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姐姐的爸爸

我写下“我姐姐的爸爸”，可能有人会很奇怪，他们会觉得我说的这话很不通情达理，他们会说我姐姐的爸爸不就是我的爸爸吗？还我姐姐的爸爸呢。其实，他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等我慢慢说清楚了，他们就不会这样说了。

是的，既然说到我姐姐姜小凤，那么我纵然不说有人也就知道了，我跟我姐姐都是蒲场里的人。蒲场里是苏北平原里下河水乡一带的一个自然村庄。

那时我姐姐出生时，我还没出世，我知道我姐姐的事都是我后来听我娘讲的。

我娘说，我姐姐的爸爸叫姜泓，姜泓还有一个名字叫姜德喜，他身材魁梧，国字脸，脸上因为小时候出天花留下一些小疤痕，尽管如此，但仍英气逼人。他当时也就三十三四岁，在蒲场里任村支书。

那年应该是一九五九年年初，他的妻子是离蒲场里有三里路的杨家村人，给他生了大儿子叫姜小银，有四岁了，这会儿又怀了一胎。他的妻子在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后，又生下了我姐姐姜小凤。

但他妻子在生我姐姐时，不知怎么会遇上难产的，那时医疗条件太差，医院里很少有会接生的医生，城市里有医生会接生，乡下农村根本没有，女人生娃娃都是村里的稳婆接生的。我姐姐的妈妈生我姐姐时，就是我们蒲场里的一个叫恒芝奶奶的接生婆子接生的。

恒芝奶奶面对难产，纵然她有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心肠，她也是束手无策，她看看大人垂危，只好跑出房间跟我姐姐的爸爸说只能保小、不能保大。

他听到这个消息后，不啻焦雷击顶，但有什么办法呢，他虽然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虽然是一个铁骨铮铮的男子汉，但他对接生孩子却根本不懂，他尽管很爱他的妻子，但也爱莫能助，他只能听恒芝奶奶的话保住小的。因此，我姐姐后来被恒芝奶奶硬拽回到人间，而她的妈妈却年纪轻轻地走了。

我姐姐的爸爸，他欲哭无泪，死者已去，活着的还要坚强地活下来。他抱着嗷嗷待哺的我姐姐，迈着沉重的脚步来到了我家，他一见到在我爹身边坐着正奶我二哥的我娘，他就一下子跪倒在地，他双手捧着我姐姐，头深深地低到尘埃里去。此情此景，纵然是铁石心肠的人见了，也不禁会为之动容、潸然泪下。

我娘忙把我二哥递给我爹抱着，她颤巍巍地走上前，双手接过我姐姐，我姐姐从此就留给我娘哺乳了。

后来我姐姐的爸爸又娶了新媳妇，我姐姐三四岁大时又被她爸爸接回去了。

她爸爸和她的新妈妈成家后，又生下姜小英、姜小俊、姜小忠和姜小兵，她的新妈妈待我姐姐和她的哥哥都很好，视如己出，我想这与我姐姐的爸爸善于管理家庭是分不开的。我姐姐的爸爸，他能把我们蒲场里一个有着几千人的大村子都管理得好得不得了，他管理一个小小的家庭，还不是小菜一碟吗？那是一定的。

然而，我姐姐的爸爸这样一个大好人，在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却遭了罪了。这也不能怪别人，只能怪他自己心地太善良，用人不当，培养了一个人面兽心的人，结果是养虎为患，伤害到了自己，险些送了性命。

当时也有一个姓姜的，这人我也不好写他真名字了，只能叫他姜文玉，这人没有我姐姐的爸爸大，好像比他小三四岁，中学刚毕业就被他培养了，他让姜文玉当了村委会委员，年龄大些了还去当民兵营长，甚至当上了村治保主任，当时叫大队治保主任。

不过，这个姜文玉是得千个巴万个的主儿，非常有野心，他看到我姐姐的爸爸顶多比他大三四岁，却当上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他心理极不平衡，他羡慕嫉妒恨啊，必要取而代之而后快。

就在这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姜文玉一看机会来了，他心花怒放，立马组织了一个造反队，起名叫“劲松战斗队”。他跟造反队的骨干分子夏金瑞和李金耀上蹿下跳，把我姐姐的爸爸——老支书姜泓押到批斗台上批斗。当时有一个后来当上村支书的人叫姜夕寿，根本插不上帮，他只能爱莫能助地看着。据说他那时还是一个大男孩，一个大男孩能有什么作为呢？

