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布谷
如果知识分子不能拿起文明的戒尺，那么暴徒必将怀揣野蛮的武器。——— 小布谷
知识分子是有权利的，并且应该是有权利的，这种权利是知识本身所具有的，高贵的，神圣的，与不可反驳的。这是有着丰富的历史渊源的，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就曾以“美德即知识”为荣，将知识赋予了更高层次的涵义，这是一个在几千年前就崇尚“文明，思想，权利”的民族，在狭小的城邦之中，就能焕发出的伟大智慧。而伟大的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也曾在其恢弘的学术创作中，领会到“权利和知识是密不可分的，知识本身即是权利”。那么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拥有这种权利意识么？或者说，知识可能成为权利么？
现实复杂，不好评判，但最起码就“辱母杀人一案”来说，很难看到知识拥有权利，捍卫人性，道德，和正义的表现。知识只是知识，权利只是权利。知识有关学术，权利则有关政治。
“苏银霞和于欢是一对母子。苏银霞向吴学占借了高利贷。她在还了一部分后还欠一些。为了逼债，吴学占恶意寻衅滋事，苏银霞四次拨打110和市长热线。民警过来了解了情况就离开了，苏银霞试图跟警察一起离开，却被吴学占拦住。其后，催债手段升级。杜志浩等11名催债人员，将母子二人被控制在接待室，用尽各种污辱手段，辱骂、抽耳光、鞋子捂嘴。杜志浩甚至脱下裤子，用极端手段污辱苏银霞——当着儿子于欢的面。一名工人看到这一幕，找人报警。民警来后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便离开了。看到警察离开，情绪激动的于欢站起来往外冲，被杜志浩等人拦了下来。混乱中，于欢从接待室的桌子上摸出一把刀乱捅，杜志浩、严建军、程学贺、郭彦刚四人被捅伤。杜志浩最终因失血性休克死亡。”
这是很多媒体争相报道的，版本颇多，其中原由也各有说辞，但重点很明白，“杜志浩等人当着儿子于欢的面侮辱其母亲，于欢为保护母亲挥刀相向。”结果是:“法庭以不构成正当防卫为由，于欢因故意杀人被判处无期徒刑”。
很可惜，这算得上是无知法典的判罚，刻板木讷，且法官有着自己的理由，因为你总不能跟拿着一大堆法律法规的法官辩论法律，在他们翻阅法典的时间，你往往都能想出更好的解决办法。但论及法的起源，这种判决，多少是怠慢了这一神圣事物的，早在古希腊智者学派就曾思考过，法律何以成为法律，具有权利，于是就有了自然法和人为法的概念。“如果说，人为法是建立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大家约定俗成而得；那么自然法乃是人性本然要求，当人的自然性与社会秩序发生冲突时，人应依据更高的自然法而行动，而不论各人所主张的自然者是什么。”所以，自然法在某种意义上，就能说明法律应该保障的是人的本性的、自然的、无可争辩的原始权利。倘若一定要说，中国的法律，完全不源自于西方自然法的思想，中国的法律有自己的起源，我们也必须得承认。因为，为了避免被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我们多少是要说些违心的话来，一来是看起来像个好人，二来是不给人抓了把柄，借用他人一句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你很难想象，坐在法官席上的是黑的还是白的，从一张故意表现正义的脸上，你永远不可能读出其他罪恶的味道，大腹便便的法律，往往富得流油，这是人们早就习以为常的事情。
所以，不能从西方的思想来批判中国的法律，因为，老实说，很多人自己都搞不清楚我们的法律是一种怎样的法律，或者说法律本身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使用的人，和使用的时机。
因此只能从传统上找出路，看看孔孟之道能否有所益处。单就“辱母杀人一案”类似的情况，孔子有过很令人欣慰的观点:《礼记·檀弓上》记载：
