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距今相去甚远，许多人对司马光这个名字也已模糊。就算听过的一些人，恐怕也多局限于他“砸缸救友”的故事。此事发生于天圣三年，即公元1025年，彼时司马光之父司马池任河南府司录参军，而幼小的司马光年仅七岁，正于府学中接受启蒙。
司马光砸缸
谁知，经过了这件事后，这个孩童的名气不胫而走，渐渐地为世人所知……那么，与司马迁合称“二司马”的一代史学大师——司马光，究竟是什么样一个人？又是如何走上著书之路的？我们不妨来了解一下。
“礼”的观念极深
若问中国古代的文人中谁最重礼？有人会说是孔子。其实非也。真正做到重礼的应是尧、舜、文、周几人。孔子是重礼，可他所处的时代实际上已经“礼崩乐坏”了。那么，处在一个本身对自己来讲并非很好的环境，孔子尽管对周公时代的“礼乐”无比羡慕，可也只能算是隔靴搔痒——弘扬他的一点儿个人思想罢了。因为孔子在行政上并没有当过一把手，而且当时的诸侯国四分五裂，所以他的很多想法很难付诸实践。可一到了北宋，这个士大夫集体执政的时代。只要手握职权，想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可就不那么难了。其中，司马光和王安石毫无疑问是两位最杰出的代表。只不过司马光的思想是礼，而王安石却持法为戟罢了。
先说“砸缸”一事过去没多久，司马光便进入国子监读书，直至十一岁。随后跟着父亲到处游历。司马池有每到一处题诗的习惯，司马光为人子便亲自捧砚。司马光字君实，后人便常以“君实捧砚”来形容儿女之孝顺。其实若从日常生活来讲，司马光才算将“礼”行到了极致。
初见未婚妻时，司马光便说：“治家者必以礼为先”、“凡为宫室，必辨内外……妇女无故不窥中门，有故出中门，必拥蔽其面。”可叹的是，这位张小姐对她未婚夫这一套，竟然奉为圭臬。后来她三十多年居于内室，死后被诰命“清河郡君”，树以贤妻良母的典范。不得不说，这与她丈夫的影响密不可分。
在司马光干政后，不符合礼教的就一棒子打死。王安石在变法中与人争辩，常常一怒之下离去，或者多次指责皇帝。司马光给其写了三封信，说他“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大家都是为了国家的未来而考虑，只不过看法上“和而不同”。他为了百姓，也为了介甫考虑，希望他能废除新法，推行仁政。王安石对司马光的回信很有礼貌，只不过说法上依旧固我。司马光没办法，只得放弃了。
一次，其妻张氏为了子嗣着想，买来一个丫头放入司马光房里，那丫头进去还未说上两句话，司马光便问：“夫人不在，汝来何干？”将其撵了出去。不符合男女交往准则的事，他可一点儿不做。后来新法派欲攻击他，但从生活作风上却抓不到任何瑕疵。
晚年见程颐为了一点儿琐事而训斥哲宗小皇帝，司马光又看不下去了，直言批评他说：历代君王之所以讨厌儒生，就是他这样做才导致的。程颐的理是杀人的，司马光的礼是救人的，这便是二者之间的差异。
“司马牛”与“拗相公”
司马光和王安石一样拗执，一样顽固。王安石上台后为了推行变法，把反对他的人一一“请”出了朝堂。这时韩琦等人也已经有心无力，朝中的五位宰辅相继出现了“生”、“老”、“病”、“死”、“苦”的惨象。于是，作为濮议案中的先锋，司马光又站出来公开挑战他的昔日好友王介甫。
两人的斗争先是从一个小小的刑事案件入手。其经过是这样：
山东有一女子小名阿云，在为母守孝期间，“被”其父私订于韦阿大。阿云闲他相貌丑陋，趁他熟睡，连砍了数十刀，导致重伤。案发之后，阿云如实招供。按照一般说法，如果韦阿大死了，那阿云自然只有死路一条。只是既然他未死，案情便要重新考虑。司马光认为，即使未死，但她敢弑夫这种行径已经是“十恶不赦”了，虽然圣上仁德，免其一死，改为“贷死编管”，但也不应该同情她。王安石则说：“母孝之中订婚，已是不妥，当然无效。此非夫妇关系而伤之，不以弑夫论……”说到底，王安石与司马光的争论就在于“德治”与“法制”间的分歧。在封建社会中，想要实行法制，就得推倒德治。对刑事案件的全方位考虑，王安石这种思想已经很超前了。神宗最终采纳了他的意见。