姜文玉给姜支书的胸前挂上一个小黑板，上面他娘的横七竖八地写上这样一行字：“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姜泓”，书法极其拙劣，却很醒目。

这个姜文玉简直是穷凶极恶，他扒下姜支书的裤子，只让他穿着一条短裤，在寒冷的冬夜里，勒令他站到一只盛着半桶水的粪桶里。这还不算，他还把姜支书的双手反剪到背后，并绑上了一根浸了冷水的麻绳，还把姜支书的头压得低了下去，美其名曰“坐飞机”。

姜文玉站在村里碾米机器间里搭的台子上，他对台下的村民们说：“你们看，这像不像坐飞机？”

台下的村民们，没有一个跟着起哄的，他们不忍看这狗血的场面，都低下头去，有的还低声咕哝着：“造孽呀！”

姜文玉耳朵特别尖，忙喝问道：“谁说的，谁说造孽的？”

他的声色俱厉的喝斥并没有吓倒一个人，那人就是河西的李敬唐。他铿锵有力、掷地作金石声地说：“是你祖爷爷李敬唐说的，咋的啦？你祖爷爷三代雇农出身，赤贫家庭，响当当的无产阶级，我还会怕你这个龟孙子！你们批斗就批斗呗，干吗这样折磨人家，你们这样做不是造孽吗？”

姜文玉被李敬唐镇住了，他假惺惺地说红卫兵小将要文斗、不要武斗，今天看在李老伯的面子上，只是要结束姜泓的政治生命、不是要结束他的生命。他匆匆忙忙地宣布散会了，我爹忙跟一些人上台上去把我姐姐的爸爸拥回家了。

后来，仅仅隔了一年，我姐姐的爸爸“解放”了，仍担任江苏省兴化县唐刘公社蒲场大队党支部书记。“解放”一词，本来是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说“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那时解放在新华日报的报刊上是最时髦的一个词，但用在姜支书恢复正常的政治生活上，是多么让人心酸的一个词语啊。

我姐姐的爸爸重新上任后，他想起那晚要不是李敬唐挺身而出、仗义相助，他说不定就去见马克思了，他要报答李敬唐，他向来是受人滴水之恩也当涌泉相报的，后来他到底安排李敬唐的一个儿子当了一个生产队的队长。

对于姜文玉，他倒没有难为这个人。虽然这个人处心积虑地想把他往死里治，但他看在其终归没能抢到班夺成权，还白忙活了好长时间，他于心不忍，对其既往不咎，仍让其当村治保主任。

然而，“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又有人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可以说是屡试不爽的真理。顺带说一句，姜文玉好像只活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得了食道癌，想吃吃不下，不吃又很饿，结果活活地饿死了。据说他死的时候很痛苦，全身疼痛如锥扎不说，光那胃痛，就让他疼得直钻心，他在床上滚来滚去，折腾不休，到最后双目一暴瞪，口吐流涎，呜呼哀哉，驾鹤西去。

蒲场里河东庄有人发表评论说：“看看，这才是报应哪！谁让他那时那样整老支书的，老支书如今还活得好好的，他却得脑症死了。”蒲场里的人称癌症为脑症，不论是胃癌和肝癌，还是食道癌和乳腺癌，一律称之为“脑症”。我姐姐的爸爸说姜文玉只不过得了脑症而已，并不是得了什么报应。

我姐姐的爸爸共有六个儿女，四男两女，他们都成家立业了，而且都是儿孙满堂。我想他之所以能这样开枝散叶，跟他的积善成德应该是很有因果关联的。

他在当村支书期间，从来没有跟村上的哪个女人有过什么苟且的关系，他一心为民服务，从来没有多吃多拿过。他从村支书任上退居下来后，可以说是两袖清风、一身正气，根本不像有些村支书，虽然位卑官小，但却成了巨贪一个，不是，他不是这样。

他的大儿子跟二儿子结婚时，还是两家挤在一幢三间的房子里，可见他当时的经济状况是何等的捉襟见肘。我姐姐跟姜小英姐姐出嫁时，陪嫁也不是太丰盛的，他只把她们培养成了乡村医生，别的再无任何馈赠，他当然也没要女婿们送什么彩礼不彩礼的。

我之所以要写我姐姐的爸爸，是因为我的故乡的一个朋友微信告诉我说，他已经在二O一八年八月三日上午去世了，享年九十二岁。

我在南疆的一个边陲城市，我在姹紫嫣红、鸟语花香中，我登上了那高高的望乡楼，翘首远眺着那千山万水外的故乡，给他送去无限的哀思，愿老人家一路走好，天堂里没有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