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
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
看看吧，孔子的意思就是——这种情况就得撸起袖子跟他干。
所以，不知道这种传统的思想有没有体现的今天的法律之中。在这一点上，不是专业的法理研究者，所以不好妄下论断。
但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法律本身在这过程中表现出了怎样的难以理解，当下知识分子的态度却让人很迷惑，什么算是知识分子，是受过教育的人，还是指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并且有一定身份地位及影响力的人，诸如科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大学教授，知名设计师，建筑大师，法官，政府干部……我想真正的知识分子，除了有一定教育经历，身份，地位，影响力，更多的他们应该是有良知，嫉恶如仇，有权利，能够捍卫正义、人性与善良的一群人。
当下的情况，似乎并没有看到知识分子发挥权利的身影，或者说，只有部分知识分子在含沙射影的表达自己的见解，这会是这个时代的现状么？
早在100多年前，施剑翘为父报仇刺杀孙传芳一案，我们就能够看到，真正的知识分子该有的权利和作为。当年施剑翘因为其父遭孙传芳无辜杀害，卧薪尝胆十余载，终将孙传芳刺杀，以报杀父之仇。杀人后，施剑翘主动放弃抵抗，自首警局，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当然，如今来看，姑且不论其历史功过，重点在于当时政府对施剑翘给予的判决——“替父报仇，人性之本，法不追究，无罪释放。”
很难得，在当时军阀混乱的局面中，能有如此合人伦本性之判决。毫无疑问，在这其中，当时的知识分子，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案件审理期间，当时多位有名望之人，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均联名署信，致当时之政府，替施剑翘请愿求情，以下稍微节选了信中几句，也足以看到当时知识分子该有的公理与气节:
“桐城县教育会常务干事张起元等致国民政府呈:
施从滨之女施剑翘为父报仇, 枪杀孙传芳, 当场立即自首一案, 经天津地方法院判决, 依照普通杀人罪判处十年徒刑。这个判决对报仇和自首两个因素都没有充分采纳。此事关系到全社会的共识。报纸刊登之后，各界舆论异常重视。因此向您略述薄见。
孩子为父报仇，古籍上的记载不可胜数。虽具体主张各不同，但大都从具体情况出发，赞叹这种志向，宽容这种做法，从没有断然否定的……《春秋公羊传》上说，父亲要是无辜被杀，儿子可以复仇。《周礼》上说，符合法度的杀人，不准被杀者的亲属报仇。这都是跟施剑翘的案子非常吻合的。施剑翘为父报仇无可争议，这是应该从轻判决的理由之一……自首减刑是所有法律的通则。施剑翘枪击孙传芳后，当场大呼为父报仇，立即散发传单，立即用电话报警，电话不通，立即请人代报……这说明施剑翘蓄意复仇之日，早无希图逃罪之心。按古代法律，亲身报官或请人报官的都算自首，何况施剑翘甘愿就法，无意逃刑，这是人所共见……施剑翘自首情节无可争议。这是应该从轻判决的理由之二。
运用法律贵在不忘初心。刑罚的目的是教育大众。如今的社会，道德衰颓，读书人不孝顺，老百姓混日子，喧嚣浮躁，污言秽语，相习成风。像施剑翘这样，具有无畏的精神，敢作非常的举动，当场奋身，则英风凛凛。事前送母，则孺慕依依。坚定不挠，神情不乱，英雄儿女，可泣可歌。往小了说足以报答亲人，往大了说足以报效国家。即使不是自首，也该从轻发落，更何况明明是自首，而且手续完备。尊法之意，足以抵犯法而有余……希望您能核查，依法重新审理，从轻减刑，并请法外施恩，予以特赦。这可以让孱弱的百姓挺起腰杆，让玩劣的歹徒看到正义，让腐败的风气得到改变……
冒昧陈词，无任惶悚。
谨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
