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的内容最丰富和精彩,看似有点杂乱,其实是从不同的侧面阐述圣人君子的素养。他其实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自己凭什么可以辅佐齐宣王平定天下。
公孙丑问孟子,设想平定天下的美好愿景,是不是有些动心?公孙丑之所以会这样问,是因为他把平定天下仅仅看成是一项伟大的事功,其实,对孟子来说,更重要的这是一种使命,是本心的必然追求,因此孟子说“我四十不动心。”
不动心其实是一种勇气,就是不被外界因素所动摇。但是不动心的境界是有差异的,北宫黝、孟施舍、曾子、子夏、孔子都是有勇之人,但又不尽相同。
北宫黝的勇出于强烈的自尊,他不会被任何外界的压迫所吓倒,因此睚眦必报,不受一点点屈辱;
孟施舍的勇源自内心的追求,只要是他认为对的事情,就会勇往直前;
子夏不会折服于任何人的傲慢,王侯将相都不在他眼里,他把得失荣辱置之度外,北宫黝接近于子夏。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
曾子非常注重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凡事谨慎,每日三省其身,尽量使自己的本心不受到污染,即坚守自己与自己的约定,内心有一个做人的原则,遇事坚守初心。孟施舍的境界接近于曾子,但孟施舍只做到了守气,而曾子则能守志。
子夏和北宫黝的勇,是战胜他人,曾子和孟施舍的勇是战胜自己。
孔子才是真正的大勇,通过反省,如果发现自己没有守定初心,那么即使面对地位低下的平民,也不欺负他们;反省以后,发现自己没有违背初心,那么即使有千万人反对,也将勇往直前。
公孙丑问的是“动心否”,孟子却大谈“养勇”,动心与养勇是什么关系?孟子所说的“心”是个什么心?且听孟子继续道来。
告子说:“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
不得于言,即不知言,弄不懂对方说话的内含,就不要深究他的用心了,这是一种对外界的保持不关心的态度,类似于庄子所说的心如枯槁,这样自己也就不动心了。
不得于心,即动心,心如果动了,就不要再从意气上去试图克服心动了,即用意志力来克服思想上的动摇,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是借用外力强行改变内心的想法,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是非常勉强的、不可靠的。
勿求于心之心,是他人之心;不得于心之心,是自己之心。
孟子认为,前半句是不可取的,后半句是可取的。他解释说,血气充斥于人体,左右人的情绪,但心志才是气血的统帅,心志是决定性因素,气血是第二位的。因此,不得于心,而求于气,乃是本末倒置。
但孟子并不完全否定意气的作用,他主张“持其志,无暴其气。”坚守初心,坚定志向,不要让气血恣意纵横,任由情绪泛滥。
如果志意坚定,则能产生饱满的热情,能够更好地将自己的志向落实到行动上,志意要转化为行动,有赖于气;反之,如果一个人充满了某种情绪,那就会动摇自己的心志。也就是说,情绪(气)是驱动行为的最直接因素。气有积极的一面,但气容易泛滥,要用志去约束气。
【《孟子》简读之公孙丑篇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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