见到你，你现在是属于我的，我想。你是属于我的，整个巴黎也是属于我的，而我属于这本笔记簿和这支铅笔。
—海明威《流动的盛宴》
找来玛莎·盖尔霍恩的旧照看，确实美艳动人，带着圣路易斯小镇姑娘的俏皮。虽然是一张黑白照片，但我们仿佛仍然可以看到，那“宛如麦田的金发”，在帽檐下不安地涌动。而她腿上卧着的猎枪，与猎手皮靴的厚底，无疑揭示了那个时代的躁动、勇猛和危险的元素。
于是，我们在《丧钟为谁而鸣》里，也读到了类似的描写。玛丽亚有着和玛莎·盖尔霍恩一样的——”宛如麦田的金发“：
她的头发是麦田的金褐色，在阳光下给晒得加深了色泽，可是全给剪短了，短得只比海狸皮的毛稍长一点。她冲着罗伯特·乔丹的脸笑了笑，举起褐色的手捋头发，手过之处，那刚被捋平的头发又翘起来。她有一张美丽的脸。
——海明威《丧钟为谁而鸣》
而《丧钟为谁而鸣》的题词就是 —— “本书献给 玛莎·盖尔霍恩”。玛丽亚的原型，至少是外貌，就是盖尔霍恩。在英格丽·褒曼之前，海明威甚至提议过让盖尔霍恩演玛丽亚。
如果认为盖尔霍恩的出场，仅仅是吸引海明威的一个金发美女的话，或者仅如他热爱的，夏日里的一杯酸甜的代基里酒一样，那我们就错了。
在这个夏日，我没有代基里酒可饮，但却在杨梅酒的啜饮间，读完了保拉·麦克莱恩的《Love and Ruin》（中文译名《我不可能只是仰望着你》），然后觉得只有站立起来，才能面对盖尔霍恩这个名字，充满敬意。
八百多页的书，阅读时，如同抚摸一个时代陈旧而坚韧的缎面，仿佛嗅闻了那个时代的空气，无论是混战的马德里，还是轰炸下的伦敦巴黎，无论是海滩上粗砺的岩石，还是温柔的浅波，还有每一个热烈生长的生命。读完后，你会有一种愿望，既不会像海明威那样饮一杯轻佻的代基里酒，也不会像如阅读时那样饮一杯微甜的杨梅酒，而是要像保拉·麦克莱恩那样，“举起一杯威士忌——当然是纯酿——敬她无与伦比的一生”。
此书笔调非常动人，尤其是后半部。盖尔霍恩作为女性的坚韧和执着，令我除了钦佩，更是理解。从某些角度而言，女性胜过男性。起码在这本书里，我看到了盖尔霍恩比海明威厉害的地方。
书名《Love and Ruin》，揭示了一种对立，而我们看到的，更是一个过程，从挚爱到损毁。Ruin原来意思是毁灭，其实读完就知道，没有到毁灭的程度，但或许可以说是到了“损伤”的地步，所以我更愿意将书名直译为《爱与损》。本书现在的译名是《我不可能只是仰望着你》，有主观的解读。作为过程来理解，即是从"仰望"到"平视"的过程。
比起盖尔霍恩与海明威在哈瓦那庄园起初的那段无忧无虑的日子，我认为他们三十年代在西班牙并肩“作战”的那段，是最浪漫的。那时的盖尔霍恩，正如五岁时爬上运冰车离家去看世界一样，已是一个头也不回地扎入马德里炮火里的姑娘了。
我如今是这般模样——一个高挑的金发女子，独行在严寒的乡间，圣路易斯已经是遥遥他方。
而那时的海明威，在盖尔霍恩眼里什么样子呢？年轻，帅气，有迷人的魅力，而且还身手矫健，能“独自在炮火下躬身穿过暗流涌动的曼萨纳雷斯河，绕到马德里西方公园的南角”。这个身影，在金发姑娘盖尔霍恩的眼里，挥之不去。
他有着古铜色的腿，腿上的肌肉像职业拳击手一般发达，手臂也是古铜色，宽阔的胸膛……一切的一切都暗示着他的强壮，健康，以及某种动物的优雅。
1937年的3月至5月，他俩在马德里，肩并肩，呼吸共存。这里有一段他俩在狙击手和炮火下，共同穿过废墟广场上二十码无掩体空间的场景描写。紧张、亲密、信任、狂喜。二十码的距离，如同携手穿越了死亡，获得重生。经历过生死的男女，灵魂才走到了一起。
跑到安全的墙后，我蹲下来，耳朵里的脉搏跳动着，心情畅快极了。看得出来厄尼斯特也感受到了。那感觉与其说是从墓地中呼啸而过，不如说像站在自己的墓碑上跳舞狂欢。活力在我们之间荡开涟漪。自从那晚在我房间后，这是我们头一次靠得这么近，我们继续前进，于是那距离的涟漪随之卷入电流与风险中。