桐城县教育会常务干事张起元
教育局局长朱伯健
女子职业学校校长姚慎思
桐溪女子小学校长吴竹其
桐城中学校长方琛
财委会委员长崔腾伯
桐城县商会委员张松祖
公民方守敦、郑辅东、吴汝澄、姚佐清、叶芬、方彦忱、吴复振等”
在当时动荡不安的时代，知识分子尚能以知识为权利，为戒尺，以求公理，正义。“往小了说足以报答亲人，往大了说足以报效国家”，这才是知识分子该有的视野，不能追究于法理，更应关乎于伦理本性，人心所向。同样，当时的政府也能考虑其理，通达人情，谨慎判决。实乃公平之幸。
为什么到如今，政通人和，诸事安稳之时，面对“辱母杀人一案”，仍然能有法官，通读法典，只字不落，做出“不构成正当防卫，罪名成立，无期徒刑”之虚妄判决，要知道，这一纸判决不是一出儿戏，更不是一顿饭，一层关系，可以解决的。倘若，结局以此盖棺定论，实乃法之不幸，国之不幸。
而如今的知识分子，诸位学者，法官，各领域有名望，有气节之人，更应该详诸考虑，直面良知，众志成城，以求公理。
这不是要利用舆论争得一个胜负，也无关政治，只是在任何一个时代，知识理应比法典更入人心，知识本身即是权利，不是要一个正直的法官，而是应当以知识的权利还公民一个公道。
如果知识输给政治，是时代的不幸，但倘若知识分子输给政治官员，那么则是民族的不幸。不能指望一个缺乏良知的法官政客能给一个民族带来文明和希望，他们自身本就束缚在契约之下，凡是能够分出利好的都被明码标价，写在契约上，法官翻开法典，根据价格高低，就会有不同的判决，这是滋生腐败的沃土，公堂之上约定俗成的规矩。
单就“辱母杀人一案”知识分子理当挺身而出，这不仅是对自然法赋予的人类本性权利的捍卫，更是对知识本身的坚守。
因此，对于涉事的杜志浩等人，当以知识的权利呼吁，望其给予公正的判决，重点在于其下:
其罪一:杜志浩等人涉黑，本身即为不法之徒，不守法之徒何以为法情，固应详究尔等之罪，彻查到底，严惩不贷。
其罪二:杜志浩等人涉嫌拘禁自由人，危害人身安全，罪责必究。
其罪三:杜志浩违背人伦，罪当死，不言轻，其父母养教之过，当共罚。
而对于为母报仇的于欢，我们更应该有着清醒的认识，究于人伦，兼顾法理。
其一于欢属防卫过当杀人，为母报仇，孝勇并存；其二于欢直面罪责，无逃脱之意，固当决无罪，理应褒奖。以匡扶正义之举，彰显公理之情。
当然还有必须值得深思的是，在这其中当地官员警务人员的所做所为，是否符合其为国为民的身份，是否对得起他们手拿的饭碗，身穿的制服。这必须是要追究的，并且当给民众一个公正透明的解释。
倘若万事皆能草率，何需法庭判官，“辱母杀人一案”也恰恰考验了中国当前的司法制度，同时也考验了知识分子理应扮演的身份。
不得不承认，社会的管理是一个无法面面俱到的工作，加之国情的现实，因此像是“辱母杀人一案”绝不仅仅是一个个案，而是它恰好被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中，所以才引起舆论的声讨。可以说，在被人称为“小人物的无奈”的底层群体中，还有多少的心酸往往都还隐藏在当前巨大的平静之中，这是一个或多或少很不正常的状态，湖面平静惬意，湖底“暗流涌动”。
当有一天你不能指望所有的警察都能惩奸除恶。
当有一天你不能指望所有的法官都能公正判决。
当有一天你不能指望所有的官员都能安守本分。
那么那一天，令人寒心的不是饱受痛苦的公民的生活，而是整个国家和民族虚无缥缈的未来。应该说，公民真正需要的，不是国家能给予多少财富，而是在生命和尊严受到损害时国家能给予多少公正保护。
而这正应该是当前知识分子所急需要关注的，当法律无法处置不公，知识就应该行使权利，这并不是要推倒法律，而正是在保护法律本身。国家是有阶层的，但知识是无差等的。知识分子理应担负时代的重任，在任何不公、丑恶、罪恶面前守护人类至善的本性与高贵的公理。最后借用著名知识社会学家曼海姆一句话作为结束，诸公共勉——知识分子作为现实社会的“守夜人”，面对现实社会中的各种丑恶与黑暗，理应以精神教化和意识形态批判来为人类迷途导航，呼唤人们从漫漫黑夜中走向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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