之后的几年中，司马光只做一件事，那就是不断地上谏，和王安石死磕到底。王安石说：“始终言新法不便者，司马光一人也。”昔日的好友终于反目成仇。可是，即便如此，在司马光心里，安石仍算是一个君子。他品德高尚，不慕名利。至于在学术上的造诣，那就更不用说了。 故而，他只是一时被邪佞“蛊惑”住了。可是渐渐地，昔日好友们发现，王安石宁愿受此“蛊惑”也不愿意清醒。所以便送了他一个“拗相公”的野号。
至于司马光，他在与王安石的斗争中基本上一直处于劣势。一直到元丰八年。三月，神宗驾崩，五月，安石去世。这一对弘扬变法的君臣相继离开了，司马光才得以一展身手。于是，青苗、免役、保甲、保马、水利、将兵、市易……统统被废除。苏轼等人说新法中或有利于民者，应该持扬弃态度。司马光一脸怒火，直接让其闭嘴。苏轼说：“昔日韩琦刺陕西义勇，君为谏官，争之甚力，魏公不悦，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司马光道：“不悦而罢。”苏轼回到学士院直呼：“司马牛！司马牛！”
司马光在性格上可以说与王安石一样拗执，可惜这对冤家兄弟绝不会想到：就在他们去世的四十多年后，他们为之鞠躬尽瘁的那个王朝，终因抵不住金人的铁骑，土崩瓦解了！
十九年来为《通鉴》
要说司马光一生最重视的事，除了与王安石的“较量”，下剩的就是修书了。
此书从宋英宗治平三年开始修起，不过开始时还不算正式。先是司马光觉得作为帝王应该了解历史，读些史书。可惜现存的史书内容上杂七杂八、重复赘述、真假难辨。司马光于是删繁就简，精心雕琢了《通志》八卷，上呈皇上。英宗看了后十分兴奋，让他继续编写。当然，这样一来，就不是司马光一人可以完成的了。
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他先是召集了著名史学家刘颁、刘恕等人。又找了范祖禹、其子司马康作助手。（在此需要说明一下，司马光无子，康为过继兄长之子）英宗对修书十分重视，不仅成立了书局，还对这些作者们以好吃好喝招待。吃的东西皆出自宫中御厨之手，喝的也是御酒，连写字的笔墨都和皇帝日常用品一致。甚至写作也不用纸张，而是用帛。因此不妨试想，中国自古至今最高待遇的作家莫过于此了。
这部大书修修断断，尤其是在王安石推行变法期间，曾一度因工作“肇事”而终止。不过可幸的是，司马光终于以他坚定的意志和顽强的毅力，完成了整部作品。
元丰七年冬天，耗尽了半生心血的司马光，终于将整部书的样稿上呈给了皇帝。神宗看后大加赞赏，赐名《资治通鉴》。很显然，他虽然一直支持变法，期盼富国强兵，摆脱积贫积弱的局面，可是对司马光以史为鉴的思想及学术造诣，仍佩服得五体投地。两年后的九月十五，司马光因病不幸去世。一个多月后，《资治通鉴》在杭州镂版印刷。可惜的是，一代史学大师这次却看不到了。
因此，若评价司马光。从政治上看，他与王安石争斗半生，最终将新法全部废除，实现了自己的主张。然而国家大势，非一人之力所能改变。司马光临死之际，国家仍是一幅贫病交加、政局未稳之态。朝堂上臣僚攻伐，田野里贫民挨饿，西北方虎视眈眈。故而他不能算成功。然若是从学术上看，无论是他还是王安石，两人都是响当当的大学者、大文豪。所以观其一生，那些所谓的政治胜利品，不过是过眼烟云，转瞬即逝，而真正能被后世信仰的，不过是那一章章朴素而深挚的文字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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