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农历春分。
春分，太阳由南往北刚好穿过赤道，阳光在赤道垂直射向地面。
连续下了五天的雨，到春分这天，晴了，阳光明媚。
舂分也意味着春天过了一半，春寒料峭的冷也差不多了。在春天的阳光里，享受着温暖。
上午时同学发来了正在下雪的视频，山西正在下雪。
晚上，转发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少年朋友做完作业后要和我谈在时间维度上能否回去的问题（是否有非矢量的时间），而我也搞不懂，刚刚看完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是很多年前我去广州拜访一个朋友后到购书中心买的，以前看过一次，有些印记，这次和朱东润先生《张居正传》和孟森先生的《明义讲义》总到一起来看，也就有了新的内容。
大明国是一个帝国。帝国的含义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是皇帝家的天下，官僚和百姓是皇帝的臣民。
中华的帝国时代开始于秦（公元前221年），终于清（公元1911年）。在两千多年的帝国时代，无一皇帝不想帝国始终掌在其一家之手，奈何前人栽的树，“种下龙种收获跳蚤”的后人去拔根，帝国好一点的命运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差的混战于野，逐鹿中原，不过几十年。
帝国每一次的换代，都意味着每一次的先进性。开创之初，把国家的行政架构和制度施于合理化，这种合理化是寄托在帝国万岁的基础上。但帝国总犹如春天的花一样，从含苞到待放，止于结果，然后再由他人来摘下果实中的种子，抛弃果壳，重新下种来过，然后往复。
少年朋友和我讨论时间的时候，我想到时间呈现于自然万物的生长轮回，有没有如大山一样的千年不去轮回的呢？同样，帝国可不可以跳出轮回，真的做到万岁呢？历史上好像还没有。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是从大明帝国万历皇帝登基后的十五年，也就是1587年，通过这一年大明帝国的几个关键人物的命运关系和政策来剖析大明帝国衰败命运的必然。
《万历十五年》中讲到的几个关键人物有皇帝万历，首辅申时行，世间已无的财政改革家张居正，青天和清官双重象征的海瑞，抗日第一人戚继光，还有生活在道德和人欲中自我矛盾的学者李贽，这几个人物出场，闪耀着大明帝国衰亡之前的最后一道晚霞。
优秀老师教育出来的皇帝，深得中庸的首辅申时行，充满改革激情的帝师张居正，个人道德楷模的海刚峰，帝国历史上首次提出协同作战并击败倭寇的戚继光，还有朝廷里无数双眼睛的监察御史和给事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精华的团队，没有理由不做好帝国的事业。
但是，结果往往和人的意愿相反，精华人物之间都想着自己的抱负，以道德伦理去评判国家的行政，造成无休止的牵绊，开启了帝国的衰退之门。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国时代，我们看到行政架构从决策和行政分立到合并的变化，人才升迁从推举到科举的变化，但是有一种内在的东西一直没有变，那就是从汉朝开始贯穿于帝国政权和社会之中儒家所倡导的道德伦理。
帝国得益于孔子的儒家学说，儒家学提倡的仁义道德让没有商业冒险精神的农耕社会得以长时间的稳定，大家感恩于皇帝，不管是谁当皇帝，那怕是一个傻子（晋惠帝），百姓都会去忠诚，尽臣民之任。
孔子的学说里要求读书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读书人总以为皇帝的天下是自己的责任，然后操天下之心不已。
在大明国时代，和前朝一样，读书人苦读《四书》《五经》，然后靠它从中举人（大学）到进士（研究生），一路走来。他们是农耕社会里最有知识也是最优秀的人才，进入仕途后，以“治国平天下”为已任，但最初担任的多是七品的给事中或者监察官，这些人没有决策权，基本上做些补阙，拾遗等活儿，相当于高级文员，给老板誊抄文件，或者是监察其它官员。
职位不高，接触的却是帝国最高等级的公文，誊抄或者监察之余，以已心度之，会有自己的想法，便不顾一切的上书臧否。
这本不是他们的职责。
行政的决策，自有人去负责议定，但超出职业分工的范围，是僭越。操天下之心的高级文员，不合则以道德为砝码，寻找一切个人道德上的漏洞，去攻击帝国的执政者和其行政，让其颜面尽失，自动下台。这实际上是以个人的道德为代价，来挟持行政。（在此处不禁让我想起了做局构陷的区伯嫖娼案），
当读书人“治国平天下”的责任心比皇帝还皇帝，比首辅还首辅，以道德为已任，当廷妄议成为高尚的楷模时，就会前赴后继，在大明帝国尤其为盛，而且成为一种攻击异见的工具。
“他们的理想是，精神上的领导力量可以在皇帝的宝座之外建树。他们从小熟读《四书》和朱熹的注释，确认一个有教养的君子决无消极退让和放弃职责的可能，需要的是自强不息的奋斗，这些以君子自诩的人物，不论在朝在野，总是标榜自己的品德，而指责和他们不合的为小人”（黄仁宇《万历十五年》P82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版）
“御史和给事中只检举对他（张居正）不利的人物，不纠察他的行政，这种情况使他们与特务警察无异”（黄仁宇《万历十五年》P72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版）
“有人的却正好把这危险看成表现自己刚毅正直的大好机会。即使因此牺牲，也可以博得舍生取义的美名而流芳百世”（黄仁宇《万历十五年》P9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版）