1937年西班牙内战时期的马德里，汇聚着二十世纪初最优秀的各类记者和文人，聚会、烈酒、牡蛎、文学、炮弹的刺激，让人有种身处时尚巴黎危险沙龙的错觉。那一章的题目是“同男孩们到西班牙去”，似乎给人以一种游戏的感觉。海明威，就是那批“男孩们”中的一员，而盖尔霍恩，是他们中的“金色麦浪”。
“男孩们”的称呼，在战争年代，有种灿烂与惨烈混合的效果，带来也是爱与损毁。
最初是在西班牙，她第一次看到的“男孩们”是这样的：
从来没有拿过枪，而第一次用便有了明确目标。他们中的一些人长着新生儿般的肌肤，长长的睫毛，眼睛里虽有恐惧，但也无比虔诚。
值得一提的是，在后来描写到二战盟军时，书中也用到了这个称呼，英国的“男孩们”头戴贝雷帽，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英俊漂亮，坐上英国兰卡斯特战机，轰炸机“男孩们”朝诺曼底呼啸而去，而死亡在前面。
书中有个插曲，非常有趣的是，圣埃克苏佩里（《小王子》的作者），在西班牙内战的场景里，有一个戏剧化的出场，值得记录一笔：
一晚，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过来小酌。他是驾着自己的飞机来西班牙的——我望着他，简直想也不敢想。他侧坐在戴尔默的床边，穿着系带的孔雀蓝便袍，一套绸缎睡衣和皮拖鞋，十足的异域风情，像是从摩洛哥或者达累斯萨拉姆来的。
谁也改变不了欧洲文人在看待战争，尤其是在身处战争环境时，略带游戏的态度。我还非常清楚地记得西尔维娅·比奇在《莎士比亚书店》一书中描写战时巴黎的有趣笔调，以及巴黎解放那天海明威来解救她的英雄场景。甚至西蒙·波伏娃在描写战时巴黎时，也未放弃谐谑的笔调。海明威就更甚了，在《永别了，武器》里，战争背景的妙语连珠。
盖尔霍恩与海明威因互相迷恋对方而在一起，他们有过甜蜜的时光，虽然不长，但真实可依。在哈瓦那庄园的日子，让我们看到一些静谧的情调，他俩互相昵称对方为“兔子”，在同一屋檐下写作，非常柔情。如果两人愿意，或许那是多年之后，可以在心底里视为珍宝回望的时光。
我特别注意到有一段描写海明威在溪流里飞蝇钓的场景，与电影《大河恋》里一样。这种钓鱼方式，即是今天很流行的路亚钓鱼，使用假饵，竿挂水滴轮或纺车轮。
他投下竿，感受着鱼线抛出利落的弧线，在空中自己调整好方向，最终不偏不倚地落在他预期的地方。精通某件事总是令他享受不已。寒冷的水打着旋，按压着他的双腿；河里光滑的石头在他站稳的脚下移动着；就在他的鱼线下，一条大鱼正秘密般地升向水面，波状起伏的周身点缀着无比斑斓的色彩。
这就是海明威要的生活，但不是盖尔霍恩要的。尤其是在欧洲陷入战火的四十年代初，安居在哈瓦那庄园里，饮酒、游泳、捕鱼的生活，对于盖尔霍恩，一个为战地记者这种职业而生的女人来说，是一种极度的不安和躁动。海明威要的，是一个“心脏颤颤扑动着，像一只受宠的小鸟被抓在手里的——他的女人”。
迷惘、矛盾、爱恋、妥协、挣扎，这个循环的过程，贯穿于两人四年的感情。在我看来，“仰望”并非是导致问题的原因，在作品上与海明威“平视”，也不是盖尔霍恩追求的目标。她必须走，只有行走于欧战现场，见证生命的活动，写下亲眼所见的一切之发生，她才感到自己是活的。为此而生的人，不问答案，没有思考，就已经出发，就如她五岁那年一样。
我想过了没有？我真的明白自己为什么在这里吗？或许答案是否定的，但我已经在路上了。
她缘于作家，而在与现实的联结中，又超越作家。我愿意将这称为，具备强大作家工具的战地记者的素质。
书中有一章是关于中国战地的访问，居然是海明威陪着盖尔霍恩来的，是唯一的一次陪伴。我不想就这一章的内容进行回顾，毕竟海明威在这次中国之行里的表现似乎有所不堪。盖尔霍恩在苦难而隐忍的中国抗战大地上奔走采访，吃力地见证着闪耀的生命时，海明威窝在酒店里，接受各方觐见，整日访谈，享受着荣耀，“对一切当地佳肴和风俗毫无抵抗力，畅饮着泡了蛇的春酒，丝毫不在乎炎热”。