“大小臣僚期望他（张居正）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黄仁宇《万历十五年》P98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版）
“一方面，这些熟读经史的人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发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以自我牺牲为自诩，一方面，体制上又存在那么多的罅隙，给这些人以那么强烈的引诱”（黄仁宇《万历十五年》P95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版）
“身为天子的万历，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他的权力大多带有被动性，他可以把他不喜欢的官员革职查办，但是很难升迁拔擢他所喜欢的官员，以致没有一个人足以成为他的心腹”（黄仁宇《万历十五年》P9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版）
只能说，行政和监察的职责分工不明确，监察可以提出意见与改善措施，有意见而无解决之方案，是挟有私见，有意见无措施再去阻碍行政，这是无疑是制度上的缺陷，但这种行为在大明朝的官场是被视作道德忠诚的象征，极易引起文官的共鸣，形成合力。
读书人读的《四书》《五经》，想的是抱负天下，合则留，不合则去，以实现个人目标为理念，缺乏的是职业概念和职业精神。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有很长时间是负责去统筹公司的生产安排，我也曾发现，不管是什么原因当我将某项工作计划下给生产部门时，生产部门首先站会在自己利益的立场上去讨价还价或者是反驳，犹如大明朝的给事中，他首先想到的不是去执行，不是想着办法去完成生产计划，而是不能完成的后果，以此为出发点去质疑安排的合理性。执行者僭越成为决策者，执行者总把自己当决策者去考量任务，而不是执行，这就是“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在每个国人的心中的生根。
这叫做职责不分。
职责不分和僭越职位是制度上的问题。
一株苹果树，长得高，花得好看，这叫道德，结不结果都在其次，不是读书人关心的问题。
帝国的时代，不论是大明国时代，还是大汉国时代，还是大唐国时代，或者大宋国时代，开国的制度也是好的，道德一直坚持，行政的也是精英，但为什么都没有坚持下去，被先进性替代了呢？
不难发现其中有很多问题，皇帝继承人的问题，官僚问题，经济问题，但究于一条，还是制度的问题。
帝国的制度，皇帝集决策权和行政权于一体，制度出于皇帝，却将皇帝置于制度之外，皇帝开违制度之先河，无人能制，读书人唯以德尽忠。
但是，大明国的读书人，也不完全是大明国的读书人，基本是贯穿整个帝国时代的读书人，想的多半是以个人的道德去补国家命运的锅，最不能提起的就是制度问题，这是关于忠诚不忠诚的事情，也是满门抄斩株连九族的下场，所以这些以“治国平天下”的读书人可以补锅，但是闭口不谈制度的问题。
道德和制度，首先选的是道德，忠诚，仁义，至于制度，攸关帝国的命运，那是一条不能逾越的红线。祖宗的制度合理化和先进性是写在史稿上了，有提起制度的问题，就是要去杀他的祖宗。
道德可以作为一种参考，但决不是补制度之漏的铁片。
道德是一种私人的属性，你下班去唱个KTV自己掏个腰包叫个美女，这是你私人的事。但是如果你从叫个美女开个发票，或者让他人掏腰包的话，这就不是道德的问题了，而是制度的问题。
“他（万历）明白了别人也和他一样，一身而具有“阴”“阳”的两重性，有“阳”则有“阴”，既有道德伦理，就有私心贪欲。这种“阴”也决非人世间的力量所能加以消灭的”（黄仁宇《万历十五年》P7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版）
大明开国于朱太祖，其制度不能不谓严，其刑罚不能不谓重，其道德要求不能不谓高，然纵观大明国时代，其行政不能不谓乱，以国事操之于太监，有英宗之王振，武宗之刘瑾，光宗之忠贤；以举国之功尽忠国事而见杀于帝，有英宗弃于谦于市，光宗斩熊廷弼传首九边，熹宗磔袁崇焕于市（一刀一刀的割）。
制度操之于人手，相信于个人的道德，而个人的道德又参差不一，不会个个如海刚峰一样，相反都夹带着个人生存需要的私心贪欲，道德带有私性，而私性又来影响制度的运作，一旦熟练，就会形成了空子，也就是漏洞，时间长了就成了先例，然后先例越来越多，漏洞越来越大，最后补也不能补全了，帝国的锅就碎了。
这就是制度的天下之公和道德的私性之搅和在一起的结果。
所以，以德治国是一句口号式的谬论。
大明国之后三百年，东邻日本被武力以开国，以1868年4月6日，以《五条誓文》于国人
“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上下一心，盛行经纶”
“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务使人心不倦”
“破历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
“求知识于世界，大力振兴皇基”
一个好的制度的设计是有如自然的生态系统，没有坏的物种，也没有好的物种，在所有物种里面，各自有各自的生物链，各自有各自的天敌治理，然后能抛开道德的好坏置于阳光之下，在经风历雨中生长。
不仅是国家，还有企业，制度要优于人个和道德。
缺乏制度，依靠个人的伟大，历史已经给出了最好的答案。
国之事，决于上，而民心取于野。
春分的雪，下得有些冷，想得有点多了。
2018-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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