分歧肯定是越来越大，最初炽热的爱，也已耗尽了各自用于维持的余量。“我们俩都在各自应在的地方” 这句话恰当地，也克制地诠释了当时两人心里的距离。
我不愿就两人婚姻后期的感情纠葛，究竟谁对谁错，进行仔细解读。在书的后半部，至少在我看来，其实海明威已不再重要，他已不再耀眼。无论是“仰望”还是“平视”，都不再重要了。我更着迷于阅读盖尔霍恩在各个战场的亲眼所见，那穿越布满水雷海域的一个个惊魂的夜晚，那与战壕里的男孩关于《瓦尔登湖》的对谈，那与她有着同样金色麦田般头发的法兰西护士在眼前的轰然消逝。她用自己的视角，写下宏大历史下的细节，写下眼前每一个值得记录的个体，看到的眼泪，握过的手。
而诺曼底登陆那段，应该是本书浓墨重彩的章节，可以说是巅峰时刻的纪实，令我禁不住反复阅读。
历史在那一刻轰鸣，而我们今天在安静的纸张面前，屏息进入。
这一刻的到来是如此漫长，我想没有人敢喘息或移动，也没有人敢盼望什么。我们已被交代过，知道它将何时发生，直至最后一刻。我们就站在那里一同看着时钟，各自心里清楚，攻击一旦打响，一切都将不复原状。一百年后，两百年后，这个故事仍将存在于记者、小说家和史学家的笔下，而它就在此刻发生了。
盖尔霍恩，挽起金色麦浪般的头发，在那一刻，双脚实实在在地踏进了诺曼底海滩冰冷刺骨的水中。彼时，海明威不在那里。盖尔霍恩的眼睛里，不再是海明威，她仰望的，是诺曼底前方的悬崖，和海滩上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抵达沙滩后，他们还要活着走过至少两百码的开阔地，接下来还要攀上悬崖。头顶上方，天空如厚重的灰纱翻滚舞动着，数千架飞机掠过。从未有过这样的场面，将来也不会有。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非凡的，但没多少时间留给她去钦佩他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她即刻投入了医护救援，用肩膀扛起了担架，离开水面，离开水雷，去海滩，让躺在担架上心已奔向家乡的法国士兵回家。
我们走近海滩，冲向冰冷的水中，跋涉至海岸。海浪冲击着我的腰间，用力拉扯我的衣服。我打着踉跄，感到寒冷直逼进身体内核。但我不能被拖拽下去，我必须要紧紧抬住担架的这一端。水上用白色的带子拉了线，标示出水雷已被清除的区域，我必须在区域内活动。
盖尔霍恩首先是个女人，其次是个作家，然后是战地记者。眼下她身处战场，伸出双手，磨出血泡，试图去挽救一个个生命。在西班牙马德里圣多明各广场上眼见小男孩被弹片划过咽喉时，她什么也做不了；在芬兰维堡监狱里握着为妻儿哭泣颤抖的俄罗斯飞行员手时，她什么也做不了。而在诺曼底的海滩上，她做了。可以说，她将前面所有的身份都超越了。
后来她知道，“当晚海滩上有一万个男人，却只有一个女人，就是我”。她也是第一个到达诺曼底海滩并发回报道的记者，不论男女。
盖尔霍恩拿回了自己的名字，不再是海明威夫人。
海明威从未原谅盖尔霍恩——她是他历任妻子中唯一主动离开的。盖尔霍恩后来也一直回避着那个男人，甚至连他的名字也不提。他俩像两颗星星，交会过，并行过，燃烧过，然后回到各自的轨道，渐行渐远。
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里写道：“什么都不存在，除了现在。诚然没有昨天，也无明日。要到多大的年纪你才终会明白？”
很多年过去了，我们读着他们写的书，和关于他们的书，以历史的眼光，知道了身处他们那一刻的“昨天、现在、明日”。
并非什么都不存在，并非只有现在。
天空格格作响，海底簌簌低语，一切都在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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